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无情(5)
同时,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Frankenstein)一样,福柯还不得不对付他以
樊桑纳大学哲学系的形式创造出来的那个怪物。
福柯的系开出了无数诸如“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斗争”之类的课程,很自
然地吸引了一切类型的持不同政见的人们。他的许多好斗的同事都被当时流行的狂
热情绪裹挟而去了。1970年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 )——她自称是毛派
(和雅克·拉康的女儿)——在公共汽车上,向一些完全不认识的人胡乱分发哲学
学分证书。后来她在《快报》(L Express )上解释说,她这样做是因为她觉得
“大学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虚构物”。
这件事惹恼了共和国总统。教育部长解雇了米勒,并迅速发出通报:樊桑纳大
学哲学学位的持有者不再具备在法国教育体系中任教的资格,由此取消了整个哲学
系授学位的权利。
福柯则诉诸舆论,坚决捍卫他的教学方案和各大学仍在继续的造反运动。“我
们力图创造自由的经验,”他在《新观察家》上解释说。“我说的不是全面的自由,
而是在像樊桑纳这样的大学里的那种尽可能完整的自由。”他指出,法国的哲学教
育长期产生一种阴险的教化作用,创造着一种“政治—道德意识,一种良心上的国
民自卫军”。若按政府所要求的那样保持传统的哲学课程,人们“就会陷入一个圈
套”。此外福柯还说,“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么哲学存在。真正存
在的是“哲学家们”,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论述和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觉得,学生们以初看上去纯属民间传统式的行为试图做的,和我自己力图
在我的书的尘埃中试图完成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福柯在这几个月里的又一
次谈话中解释道,“我们必须摆脱政治保守主义,也必须摆脱……文化保守主义。
我们必须看穿我们那些礼仪的本质:它们是一些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是和我们的
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透过游戏和反讽,用戏弄的方式来超越它们,是
有益的(而真正的戏剧也就在这里);把自己弄脏,让自己胡子拉杂,长发披肩,
让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我们必须把那些在暗中到处
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制度投入“游戏”,予以揭露,加以改造,并推翻之。就我而言,
这正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试图做的事情。”
在这些年代里,像其他同情学生选择的教授们一样,福柯也对他自己教学方法
的某些方面做了些修改。他从未有过地尽力缓和了(如果不是完全抛弃了)他对别
人作品的习惯性关注态度。同时,他继续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讲课,丝毫不去(像
这个时期许多激进教授所做的那样)隐藏或软化他那独特才智的力量和权威。“当
我用教条主义的方式讲课的时候,”他解释说,“我就告诉自己:人们付给我薪水,
是要我向学生传授某种知识的形式与内容:我必须使我的演讲或课程略微适应一下
这种要求,这恰恰就像做一双鞋子一样。我设计一样东西,并尽可能把它做好。我
为此煞费苦心(也许不总是这样,但常常如此)。完成之后,我就把它带到讲台上,
对它加以说明,然后就把它交给听众,让他们拿它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把自己
看作一个制作某种产品并把它交给人们去消费的工匠,而不是一个驱使奴隶干活的
主人。”在实际生活中,福柯并不反对学生对他恭敬,因为学生是学徒,他是师傅。
然而他谦逊地以工匠自比也绝非全是虚情假意:终其一生,他一贯地藐视那种为一
群逢迎的弟子包围的学术带头人角色(这种角色,拉康就扮演得淋漓尽致)。除此
之外,他宁可简简单单地以他自己作为样板,让学生走他们自己的路,而不愿强迫
他们和某种教条保持一致。
尽管如此,要在樊桑纳大学树立一个样板,却日显不易。这个校园一直在动荡
不已,罢课、游行和教室示威此起彼伏。遵照时下流行的一句激进派名言——“我
最亲密的朋友就是我最危险的敌人”,好斗的学生们已将福柯的课定为破坏的目标。
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和左派团结一致,或从房顶上投掷石
块(那是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忍受各种极左派在他的教室
里胡言乱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福柯开始感到(他曾谈到过这一点)自己颇似在夏朗东(Charenton )的萨德
:他在疯人院演出教人们造反的戏剧,结果却促使疯子们对教师本人造起反来。
怎么办呢?福柯的办法很简单:他尽可能少地待在校园里,而集中精力做自己
的研究,去国家图书馆读书。
他的思维活动再次发生新的转折。在樊桑纳大学,他告别了他在《知识考古学
》中讨论过的方法论问题,开设了一个题为“性论”的系列演讲,由此又回到了
“极限体验”的一个领域里来,而全面研究这种“极限体验”,正是他在《疯癫与
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许诺。他还重新提出“伟大尼采式探求”这一指导性思路,
在樊桑纳开了一门关于尼采的课,在此基础上写成“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la gén éalogie, l histoire)一文——他惟一的一篇论述这位最受他青睐的
哲学家的重要文章。
他现在断言:“肉体是Herkunft之所”(Herkunft是尼采用的词,意即“起源”),
是意愿、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但按福柯的描述,这种“起源之所”也是模糊不清的
创伤、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体包含有一幅关于过去事件的
图示,它铭刻在肉体里,形式很奇特。这些事件的痕迹,仅用理性是读不通的,却
能在爱好与厌恶、长处与弱点、快乐与痛苦的矛盾混乱中清晰地见到。然而即使在
这里,肉体仍呈现着一幅令人困惑的图景,如同一片硝烟弥漫的战场。而尼采派历
史学家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仔细审视这一战场,识别出尚能起作用的一切肉体的力
量,甚至那些处于“边缘”的肉体力量。福柯认为,这种审视,事实上是可以实施
的,只是必须运用“一种连自身都能够离解的离解性眼光”。惟有这样一种眼光,
才能够揭示“被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和毁坏肉体的历史”。
由于亲眼目睹了突尼斯学运的惨烈“牺牲”,并在樊桑纳勇敢地参加过战斗,
福柯在1968年5 月后变化了的条件下,似乎感到前所未有的信心十足:他要去直接
探讨肉体在政治和历史中的地位,试着了解它的创伤,改变它互相对立的需要和弱
点的结构。
他曾经指出:“‘做激进派’这件事的实质原因是肉体的;‘做激进派’这件
事的实质原因是存在本身的激进性。”
同时,尽管他深深地卷入了他周围的政治和社会的运动,他的研究却仍旧几乎
完全集中在过去上。“历史学具有比充当哲学的婢女更重要的任务,”他在论尼采
的那篇文章里写道,“它必须是一种关于精力与弱点、鼎盛与衰竭、毒药与解药的
鉴别知识。它必须是一种药物学”——至少在历史学家本人看来是如此。
或者,正如尼采本人在一句为福柯所引证的格言里所解释的那样,“在现在、
在单一的文化中生活,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良方:许多不会在其中适当地
呼吸的有用的人会死去。我们可以借用历史为他们提供空气。”
1970年以后,福柯自己的“适当地呼吸”变得容易多了。从12月份开始,他荣
任法兰西学院教授,由此获得了一个比樊桑纳更高级的讲台,可以更方便地展开对
“伟大尼采式探求”的历史学方面的探索了。
数年来,福柯一直渴望着得到一个与他的才能相称的学术职位——不是在索邦
大学,就是在法兰西学院;数年来,他一直在为获得这一职位而拼命钻营,寻求像
乔治·杜梅泽尔(他本人于1968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一类朋友的关键性的支持。
法兰西学院是法国特有的机构,其起源可以上溯至16世纪。和其他高级学术机
构不同,它不要求成员有文凭,也不向学生授学位,它的本国籍的讲座持有人(总
共约50人)是由教授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旨在奖励法国最杰出的文理科(包括从音
乐到数学之间的各个领域)学者。当选者按要求应每年开出一门课,专门讨论他们
未完成的新作。这些课应向公众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来听,无需注册。
1970年12月2 日,福柯的一些著名的同辈学者、老友和一支青年崇拜者代表团
涌入法兰西学院,来听福柯的就职演讲。让·拉古蒂尔(Jean Lacouture)在《世
界报》上描绘道:在一群“翘首以盼的”听众面前,出现了“一个带象牙色泽的光
头;他的举止像个佛教徒,他的眼神闪着摩非斯特式的狡狯,即使这种庄严的场合,
也不能使他爱说反话的习性有所收敛”。
他的演讲颇像走钢丝,在仪式的要求和他自己思想的表达之间灵巧地玩弄着平
衡。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他的演讲也许是他伪装得最巧妙的一个作品。一位很有
眼力的评论家对此作了这样一个总评:“他用象征的方式,向听众们纵论数百年的
历史,仿佛概述的全然是一些有关真实、合理性和正常性的研究方案。他的声音,
就其讲究格言式省略法而言,颇似贝克特;而就其令人生畏的洪亮音色来说,又很
像勒南(Renan )。”
通过那些“格言式的省略”,福柯扼要地谈了谈自己的“短暂存在,这种存在
为了被抹消,无疑已得到了表白”。他巧妙地提到了某些类型的“话语”可能会引
起的“不安”,尤其是当人们发现“野蛮的外在性空间内的真实”的时候;因为,
即使现代的学识也常常表现出“那些被人们想像成‘邪恶’的权力和危险”,无论
其看上去多么“庸俗乏味”。
他向听众们解释说,对话语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样的礼仪,有可能把这类“权
力和危险”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强加一些逻辑和语法规则;审查某些词
语和论题;规定在某学科内可以接受的各种研究和计划;只认可关于某些选定作品
的某些评论方式;将作者假定为作品的自觉的(因而是负有责任的)、创造性的本
源。福柯指出,所有这些相互间毫无逻辑联系的计谋,都可以被用来“祓除”话语
中的权力和危险,就像牧师们曾试图祓除恶魔一样。由此看来,控制着语言的那张
错综复杂的惯例网,无非是“我们施于事物的一种暴力”,一种“我们强加给它们
的习俗”,一种无意识的、“人们在每一句话中都必须加以调动的推论‘监察’”。
这里,福柯简要地谈到了他对“权力”问题的日益明显的兴趣,并把它同他以
前关于理性的范域和“来自外界的思想”等问题的兴趣联系了起来。他还暗示着,
至少他本人已经透过超越学究式话语,通过再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真实”而充
满野性力量的话语,打破了这一模式。这种话语,如若我们不怕它内在的种种危险,
有可能像古希腊诗人们的作品那样引起“尊敬和恐怖”。通过启发人类用不同的方
式思考和行动,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将它自己融入人类命运之中”。
与此同时,福柯还意味深长地表示希望:除了其他角色之外,他还要做一个学
者中的佼佼者。在演说的结尾,他向自己的前任、他以前的教师和导师让·伊波利
特,表示了一番措词十分得体的敬意。
他的演讲体现了一种悖论(在这方面很像《词与物》)。从它公开表明的意图
看,它具有激进的颠覆性;而从它展示的雄辩和学识看,它又具有让人放心的传统
性。这篇演讲的传统形式,实际上是福柯自己实施的一种“暴力”,其目的是为了
包容(并传达)他自己那不守规矩的“来自外界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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