等待戈多(4)
在海德格尔工作的第一阶段(《存在与时间》是其集中体现)中,这位德国思
想家的兴趣中心是“人的此在”(das Sein der Menschen ,或简称Dasein)。在
30—40年代,《存在与时间》的一些法国读者,包括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在内,
觉得可以把这种关于Dasein的强调同黑格尔的目的论历史哲学和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融合起来,这句名言即他在“费尔巴哈论”一文中所说的:“所有把理论引向神秘
主义的神秘事物,都会在人类实践中获得合理的解决。”海德格尔自己在《存在与
时间》中就强调指出:超越性就是“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本身”。这种强调,在该书
对Dasein的一些高度抽象和极其神秘的召唤中达到了顶点,这些召唤便是:Dasein
应坚决地“闻风而动”,迎接它的历史命运并“选择它的英雄”。 但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到来,以及海德格尔自己在1933年选择的“英雄”(即阿道夫·希特勒)
的惨败,使这位德国哲学家处在了被他自己称为“反复”(或“逆转”)的情势中。
按海德格尔的新认识(汉娜·阿伦特用平易的英语对它作了归纳,这对我们很有助
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本身”现在指的是“管理和统治的意志”,它像“某种
原罪”阴森森地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当他试图原宥它……在纳粹运动中的行为时,
他便发现自己犯有这种原罪”。
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海德格尔实际上力图清除超越性同其他事物的
习惯性联系,其中不仅有同逻辑、道德和形而上学(已在《存在与时间》中受到了
批判)的联系,而且还有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本身”的联系。这一变动,主要反
映在他特意挑选加以强调的一些措词上。现在他强调的不是Dasein,而是Sein,即
“存在”本身。要说明存在本身,他现在觉得需要的不是行动,而毋宁是一种默默
的等待,一种至虔至诚的冥想,如此才从希特勒流产革命的灰烬中产生一个前所未
有的新异教——人类宗教,维持(少许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最机敏的法国读者之
一雅克·德里达后来指出,《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富含光的意象(images of light)
和隐喻,可以令人想起“邻里、避难所、永恒、服务、守卫、声音和倾听的价值”。
海德格尔宣称“人并不决定各个存在是否出现和怎样出现”,《存在与时间》的许
多读者都这样认为。“人”仅仅是“存在的牧羊人”。
乍看起来,“牧羊人”的使命颇有抒情韵味。但一种更阴暗、更令人不安的调
子,也在海德格尔的《信札》中反复奏响。正是这种调子将在福柯的心中引起极强
烈的共鸣,因为透过研究萨德和戈雅,他已知道了一些关于世界的阴暗而令人不安
的看法。一个人,如果既不遵从理性又不采取有目的的行动,似乎就必须准备放任
自己。为放弃自己惯有的抑制力并降身于被海德格尔称作“无思想”的状态,思想
者首先必须“学会存在于无名状态”。这一自相矛盾的任务的完成,必须借助诗和
艺术而不是哲学的指引。海德格尔有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永恒。”但这个隐喻
显然是骗人的。因为存在于萨德之流的语言所揭示的世界里,无论怎样深思熟虑,
都既有可能让人心旷神怡,也有可能让人心乱神迷。“隐匿在回想中”,避开逻辑
和自觉的行动,是“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在理性的范围之外进行了探索,思考
早晚会发现自己既无规则也无标准,既无结构也无秩序,而且直面虚无。如海德格
尔所论,由此得出结论说“存在”和“虚无”是“同一回事”,那是“冒制造不谐
和音的风险”。海德格尔的新思维方式可以导致一种健康的“向善的提升”,但它
同时也可以释放“恶”,释放“疯狂的恶念”和“难以抗拒的作恶冲动”,造成一
些捉摸不定而且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戈雅最有名的蚀刻画中,有一幅的标题曾对
这种危险作过一个很好的概括,这就是:“理性的睡眠使群魔横行。”
“一种被粉碎了的思考”因此可能导致悲剧性的后果。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
札》中,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 ldelin)。他
像尼采一样,在疯狂中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最近的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也默
默地、模模糊糊地在他的话语中留有沉重的印记。)但海德格尔仍用一种特别自命
不凡的口吻,添了一句同义反复的话:“倘若这样的思考幸运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
则此人绝不会蒙受任何不幸。”他就会享受“那种存在可以赠给思考的独一无二的
礼物”。从进入“无思想”状态的“冒险”中归来之后,思想者会发现这个世界一
如既往,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恢复了它最初的神秘(也许还有恐怖)气氛。思想者
这时的使命就是透过“在语言中开出一道道不显眼的犁沟”(就像诗人所做的那样),
来召唤那种气氛。也许在这里播下的种子将会结出果实,收获的时刻尚未到来,但
这时的思想者将成为如何“让存在存在”(let Being be)的一个活样板。
福柯后来说他“对海德格尔了解得不够”。这大概是真的,他关于海德格尔的
知识肯定不如他后来对尼采的了解。但海德格尔的哲学探索鼓起了他的勇气,这倒
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在他1954年发表的处女作里,他以渊博的学识和赞许的态度,论述了一些有关
海德格尔派大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的工作的问
题。数年之后,他又更加热情洋溢地谈论了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
表述的哲学见解。在1966年写作《词与物》时,他欢呼一种“远远摆脱了笛卡尔主
义和康德式分析的思考形式”的出现,认为它“第一次”揭示了“人的存在的一种
状态,思想在那里向无思想说话,并以无思想来表现自己”。多亏了海德格尔(福
柯虽不直接说出他的名字,但明显地指的是他),才出现了“一种关于无思想的存
在论”,这种存在论“使‘我思’的首要地位发生了短路”,促进了对“各种昏暗
的机械论、各种缺乏个性的规定及整个一片阴暗景观”的探索。“现代思想正在”
穿越这片模糊不明的黑夜地带(像萨德和戈雅一样,福柯认为占优势的都是一些黑
暗的意象),“人的他者(the Other )会变成他的同者(the Same)的境界挺进”。
福柯临终前曾吐露心迹,说他在那些年里做的笔记中,涉及20世纪德国思想这
一重大斯芬克斯之谜的内容比任何其他方面的内容都要多:“我还保留着……我在
读海德格尔时做的笔记。那简直是一堆山!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我读黑格尔或马克思
时做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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