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2)
关于忒蕾莎这样的人,伊丽莎白有一个说法。她把他们称作金鱼。人们以为它
们很小,不会害人;她说,因为它们所要的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口肉,仅仅“半
半毫克”。她每周都收到他们的来信,他们关心的是她的书的出版情况。过去有一
段时间,她常常给他们回信:谢谢你对我的书有兴趣,但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
时间好好写回信,给你们满意的答复。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她说,在手稿市场,
她的这些书信非常吸引人。打那以后,她就不再回信。
在那垂死的鲸鱼周围,有一圈金光闪闪的斑点。它们伺机钻到鲸鱼的体内,迅
速地满满地咬上一口。
他们到了餐馆。天下着小雨。忒蕾莎让母子俩在门口下了车,然后把车开走,
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有一会儿,母子俩站在人行道上,就他们俩。“咱们现在还
可以溜,”约翰说,“现在还不太晚。咱们可以打个车,到宾馆那儿停一下,拿上
东西,八点半能赶到机场,乘头班机离开。等骑警一到,咱们已经从现场消失了。”
约翰笑着,伊丽莎白也笑了。他们将参加整个活动,那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
过,至少在心里动一动逃跑的念头,也是一种取乐的方式。玩笑、密谋、同谋,这
儿瞥一眼,那儿说一句;那就是他们共处或分开时的情形。他将是她的绅士,她将
是他的骑士。他会尽可能地保护她,他会帮助她披甲戴盔,把她扶上战马,还帮她
把小圆盾绑到胳膊上,把长矛递到她手里,然后退下。
餐馆里有餐馆里的景象,主要是聊天,我们就略去不谈了吧。让我们把目光转
回宾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要儿子把刚才他们遇到的一干人等全都列在一个表里。
约翰应命,把每人的名字和身份写出来。他们的东道主叫威廉·布罗特嘉姆,是奥
尔托纳学院艺术系的主任。评委会的召集人叫戈登·惠特利,是个加拿大人,麦吉
尔大学的教授,著有关于加拿大文学和威尔逊·哈里斯的书。有一个他们称作托妮
的人,跟伊丽莎白谈论过亨利·汉德尔·理查森,也来自奥尔托纳学院。托妮是研
究澳大利亚的专家,她曾在那儿教过书。她认识波拉·萨赫斯。那个秃顶男人叫凯
日赣,是个小说家,生于爱尔兰,现在住在纽约。第五个评委坐在凯日赣旁边,姓
莫比乌斯,现在加利福尼亚教书,并编辑一份刊物。她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说。
“你跟她还挺谈得来的,”伊丽莎白对约翰说道,“她挺好看的,不是吗?”
“我觉得是。”
伊丽莎白想了一下,“不过,难道他们这一伙人不是打击你来着,以为你……”
“无足轻重?”
她点了点头。
“嗨,他们才是小人物呢。大人物不会陷入诸如此类的表演。大人物正在为大
问题绞尽脑汁呢。”
“对他们来说,我不够分量吗?”
“够,您完全够分量。您的不利因素是您不是个问题人物。您写的东西还不成
其为问题。您一旦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他们就可能转而来奉承您。不过,
现在么,您还不是个问题,只是个例子。”
“什么方面的例子?”
“写作的例子,能证明像您这样出身、地位的一代人是如何写作的,就是这么
一个实例。”
“一个实例?允许我抗议一句吗?难道我在写作上付出种种努力,不是为了跟
任何别人都不一样吗?”
“母亲,您挑中我跟您吵架,是毫无意义的。学术界是如何看待您的,我可不
负责。不过,您确实应该承认,在某种层面上,我们说话、写作,跟所有人都一样。
否则,我们都愿意说或写私语了。更多地考虑自己跟常人相同的地方,而不是与众
不同之处———这并不荒谬啊———是吗?”
第二天早晨,约翰发现自己陷入了另一场文学争论。在宾馆的健身房里,他跟
评委会主任戈登·惠特利发生了口角。他俩并排骑在锻炼用的自行车上,展开了大
声争论。他跟惠特利说,如果他母亲知悉,只因为1995年被定为澳大利亚年,所以
她才荣获斯托奖,她会很失望。
“那她想怎么办?”惠特利高声答复道。
“她想让自己成为最好的,”约翰说,“而且这是评委会的如实想法。不管是
最好的澳大利亚人,还是最好的澳大利亚女人,只要是最好的就行。”
“没有无穷大,我们就不会有数学,”惠特利说,“可是,那并不是说,真有
那么一个无穷大。无穷大只是一个构想,一个人类的构想。当然,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最棒的。不过,在我们的时代语境里,我们自己心里必
须明白,诸如此类的一个说法到底有什么含义。”
这个无穷大的比喻让约翰觉得摸不着头脑,但他没有继续追问。他希望,惠特
利的写作不像他的思想那么糟糕。
现实主义者一向对各种思想感到不舒服。它不可能有别的含义:它的前提在于
这样一个想法,即思想不会自己独立生存,只能存在于实物之中。因此,当人们,
比如这两人,需要对思想展开争论时,现实主义者就会被迫杜撰出各种情景———
在乡间漫步、闲聊———在那样的情景中,他们会放声争论思想;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争论使思想“道成肉身”。事实证明,“道成肉身”这个说法很关键。
在这样的争论中,思想没有,确切地说,不可能自由散播。思想被捆绑在那些把它
们说出来的人身上,而且是在个人兴趣的基础之上产生的;而说话者是依照他们的
个人兴趣为人处世的———比如,约翰不想让他母亲被人们看做是“米老鼠”一般
的后殖民主义作家;或者,再如,惠特利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派的绝对主义者。
十一点钟时,约翰轻轻地敲响她的房门。她即将度过的是漫长的一天:接受学
校广播站的一个采访,还要参加他们的一个会议;晚上,她要出席颁奖典礼,还要
在典礼上讲话。
她应付主持人的招数是,掌握谈话的主题,跟他们谈那些在她脑子里反复出现
过的内容。她老是那么做,以至于约翰以为那些内容已经凝固在她的脑子里了,已
经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真相。先是一大段关于她在墨尔本郊区的童年情景的谈话
(袋鼠在花园的地上尖声嘶叫),然后是一小段关于危险的谈话,即中产阶级安全
的想象是危险的。她又谈到了她父亲的死亡,那是在马来亚,由于肠炎。她还谈到
了她母亲在某个不显眼的地方,用钢琴弹奏肖邦的圆舞曲。然后,她又谈起音乐对
她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影响;这听起来像是即兴演奏。她谈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代的
阅读情况(狼吞虎咽、没有选择),随后,她把话题跳到了维吉尼亚·伍尔夫,以
及伍尔夫对自己的影响;她初读伍尔夫的作品时,还是个学生。她谈到了在艺术学
校度过的一段时光,又谈到了战后她在剑桥大学度过的一年半时间(“我记得比较
牢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取暖”),还谈到了她在伦敦度过的岁月。(“本来,我以
为,我可以作为翻译家谋生;可是,我掌握得最好的语言是德语,而在那些日子里,
德语是不受欢迎的。这一点你可以想象得到。”)她谈起她的第一部小说。尽管那
部小说比起别人的作品来要高出一头,但她自己对它作了适度的贬低。接着,她又
谈起她在法国的岁月(“那时很任性”),暧昧地回顾了一下她的第一次婚姻。最
后,她谈到自己如何带着年幼的儿子,即约翰,回到澳大利亚。
总之,约翰边听边断定,这是“匠人般的”表演———如果我们还能用“匠人
般的”这个说法的话。这番表演吞噬了几乎一个小时。伊丽莎白似乎故意要这么做。
最后只剩下几分钟了,她用来绕着弯子回答那几个以“您认为如何”开头的问题—
——她如何看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妇女问题、土著人权利、澳大利亚小说等大问题。
约翰在她身边时近时远地生活了将近四十年,仍然并不确切地知道她对这些问题的
看法。确实不太清楚;不过,谢天谢地,他不是非得要知道。因为,他怀疑,母亲
的思想跟大多数人的一样,没什么意思。一个作家,不是思想家。作家和思想家。
粉笔和奶酪。不,不是粉笔和奶酪,而是鱼和鸟。但伊丽莎白属于哪一类呢?鱼还
是鸟?她何以为生呢?水还是空气?
这天上午来采访的主持人是专程从波士顿赶来的,是个年轻人,伊丽莎白对年
轻人往往很宽容。但这一位是厚脸皮,没法把她糊弄走。“请您说说您主要的思想
是什么?”
“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
这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反驳,采访者乘胜追击:“在作品《爱可尔斯街的房子》
中,主人公马伊蓉·布卢姆在她丈夫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之前,拒绝做爱。您说的是
否是这样一个意思:在男人们努力取得受人敬重的新的身份之前,女人们应该跟他
们保持距离?”
他母亲瞥了他一眼。她是在用一种滑稽的方式,向约翰求救!
“你这想法有点意思,”伊丽莎白嘟哝道,“当然,至于马伊蓉·布卢姆的丈
夫这个个案么;要求他费力去取得新的身份,是特别过分;因为他是一个———我
说什么好呢?———一个身份不确定的、有许多化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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