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故事开始发生前不久,《事物》杂志在它的《社交世界》栏目里刊登了我 的一幅照片。 那是幅矩形照片,横贯整个版面的通栏。我微笑着面对相机,昂着头,上装时 新,几个手指从我漂亮夫人克劳迪娅的肩后露出来。形象不错,自然又潇洒,属于 那种会在摄影师面前露脸的人。我系着领带,头发梳理有致,一颗有十五年平静生 活的婚姻戒指套在我的无名指上。我身旁是克劳迪娅、我的搭档爱德华多和他的夫 人,米拉格罗斯…… 四个人都看着镜头,手捧威士忌酒杯,微笑中洋溢着亲切的矜夸,仿佛我们是 那天晚上最幸福的伴侣而终于获了大奖似的。 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餐,克劳迪娅把带有这张照片的杂志递给我。我的小姨子 不久从办公室打电话来。“你们看着挺有气质的,”她说。我的照片比那页上的其 他照片都大,我挺高兴,但并不感到奇怪。 当时我看了半天,觉得挺不错。说实话,生活阅历对我挺关照。我当时四十二 岁。月收入九干美元。体重八十公斤,对于我这个一米八二的个头儿来说也合适。 我每天到健身房锻炼一小时。另外我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上百名很好的顾 客。我得做很多工作,但是在办公室也能得到很多帮助。那时候有个朋友以指责的 口吻对我说,我显得越来越得意了。 当律师本来就是我的天赋。在学校里,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是《日常 生活中的权利》。那篇文章的主题思想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甚至爱情和友谊的关 系,都建立在一种默契的基础上。父母、子女、夫妻、恋人、朋友、兄弟姐妹,无 须说明,都对自己的行为达成了一种协议。习俗建立了这种协议。如果谁打破这种 约定,如果谁以某种不同于当时的方式行事,他就背叛了对这种关系的承诺,也就 破坏了这种协议。法律基于人际关系。至少那个时候我这样想。孩提时代我就不仅 喜欢法律,我还幻想能够写作。有一次我还写了一本冒险加浪漫的小说。 几个星期前,我开始想到我已经坐失的写作天赋。 我想到写作是因为我现在想讲这个故事。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看不到本书 读者的脸也可以掩护我( 一个已经签约的作家,要把他可恶的风格和他的名字放在 本书里) 。 我就叫阿德里安·奥马切吧。不过有些人会猜想我是谁。他们会认识我或我妻 子克劳迪娅。我妻子克劳迪娅。 叫她这个名字有点新鲜,就像叫个怪人。她那字母起伏的名字让我想起彩虹的 样子,或者至少二十年前,在一个庆祝活动上认识她时,我是这样对她说的。恭维 显得愚蠢,但却让她觉得风趣。 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个年代,克劳迪娅称得上是陪伴典范。她衣着得体,陪我出 席酒会,很快就成了其他律师夫人的朋友。 你不可能有比她更好的妻子了,岳母常这样对我说。 她说得对。克劳迪娅凭她的衣着和举止,总会给朋友和熟人们留下好印象。她 常常在家里举办长时间的精美晚餐,餐桌上布满了大盘的肉、沙拉和甜食。一些大 律师——像穆尼斯、普拉多、罗德里戈——在我家一直呆到下午,临走时总是和我 们拥抱告别。同样还有些政治家:费雷罗、洛德斯.弗洛雷斯,贝朗德本人有时候 也来。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喜欢让我的女儿们在家里见到他们。我们有俩非常值得崇敬的女儿( 提到她 们,我现在想到应该用这个词) 。 现在,大女儿阿莉西亚在天主教大学学习法律。她很高兴地肯定自己有这方面 的天赋。她会像我一样成为律师。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姑娘( 并不是因为我是她父亲 才这样说的,你们会理解的) 。她还处在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年龄,不过同比她大的 孩子在一起时,她还是那么可爱,甚至可亲。不是我夸张,她是智高一筹的人。小 女儿露西亚像她姐姐一样聪明。露西亚是个善感的女孩,生来爱幻想,还有些天生 的恐惧,比如害怕黑暗和蜘蛛。她有丰富的想象力,而且需要亲热,所以她总是给 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和笑话。她有活泼的眼睛、迷人的头发和修长的腿,是我见 过的最美丽的姑娘之一。她喋喋不休就是为了在三个比她大的人中间努力显示她这 个小人儿的存在。 露西亚特别喜欢吉他音乐,总是和那些女孩们一起关在她的房间里听库尔特· 科白因的唱片。她满十三岁后,我给她买了个低音吉他。好在这个乐器并不是特别 吵。另外我们在圣依西德罗的五百平方米住宅也足够让我们每个人,包括两个清洁 员、一个厨师和克劳迪娅的司机,可以远离她那琴弦的美妙乐声。 露西亚不弹奏音乐的时候,就常和我在一起。她给我讲小故事,倾吐她和她的 朋友们的问题,她常要求吻我一下和拥抱我。这种拥抱至今在我的记忆里都是最珍 贵的。我怀念那些时刻,因为我想,随着所有事情的发生,它们现在已属于遥远的 时光。那时候,我的女儿还拥抱过另外一个男人,而他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我妻子克劳迪娅继承了她母亲的巧手,换尿布,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化解她们 的抱怨。她读过有关七至十岁和十一至十三岁年龄段儿童行为典型特征的书籍。岳 母就是一视同仁地关爱教育她的女儿们的,让她们以一种坚强、道德意识和对他人 的理性关爱的交织性格走向社会。克劳迪娅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阿莉西亚和露西亚。 此外,她的教育方式也得到了我们殷实经济基础的支持。由于我同客户们的良好关 系( 只能这样说) ,我的工作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 另外,岳父岳母靠他们在工厂多年的工作已经积攒了一笔钱。岳父请我们外出 度假时总是令人不可思议地慷慨。他为我们支付最豪华的饭店,为我在酒吧开了个 账户,还为孩子们买礼品。加勒比群岛是他们喜欢去的地方,结果有几个冬末,克 劳迪娅和我都是黑黝黝的。 我很少能够抵御虚荣心的影响。我喜欢家里井井有条,有个和蔼可亲、又善解 人意的女主人,几个在学校里善学又用功的女儿。我喜欢穿得好,我说这个也没什 么不好意思。不过,我喜欢的这个,也是看时候……也就那个时候( 现在我觉得那 个时候已经显得很遥远了……) ,我是说,一个厄运包围了我,一只扼在我喉咙的 手使我难以动弹,即使是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从早晨起床、梳理头发、穿好衣服, 直到其他所有事情:开始这一天,开始一天的嘈杂,跻身于职责的长廊,逐步努力 穿衣服和刮脸,设计穿戴,变成了绅士,在客厅里走出第一步。 也许是那种皮肤上的沉重感,那个已经扩散的悲哀,造成了我的梦境。并不是 忧郁的梦,应该说是明亮的场景,我在里面释放我要做点激烈事情的欲望。 这是我那段时间里常梦到的情景。我赤身裸体。我意识到我是在岳父的家里, 在丰盛的晚餐上,是个宴会。岳父看着我微笑。很多西装革履的人在享用酒会的食 品。突然我手里多了个东西。是什么? 是瓶调味番茄酱。我打开瓶盖,却把调味番 茄酱撒在餐桌上。白桌布被染红了。岳父没了微笑,可他的客人们却为我的做法叫 好。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瓶调味番茄酱。是手枪。一支手枪。我觉得使用它是再自 然不过的事情了。我向每一个在场的人开枪,他们大笑着死去。最后我对自己的太 阳穴开了一枪。我醒了。梦结束了。 虽然有点怪诞,可事情还挺开心的。 还有个反复的梦。在岳父家人的掌声中,我在他颌骨上拍了一下。掌声停止之 后,我又拍了他一下。如此这般,反复几次。 这种冲动就像爆炸时发出的火焰。冲动产生时,我对自己感到疑惑,觉得自己 可笑。可我总是沉湎在这些景象里,还带着点快感。 大概我说得过分了。并不是这样。我对家庭、工作、熟人和朋友都感到很满意。 我觉得我对岳父也挺满意的,他总是请我们一道去旅行( 我已经拒绝很多次了) 。 我喜欢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对面就是游泳池。我为接待朋友们感到骄傲和高兴。我 没有理由去做任何事情来反对围绕在我周围的坚实壁垒。我的成就是一副安定剂。 应该始终如此。 我衣着的华贵就是我在社会上所作所为的印证。我从容清晰的声音总是给谈话 蒙上柔和的色彩( 有一次克劳迪娅以赞美的口吻这样对我说) 。 直到几年前的一个早晨,一切都改变了,那是母亲去世的那天。母亲的去世也 许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她的病拖了很长时间,所以那个时刻来临时,我早已想到了。然而这个消息还 是让我陷入悲伤之中,不能解脱( 谁还有什么最终不能解脱的吗?)。 那天早晨,她的护士诺尔马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她的话仿佛击打了我的 全身。“夫人已经昏迷了,先生,当时我正在厨房,忽然感到一个声音,我跑向卫 生间,发现她在地上,我找到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她刚刚洗完手,她最后一直在 洗。” 我曾多次想象,她一人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她蓝色的睡衣,修长的身材, 高耸的肩膀——直到倒在地上。我仿佛听到了她身体发出的声音,先是一声粗闷的 撞击,然后胳膊和衣服垂下,一直寂静,直到别人发现她。 我赶到母亲家,只是为了看看她是怎么走的:松软的身体裹在睡衣里,腿交叉 在地砖上,嘴角下垂,带着惊恐的表情。 小粉刷已经从她手里脱落,掉在一个角落里。这是她在世的最后一次修饰,她 刚刚梳完头发。这是个富有魅力的遗体,已准备好接待前来守灵的人。我抱起她, 想跟她说话,可尽管我接触死人的经历不多,我也意识到,我抱的不是一个身体, 而是一块肉。她的脸像被施了巫术。我叫了救护车,而这仅仅是履行程序而已,是 一线希望的机械表示。我手里感觉到她睡衣的布料,她皮肤的余温,她面颊的惨白。 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年,悲痛一直挥之不去,还有我过去和现在对她的崇敬……我对 她的崇敬、尊爱、感激,也许感激,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所有这些都伴随着我。 母亲是以一种战略的快速去世的,没有任何仪式,没有告别,没有声明,没有 家庭会议。她的遗嘱早就准备好了。 她曾不时不动声色地低声托付我一些小事情。 “我的衣服和鞋,你喜欢的可以留下。剩下的就送给西夸尼的卡门教派教民。 我把家里的桃花心木大座钟留给你。等事情都完了,你可以把它拿走。” 从来没有过做作的宣讲,而总是在上车时或者电话里告别之前给予中肯指教。 在她还未改变话题的时候,我常对她说,你别这样说。她已经对我说了。她很平静。 在医院和殡仪馆里,克劳迪娅都陪伴在我身旁。在她帮助下,我通知了亲戚们。 其中最重要,也是最远的亲戚自然就是我的弟弟鲁文,他住在新泽西。 就这样,几年之后,我又见到了他。 我弟弟鲁文。那天下午,我在机场等他,由于悲伤而心神不定。破碎的跑道, 焦急的出租司机,还有两个龌龊的看车人,央求着要给我洗车…… 鲁文从海关出来后,我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 过早形成的便便大腹,渐显的下巴肉,宽宽的大牙。他在新泽西成功的喜悦使 他的肚子大为见长。从机场去教堂的路上,他大声回忆着同我妈妈在一起的情景。 他急促的高声由于呜咽而岔调。“我忘不了妈妈,我忘不掉,听我说,我觉得她正 在跟我说话,我好像看见了她。这些又浮现在我的脑海,听我说。她为我做了蛋糕, 上面用草莓组成了‘鲁文’的图案,我的腿骨折了,她站在我身旁,抓住我的手, 她到学校接我,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甜食。哪个妈妈能做到这样? ” 车里,鲁文坐在我身旁,不时举起双手.发出哀号。 我们到了法蒂玛教堂的灵堂。一看到棺材,他就抱住棺材,摸着棺盖,哭泣起 来。先是高声哭,继而嚎啕。几个亲戚走过去,拍他的身体,还抱住了他。 整个夜晚,他坐在那里,有几次和我站在一起接受吊唁。第二天,他陪我站在 第一排。他不时揩着眼泪。他最后一个离开灵堂,第二天早晨又第一个来到。我呢, 整个晚上向朋友和亲戚们重复着同一套话:“谢谢你来看望,非常感谢,这很突然, 是的,她已经患了癌症,可这次是由于心脏衰竭。” 克劳迪娅一直陪在我身旁,除了由于露西亚哭泣而把她带出去的时候。阿莉西 亚更坚强些。我从远处看着大家:朋友、同事、亲戚,一群群,聊着天,询问着。 我透过我的悲痛、礼貌和力量望着他们,就像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到最后,跟这 么多人说了话以后,我的身体开始疼起来。 一切都很迅速:向墓地缓慢行进,神父最后致辞,在鲜花中下葬棺材。然后是 回程,大家列队而行。那天我向那么多几年未见的人致意……所有叔叔和表兄弟们, 所有的朋友们,所有来灵堂哀悼的人。一个都不少。就像是个典礼。被看望的是我 母亲,而我和兄弟接受大家的拥抱。 鲁文继承了我们父亲的沙哑嗓音、粗糙的双手和酒糟鼻子。某种程度上就是父 亲的再生。他越来越像父亲。侏儒越来越像那个生他的丑八怪。父亲的脸庞以那种 少见的方式拼凑而成:像块石头地,很难想象那上面会有我母亲细嫩手指的触摸。 好像两个人来自于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 一边,母亲低吟的歌声催我入睡,她纤细的身影在早餐桌旁等我。而另一边, 是父亲的狂笑,他生硬的嗓音,还有那指关节光秃的双手。 我的父亲。我已经竭尽全力让我远离对他这仅有的回忆。 他的去世只留给我一缕茫然的遗憾,一种被义务强加的悲痛。前一天,我去军 事医院看望他。我看见他靠在床的栏杆上,胡子很长,睡衣脏兮兮的,正同一位神 父没完没了地说话。 那天,他看见我走进来,坐了起来,张开双臂。“孩子,你来了,妈的,我真 不能相信,你终于来了。”爸爸嘶哑的嗓音,短促的呼喊,睡衣上的脏条痕,瞪圆 的眼睛,高举的双手,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他高举着双手跟我说话,“我做了 多少孽,我们怎么会一直没见面呢,而现在……我有这么多事情要跟你说,孩子们 怎么样? 都好吗? 哦,都好,听着,有点事儿我想跟你说,儿子,你看,如果什么 时候,或者,你看到鲁文了? 不,我没有见到他,好吧,那听着,我想让你知道点 儿事,有个女孩,我偶尔认识的女人,要不,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找到她,反正,如 果行,你就找找她,那是在战争的时候。在万塔。有个女孩儿在那儿。我求求你找 到她。在我死之前。” 他正要对我说什么,一个护士拿着针管走进来,“不,你出去,我正在跟我儿 子说话,有个女人在万塔。” “行了,别说了,让他们给你打针,爸爸。” 别人告诉我,那天晚上他同护士们吵,同值班医生吵,“让我儿子阿德里安来,” 他老是这样对他们说,“让他赶紧来! ”他本来想把输液的针头拔出来,直到他突 然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晨他起了床,要了早餐,可忽然他缩成一团,就一直这样。他死了。 在灵堂里,母亲和我献上一束花,和他的几个朋友说了话,然后走了。总之, 那次我们在那儿呆了也就不到一小时。其他的就是办理安葬手续和接受那些心不在 焉的礼节性吊唁。 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理想主义、伤感、军人的乐观精神和对音乐与阅读的热爱, 也犯下了由这些美德衍生出来的罪恶。她的纯真毁了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让她堕 落。她同外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接触就是与我爸爸相遇。 我的妈妈原来是个清秀、温和、爱幻想的女孩,在贝伦学校接受了系统的教育 之后,忽然在一次庆祝活动上认识了这位海军军校学员,他身着深色制服,制服上 还别着徽章。据我几个姨妈讲,我父亲那故作的英俊青年举止——他的制服,他被 风度掩盖了的粗鲁,他那轻慢的风趣——在母亲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幻觉。这让她 产生了错觉。年轻爸爸带饰带的制服出现在她家门前……随着这身制服,妈妈上了 他的雪佛兰,听他讲海军军校里的训练……你好,贝阿特丽斯……下台阶时,他伸 手扶着她……你看起来真漂亮,美人……今天早晨六点咱们就跳进大海,游了两个 小时……看着下面的世界,那是什么感觉,你在那里看到了那么多的海洋生命,有 一天我要带你同我一起去海底考察。 已故姥爷的愤怒和姥姥的伤心丝毫不起作用。母亲决意与那个军官结婚,他曾 许诺要给母亲美妙的生活,可是据母亲讲,从来没有过美妙。 父亲的唯一长处就是以他谄媚的表象掩饰了他是什么人……就这样一直到他们 结婚,我母亲同他睡在了一起( 我觉得母亲并没有同他睡在一起,只是她看着他在 自己身旁躺下,看着他起床) 。于是随之降临的是酩酊大醉的夜晚,她孤身独守的 早晨,吼叫…… 按照母亲从小被培养的品性,她是个模范离婚女人。 她不说前夫的坏话,因为她不提他。她也不接受其他男人的邀请出去( 尽管门 口不乏激情涌动的情郎) 。也许她的沉默就是对她愚蠢天真的承认。有时候父亲的 名字以某种方式在谈话中出现,她总是随口说出几句得体的话,什么“谁知道他怎 么样,我们但愿他好”。有一次她还托人给他带去一份材料。 母亲全身心地履行了她孤独生活的各项程序——在客厅里听古典音乐,身着白 色和蓝色衣服,同要好的女友交谈。不过,她曾对我姨妈弗洛拉说过,前夫是女人 永远也摆脱不了的灾星。“大家都会说你同他结过婚。这你可避免不了。” 我也摆脱不了他。在上学的时候,我可以以一定的次数见到他,到我上大学的 时候就少得多了,而等他回到阿亚库乔后,也就见到他五六次。他在阿亚库乔过了 几个“鳄鱼”( 有一次他对我解释说,在战区这样称呼一个季节)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习惯了母亲那种小心翼翼的卑怯。她的慎独表现了她 的高尚,可她也有她的实际目的。 据我的一个姨妈对我讲,母亲觉得我们最好能维护父姓的尊严。我们既然不能 祛除它,就最好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应当是审慎的纯洁行为,给它增加些光彩。只 是有一次,在我的坚持下,她谈到了同他的关系。“你看,我觉得我已经意识到了 离婚后我是什么人,”她说。“以前,我不知道,我那时太简单了,我认为我将要 经历的是美好的生活。我不知道我当时想什么呢。现在我知道了,我只能孤独,好 吧,我只能接受它,不过我也知道,我也得到了补偿,至少我还有你们,有你,有 鲁文,有这么漂亮的孙女们,我有我的女友们,实际上,我并没有停止做事情:读 书俱乐部,我们为穷孩子们织的衣服,音乐小组,我们还做贺卡,做很多事情。我 的生活如此充实,阿德里安,有你们,有孩子们,如果你弟弟再多给我写信……那 就再好不过了……是啊,不过他可能太忙了,我想……” 另外,关于父亲,我偶尔也有自己的想法。有时候,我喜欢自己遐想,想到他 是个伟大的军人,一名与光辉道路进行战斗的英雄,一个勇于去阿亚库乔的人,面 对一群有组织的杀人犯。谁能做到这些呢? 对阿莉西亚和露西亚,我不止一次地略 带敬重,甚至略带盲目崇敬的口气谈起她们的军人祖父。一个良好家庭模式里的孩 子总会在生活里有更多的成功机会,克劳迪娅和我已经印证了这点。母亲对此当然 也赞同。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知道:她们有个坚强的靠山,她们生活的成功就是 家庭传统的结果,也是她们努力和自律的结果,克劳迪娅常对我说。而你爸爸,作 为地道的军人,就是个严于律己的人,因此他是个卓尔不群的人。 于是,很多年来,我一直坚信父亲在阿亚库乔同光辉道路的恐怖分子进行战斗, 还有他为保卫我们的祖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尊敬他。 小时候,我们见他时总有些盼头。他来看鲁文和我的时候,带我们去电影院, 去吃鸡肉配土豆,这样可以佐证他的教诲( 得努力工作,懒惰什么也干不成) ,还 有他的黄段子( 一个蛋对另一个蛋说了什么?)。 父亲骄横得意的影子有时候也在这个母系堡垒里盘旋,而我只能透过堡垒高高 的窗户观望世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置身于这坚固的大宅里。母亲委身于她道德 支柱的阴影里,从未走出这个城堡。离婚后最初几个月显示的些许勇气又加固了那 座建筑的基础。 婚姻的路途对于她来说是艰难的,姨妈弗洛拉常对我说。“她忍受了你爸爸两 年半。在那段时间里,她总是为他准备早餐和晚餐,陪他去参加与他军人朋友们的 聚会,怀着痛楚的亲情有过两次生育,并且作为默默无闻的妻子,耐心地过着她千 篇一律的生活。在他第三次早晨才回来时,一切都改变了。那天中午,在家中的客 厅里,她站在他面前,字正腔圆地对他说:‘我对你好色之徒和玩世不恭的毛病感 到恶心,并通知你,我要正式离开这个家,这个家庭。’他惊讶地听着。那天下午, 她看着他走了,还向他仔细交代了她刚刚为他收拾好的箱子。不久,她开始在我姨 夫卢乔的事务所里工作。” 这些都是从姨妈弗洛拉那儿听到的。她从家庭单身成员时代起,就已经目睹母 亲的不幸,就仿佛看到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而她同时又是个特别的观众,是个叙 述者,是个次要角色。 弗洛拉姨妈告诉我,“你母亲的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结束同你爸爸的关系) 从 婚后几天就开始了( 我觉得她结婚的当时就意识到了) 。经历了这个痛苦和惊愕的 发现之后,她在餐桌上和谈话中看着那个男人的愚蠢和粗鲁日益见长( 以前我怎么 没发现呢? 她常说) 。婚后的第三年,她下了最后的决心。因为有你们两个小家伙, 你妈妈就让你爸爸住到另外一套房子里,从分居之夜起,他一直住在那里。”弗洛 拉还告诉我,“你妈妈说:‘我会把离婚材料给你送过去的。你能七点左右回到家 吗? “听着,讨厌的东西,你甭想和我离婚! 如果你想离的话,咱们就去打官司! ’而你妈妈回答道:‘咱们可以去打官司,不过到时候你得付我一大笔养老金,你 知道吗? ’接着,她又和缓地对他说:‘就这样吧,送信人七点会把材料送过去, 让你签字。你最好签字,阿尔韦托。这件事上你得听我的! 请你别耍你的大男子主 义了,那只能是更愚蠢! ’她就是这样对他说的。” 离了婚,母亲的面颊又恢复了气色,她热情高涨地投身到对鲁文和我的养育, 她从这个悲剧中又重新得到了尊严。 她向所有人证明,她置身于这些不幸事件之外。她的勇气正是出自她沮丧的悲 剧。不看他,不听他说话,不了解他的事情,可以穿戴舒适,保持着微笑和高昂的 头,同她的女友们一起组织茶会和音乐聚会,这些成了她面对失败的情操标志。她 总是寻求从各方面向我们拓展她的情操。她教导我们要保持冷静,“你们遇到问题 时,”她常说,“得把问题整体考虑,仔细分析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选择一 种。”她也热衷于衣着的话题,“一个人穿的衣服是他精神的反映。” 她总是说。我们童年期间,母亲最常做的决定之一,就是为我们购买精制的衣 服。她多次从米拉弗洛雷斯的哈里斯店给我们带来西服、新衬衣和领带。我总是穿 这些衣服。可鲁文从来没有觉得这些衣服舒服。在我们家铺着白色地毯的客厅里, 他从未感到称心如意过。一有机会,他就去美国定居了。走后,他回来过几次,但 都时间很短。虽然母亲几乎没说过,但她一直惦念着他。 幸好,在他在利马呆的几天里,我没向他说起这些。他不配对母亲的去世悲伤,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