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迷宫里(6)
在福柯的故事新编里,存在着纵横交错的两个巨大的神话空间。第一个空间是
迷宫本身,它是“刚硬的、一般人禁止入内的、密封的”。第二个空间,则涉及福
柯的迷宫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格变态,是“和外界相通的、多形的、连续的和不可逆
的”。
这两大空间在米诺托的隐身处并接。福柯写道,正是透过“他的存在”,米诺
托“打开了第二座迷宫:那是为人、为兽也为神设下的圈套,是欲望的纽结,是沉
默的思想。迂回曲折的走廊又开始延伸,除非这座迷宫和第一座碰巧完全重合;头
昏脑涨的人则只好继续探究眼前这个无法穿越的几何图案;这座迷宫于是便同时成
了米诺托的真谛和本性——它从外部囚禁那个人,同时从内部给他带来光明”。
米诺托迷恋于这样一项严格的但又难以捉摸的计划,该计划似乎暗示着神圣的
自由同非人性的兽性会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正是为了实施此项计划,它打开了
那座新的迷宫;而人类在探索此迷宫奥秘的过程中,势必同时和时间与空间发生对
抗,仿佛在螺旋式地向某种“重新发现的本源”回溯。福柯写道:“Chronos (瞬
时/ 克罗诺斯)就是‘生成’和‘重新开始’的时间。Chronos 一点一点地吞噬它
所产生的和它在自己的时间里促其获得再生的东西。这种穷凶极恶、无法无天的‘
生成’(每一瞬间的巨大破坏、对所有生灵的吞噬、将其肢体满世界乱扔),是同
某种‘重新开始’的精确性连接在一起的;‘生成’把路引入这座巨大的、内心的
迷宫”——一座“本质上与它包含的魔怪毫无二致的”迷宫。
在走向这座“巨大的、内心的迷宫”的核心、力图领悟那已由此迷宫变成的魔
怪的时候,被俘获的朝圣者眼睁睁地看着“人的命运……就在[他的]眼前被编织
起来,但这种编织是反向进行的”;命运的各条线索都向过去延伸,把人“经由那
些奇怪的管道,带向他出生时的各种形式,带向使他得以诞生的故土”。但在进行
这一过程的时候,这位行进中的囚徒必须经受最严酷、最令人痛苦的惩罚,而这些
惩罚,乃是那座为隐匿人在出生时的清白无辜而“用残酷构筑起来的迷宫的纯粹复
制”。(该迷宫在这里成了人的无可避免的命运的一个符号——仿佛是说,也许不
是代达鲁斯,而是以历史的形式凝结起来的时间,设计了这座内心的迷宫,这场奇
特的严峻考验。)
朝圣者一路上遭受的种种折磨,使他的清白无辜在痛苦中获得了昭显。终于,
他抵达了第二座迷宫的中心,看见了“重新发现的本源”的“灿烂光辉”。他终于
能够解释他的守护神了,懂得了自己脑门上的那颗“星”是“一种变态的意象,偶
然与重复在那种变态中结合在一起;投在一切事物跟前的符号的偶然性,开创着每
一个形象都将在其间重复自身的时间和空间”。
由于经过了所有这些“内容丰富的冒险,生命将纯然成为它的‘星’的复制品”
——而这个“星”,便是所谓“特别必然性”的独特符号。
在这个“极为神秘的时刻”,当“所有的路都走不通的时候,当我们感到迷路
了,或感到已经到达绝对本源的时候,当我们已处于‘另外一种东西’的门槛上的
时候,迷宫便会突然呈现出“同者”(the Same)来;这便是它最后的谜,它隐藏
在中心的计谋——一面我们可以在其背后找到我们的同一物的镜子。”
这面镜子就放在迷宫中的迷宫的中心。这面“反映着得到了解释的出生的镜子,
本身被反映在另一面镜子里,也正是在这面镜子里,死亡看到了自己,而这面镜子
本身又反过来在第一面镜子里得到了反映……”。迷宫在这里显示着它至深的奥秘
——它是“从生到死转变,是生命在死亡中的维持”。
而且,按福柯在另一个地方所想像的,这个神秘的“内心迷宫”的存在,还暗
示着:在现代社会“骗人的外观”后面,潜伏着一种“由某种反本性的力量彻底改
变了形态的人类本性。”这座包含着“从生到死的转变”的“巨大内心迷宫”,像
萨德的谋杀之城一样,安排着“现代反常行为”特有的空间。作为“一个囚笼”,
该迷宫“使人成为充满欲望的野兽”;作为“一座坟墓”,它“在国家的下面构筑
起一座反城(counter city)”;作为一种极其聪明的发明,它是为引发“所有
癫狂的火山”而设计的,旨在“毁掉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
福柯深知,那些迷宫并不仅仅只是一些想像的形象。它们旨在产生迷惑人的效
果,因此在人类日常事务中也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在中世纪,树篱常被同壕沟结
合起来用于城防工事的构筑。在理性时代,贵族用树篱构成迷宫消遣取乐。而且在
每个时代,作家们都懂得怎样用词语构成迷宫来捉迷藏。一种语言的迷宫也可以把
读者“迷住”从而“俘虏”之,这一点福柯就是从罗伯—格里耶、鲁塞尔和博尔赫
斯那里学到的。博尔赫斯是一名阿根廷作家,也是一个监护人式的人物——他被福
柯视作《词与物》的灵感之源。
因此,迷宫之所以吸引着作家的想像力,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它是一种可以
隐身其间的结构,一种防线,一种战争机器,一种娱乐设施,一种守护神显身的场
所,也是一个人们可以在那里“用不同的方式思考”的地方。它作为一种文学的手
段,同时为人们的自我湮没和自我表现提供了便利。
福柯认为,鲁塞尔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才用心良苦地把他那独特命运的奥秘在
他的书中译成密码,由此把他的散文变成了一座极富个人色彩的、既藏匿又显现的
迷宫。正像鲁塞尔曾向精神病医生所解释的那样,有“被俘虏”的可能,正是这种
快乐的一部分:“明知有些事是不许做的,却偏在私下里干这些事,甘冒受惩治或
至少受正经人蔑视的风险,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同时,在小心翼翼地把个人命运掩藏起来的过程中,连担心自己会发疯的人都
可能加入“理性人团体”——福柯自己就曾这样指出。“透过为藏匿自己的面孔而
写作”,他可以“在一种无个性特征的欲望和一种知识(该知识的规则隐蔽着知识
主人空虚面孔)之间”建立“一个没有语言的联盟”。于是,他便有可能透过自己
的书来表达他关于自己的最深刻的感觉,同时仍旧充当“纯粹的陌生人”——即一
个“不暴露自己奇异特性的人”。
1966年,福柯突然经历了一次奇特的、出乎意料的变形。一些年后,让—保罗·
阿隆不无嫉羡地回忆了这一情景:福柯当时在一片喝彩声中加入了“理性人团体”,
不仅成了“纯粹的陌生人”,而且自相矛盾地成了萨特以来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
阿隆认为,导致这一事态的关键性事件,是《快报》(L Express )刊登了一篇
关于《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70年以《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为名译成英文)的书评。《快报》周刊可谓是法国的《时代》周刊,
专门以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为读者对象。一般说来,它的读书栏登载的都是关于新
近出版的小说和很可能畅销的新书的书评。然而1966年5 月29日出版的那一期《快
报》却出现了新气象。
“存在主义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文章的标题惊呼。标题上方,一幅大照
片占去了四分之三的版面:《词与物》的作者身穿军用雨衣,站在“新艺术地铁站”
的站牌下,厚厚的眼镜片背后射出凝视的目光,一丝微笑在他唇边隐现,一束光晕
在他秃顶上闪亮。图片的说明是:“米歇尔·福柯:人是一件新发明。”
时机成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已于4 年前结束。随着旧殖民体系的消失,法国
的政治气氛也平静了下来。经济飞升,人心思变,存在主义世界观,作为失败和战
争的产物,日益显得过时了。当时正是戈达尔(JeanLuc Godard)、特吕弗(Truffaut)
和法国电影“新浪潮”的黄金时代,列维—斯特劳斯、巴尔特和阿尔都塞已开始着
手改变巴黎知识界的风貌。一个个令人激奋的消息在迅速流传:列维—斯特劳斯最
重要的著作之一——《野性的思维》(Le Pens ée sauvage )在那一年出了英文
版,拉康最初译成英文的几篇文章中,也有一篇登上了《耶鲁法国研究》(Yale French
Studies )的结构主义特刊。全球性的思想市场正在出现,而巴黎,由于存在主义
的成功,已被公认是这一思想市场的时尚中心。
《快报》的书评作者只字未提“结构主义”这一奇妙的术语,因为她无需提及。
读者已经知道时风所向,在密密麻麻的书评文字里,福柯自己思想的微妙复杂之处
只得到平铺直叙的介绍,而未得到任何解释和分析。他的结构主义倾向,也只是透
过作者对“系统”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提及,而被暗示了出来。
“一个重大关头出现了,”阿隆数年后阴郁地评论道,“此刻,一种宣传运动”,
宣扬着一些已被掏空了意义的现象和重要性:开始向高雅文化领域发起攻势:这是
一个“微妙而奇特的时刻;在这里,真的和假的,犹如巴洛克式的涡形饰,相互拥
抱、包容和缠结在一起,一方把自己的矫揉造作传给另一方,另一方则反过来使对
方染上自己的似是而非”。
《快报》这篇书评的读者肯定也弄不明白《词与物》的要害是什么。这是在所
难免的,因为福柯这些年的思想太隐晦曲折,太错综复杂了。这篇书评的作者马德
莱娜·夏普萨尔(Madeleine Chapsal )只能确定地告诉读者,《词与物》的作者
已经“使他的同辈学者感到了震惊”,以及该书“对于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的洞察
力”令人目眩,连“不大熟悉哲学的”初学者读起来都会感到津津有味。
例如,福柯提出了这一观点,即“人”行将消失,“扑哧”一声无影无踪,就
像衬衫上的皱褶被熨斗烫去一样!
这个论断的诱惑力,是任何记者都无法抗拒的。它张狂,大胆,惊世骇俗。它
可能具有的含义,当然不是用五百来字就能解释清楚的。不过不要紧:“一位年轻
人登上了思想舞台,”书评最后总结道,“他报告了一个极好的住处:人的死亡,
同时还有先是创造了人,后来又消灭了他的那个人——即哲学家的新生。这就值得
注意。”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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