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我拿出利马的地图,上面有些说明。圣胡安·德卢利甘乔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有一百多万居民,是城市北部的广阔地带。一条叫星球大街的街道连接着另一条叫 费尔南多·维塞的大街。对于我来说,那简直是月球的地盘。我从来没想到会去那 儿。我只是在电视报道选举结果的新闻中听到过圣胡安·德卢利甘乔的名字。 “谁打的电话? ” “美国大使馆。他们要发请柬来,请您参加爵士之夜的活动。是加西亚·阿莱 格里亚演奏的。” “行。我出去一下。今天下午有什么活动吗? ” “同奥尔蒂斯先生有个约会。” “取消约会。要不就改到明天。” “行。” “好吧,要是有什么急事,你给我打电话。你通知内尔松,让他在下面等我。” 我到了门口,看到内尔松已经站在车旁了。 “你有地图吗? ”我边关门边问他。 “有,博士。” “那好,咱们看看到圣胡安·德卢利甘乔怎么走。” “我知道怎么走,博士。咱们从这儿走,经过哈维尔·普拉多,然后就这么走, 到环行路。对不起,博士,像您这样的先生为什么要到那种地方去? ” 行驶在哈维尔·普拉多大街的时候,我想,所有的车辆都像大虫子一样,带着 病毒,在街上滋生。有的车还找其他车,把病带给它们,然后转回来再传染给新的 牺牲品。而其他人又力图躲避它们。真有意思。 我们在环行路的一个出口右转,到了一条窄小的街道,两旁是发黄的墙垣、旅 馆和美元兑换处的招牌。这里就像个山洞的大门入口。现在我们是在一条四车道的 大街上。 电线杆排成行。道路在一个白色背景的地方化为乌有。所有这些就像个遥远的 虚无的大杂烩。 在路上,内尔松向我讲述了瓦尔迪尔·萨恩斯前天晚上如何踢球得分。 一个警察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一直走,直到马里亚特吉的雕像那儿,向左转, 就快到万塔二区了。 “我们要在那儿找什么,博士? ” “找一个叫保利诺·巴列的人。” “噢,那好。可为什么,博士? 你要在那儿签个文件,还是什么的? ” “我要找到这个人。” 我们到了维塞大街。我们沿着维拉科查街心公园走,旁边是排球和台式足球的 广告,还有地铁和加油站的指路牌。在中心狭道上有几棵幼小的棕榈树,可两侧只 有石头、尘土和水泥块。房子都是平顶的,铁栅栏窗户,低矮的街门。离街道最近 的地方,是商店的招牌,遮阳伞,装满水果的小车,一长串的摩托的士,学校、学 院和牙科诊所的标牌,排成队的深紫色小公共汽车。“夏威夷音乐”迪斯科舞厅那 儿还有个小旗,预告星期五晚上有个庆祝活动。我让内尔松把车停下。我们下了车, 来到一个小店里,里面玻璃柜污浊。我看到了汽水。我要了两瓶,给内尔松一瓶, 就又沿着街区走。我们来到一所学校门前。贝托尔特·布雷谢学校。旁边有个入学 考试学校。一块牌子上写着“喂,请来国家工程大学”。我走近学校。一位教师解 释数学问题的声音从二楼传来。能从那儿传来某个人的声音,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又回到了车上。经过了一串牧师预科学校的招牌和几个教堂,我们找到了 他们说的那个希卡马卡街区。 我们上了个坡,看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我们在一个叫米什基的餐厅前停下, 马克斯先生接待了我们。他圆脸庞,头发高耸,宽宽的眼睛。他说话挺快,发的卷 舌音都是塞擦音。 “我们正在找一个叫万塔二区的地方,先生。” “啊,就在下面。就那些房子那儿。那是阿亚库乔人在那儿建成的居住区。再 过去是万塔一区,在监狱边上。这边是万塔二区。你看,加油站再往前。” “咱们去那儿? ” 我们又回到路上,在马里亚特吉(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5 —1930) , 秘鲁作家、评论家。他的著名理论为拉丁美洲士著主义印第安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的雕像那儿向右转,沿着条石路向前走。我们经过一块平地。后面有座校墙。 到了那儿,我们又向右转。我们看到一群狗,还有砖头墙壁,窗户上都插着黑色棍 子。汽车发出轰鸣。 我们在一座蓝色房子前停下。房子的窗户上装着栅栏,一枝叶片软塌的花茎由 一根木棒支撑着。黑色小门牌,金黄色字体:就是珍妮给我的那个地址。保利诺· 巴列就住在那儿,就是那个可能同米丽娅姆一起在小店里工作的人。 我下了车,站在那里,不能前行。不管怎样,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又对 他怎么说呢? 你跟米丽娅姆一起工作过,你很了解她,她是不是对你说过,奥马切 长官曾经关过她? 我是那个人的儿子,正在找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来了。 当然。这就是一段精彩的演说,当然是了。 我可能是个不太起眼的律师,可是那天下午,我这个怪人竞去敲一个叫保利诺 ·巴列的生人的家门。他住在我家的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可却像有行星之遥。我来 自于现实的另一面,在那面,人们出门乘车,睡在宽大的床上,醒来看着衣柜里成 排的衣服。我要对他说什么呢? 一种奇怪的感觉使我止步不前。有个时刻,我竞想 到米丽娅姆本人会给我来开门。 “需要我陪你吗,博士? ” “不,让我自己去,内尔松。” 我按了门铃,向后退了一步。一只狗立刻叫起来。门开了。 那人脸上的骨头很突出,显得脸很长。他穿着黑裤子,白衬衣,衬衣上还别着 一个小金色徽章。他怯生和礼貌的动作使我放松下来。 “保利诺·巴列先生? ” “是,我就是,先生。” “请原谅。您不认识我,巴列先生。我是阿德里安·奥马切。” “是,先生。” “劳驾,您能抽时间,让我跟您说几句话吗,巴列先生? ” “谈什么呢,先生? ” “几年前,您在五月二日大街的一个小店里工作过? ” 他一动不动,两只小眼睛盯视着我,眼里露出一丝茫然的畏怯。 “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先生? ”他终于说话了。 “我正在找个姑娘,我估计她叫米丽娅姆。她也在那儿工作,也在那个店里。” “您说您叫什么? ” “阿德里安·奥马切。” 我不说话了。 “她做了什么坏事了? 做了坏事了? ” “没有,她没做任何坏事。我想帮助她,真的。” 一缕头发垂在了他的额前。 “帮助她? 怎么帮助她? ” 他声细如丝。他举起手,捋齐了头发。 “我是律师,想为她做点事情。”我看着他。 “做什么,先生? ” “那要看看她状况好不好,可能的话,我要帮助她。”我顿一下,又接着说: “这就是我要做的,巴列先生。” 他站向一旁。 “请吧。”他说。 我进了那间房子,石灰墙,黑色石地面,两个戴沙发套的沙发。我们坐下来。 在我身旁,挂着一个金黄色基督图案的挂历。 “您是他的亲戚? ” “不是。” “那您认识她? ” “不过您为什么要知道这个? 我不明白,请原谅。” “我知道她年轻时过得不好,就是在她的镇上遇到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了她的 境况,只想看看是否能为她做点什么,仅此而已。” 他向下看着。 “好吧,她是在利马的这个小店里干过,可小店的主人把小店卖了。要在那儿 盖大楼,所以我们只好离开了小店。”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儿居住的? ” “好吧,我来这儿是因为有帮老乡在这儿建了个居住区,我们都是万塔的,先 生。” “都是万塔的? ” “是的,先生,我们都是万塔的。” “那您在附近工作? ” “我在蒙特内格罗一曼查伊的小公共汽车上当替班司机。总站就在这儿。” “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米丽娅姆吗,巴列先生? ” 他用手在嘴上抹了抹,然后又抹了几次。 “我不知道米丽娅姆怎么样了。小店关张以后,我估计她回万塔了。她是卢里 科查的,她和她家人在那儿有个小店,我估计他们又回去了。过了这么多年,我再 也没有她的消息。” “对不起,巴列先生,您是怎么认识米丽娅姆的? ” “我们都是那儿的人,先生,我们都是万塔的。” 我把目光转向一旁。某个时刻,我甚至想到,他要告诉我,米丽娅姆就在那个 居民区或者就在他家里。想到我竟会幻想在这儿遇到她,我自己也笑了。 “您觉得这儿能有人也许会知道点儿她的消息吗? ”我问。 “不知道,先生。你得去问问。” “米丽娅姆姓什么? ” “噢,我也不知道。在店里,我们就叫她米丽娅姆。我不知道她的姓,先生。” 我站了起来,给他写了个我的电话号码。我让他如果知道什么有关她的事,就 打电话给我。 “谢谢。”我说。 走向车的时候,我才想到,从第一次跟他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暴露了我的 姓。 奥马切,奥马切的儿子。就是你在店里跟我说的那个恶棍,米丽娅姆。就是他 的儿子,他就是来找你的那个人。 他先是去了保利诺·巴列那儿,然后又找你找到了家。那个先生这么找你,他 想干什么,米丽娅姆? 他为什么要见你? 他想结果你,想说服你不要把事情说出去, 或者要给你钱,让你别说出去,要不那个先生想干什么,听见了吗? 也许当天下午 他就会这样跟她讲。还有米丽娅姆的可怕经历,恐怕她在店里与他共处的时候都跟 他讲过。 “你觉得怎么样,博士? ”内尔松问,“有问题吗? ” “没有,没任何问题。咱们在这儿转一圈。” “在这儿? ” “对,咱们去看看。” 我让他驾车沿着那个地方的街道走。有水泥和铁栅搭建的房子,有个女式美发 店( 我看到有个女美发师在给一位太太别烫发卷) ,一群若有所思的狗,一堆孩子 在蹲着扔骰子。最后我让内尔松把车开回大街上。 到了柏油路上,我大声说:“我很累了,内尔松。我想我应该到阿亚库乔休息 几天。” “去阿亚库乔,怎么会这样? ” “我也不知道。我一直想去看看。现在我家人不在,我可以去在那儿呆段时间。” 内尔松加快了车速。 “可为什么要去那儿,博士? 有什么问题吗? ” “不,内尔松,没有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没有。” 那天下午,我去了米格尔·达索书店。店员向我推荐了一系列有关光辉道路战 争的书。我找了本细长型的书,只有近百页,是由为人民辩护出版社出版的,书名 是《失踪者之声》。有十五件事,都是匿名的,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阿亚库乔呆 过的一些人。 我买了书,进了多诺弗里奥。侍者端着杯咖啡走过来。 文章按字母顺序排列,都以年龄和出生地开始。几乎所有的讲述人都是女性。 所有人都以类似的方式开头:一天晚上,几个士兵冲进我家,带走了我丈夫,他们 来时,我们刚刚吃完饭,我们去军营找,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让我们去另外那个 军营看看。我不是想找杀害我丈夫的人。我现在唯一想得到的,就是我丈夫的尸体。 我想知道他们把尸体弄到哪儿去了。我们在哪儿才能找到他的尸体。 我继续读着。看到了一个四十岁阿亚库乔女人的讲讲述。 一天晚上,我们都睡觉了,凌晨时分,他们闯进了我家门。有几个士兵,手里 提着灯,大概有五六个士兵,带走了我儿子,只是询问一下,他们这样说,是为了 询问他。后来,我们去了军营,他们说什么也不知道。 后来又过了几天,我们没能找到他。没有任何人跟我们说起他的事。我们也再 也没有见过他。我们去问了很多次,可是士兵们总是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 们明天来吧,”总是这样说。现在没有我儿子,我觉得生活特别空荡。 我在日光灯下看书,一缕白光照得桌布上的餐具闪闪发光。 我望了下四周,又要了一杯咖啡,再次看起书来。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群人进 进出出,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有的人还向我问好。最后,我放下书,靠在椅子上。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坐直。 一天晚上,我们听到门口有卡车的声音,有八九个士兵踹开了门。他们砸坏了 铁皮门,全进来了。他们来到我丈夫路易斯面前,抓住他的头发,拉扯他,他们说 你这个狗屎恐怖分子,跟我们走。我对他们说,“他不是恐怖分子,”可他们还是 拽走了他。我的几个孩子在哭,边喊边哭。我抓住他,抓住我丈夫,对士兵说, “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松手,你们不能带走他,”可他们用步枪的枪托打我, 对我说,“住嘴,女恐怖分子,我们把你也带走。如果你受得了拷打,我们就放了 他,”他们就这样说。那天晚上,他们带走了他,我也没睡觉。第二天是星期天, 我去了洛斯·卡维托斯军营,他们对我说,什么都不知道。让我去警察局,他可能 在那儿。我整天都在哭。我去了警察局,他们说他不在那儿。星期一突然来了个人, 对我说,“我们跟你丈夫在一块儿,他们把我们放了,可把他留在那儿了,他们拷 打了他。”于是我去了军营,却不让我进去。我去找律师,可我没钱付给律师,我 无可奈何。军营一个叫巴尔索拉的军官对我说,“要是给他送只绵羊,就可以帮我 找到他。”我把绵羊送去了,可什么消息也没得到。 于是我们去了阿亚瓦尔库纳,是去万塔的公路上的一个地方,叫阿亚瓦尔库纳, 他们把尸体扔在那儿。我只想得到我丈夫的尸体,即使他死了,也要得到他的尸体。 我只是希望这些。光辉道路和军人都把死人扔在阿亚瓦尔库纳那儿。我和另外两个 太太一起去的,她们也在找。我们看到的都是尸体,都被严刑拷打过,他们的肚子、 颚骨、舌头、眼睛、指甲都被挖掉了,手指被砍断了。后来我回去了,找到一个士 兵,对他说,“劳驾,请你们把路易斯的尸体交给我,我们只希望这个。” 后来我又跟一个将军谈,可他让我走开。将军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倒想 知道我能不能为他找个用人,在他利马的家里干活。 “咱们没有爸爸怎么活? ”我的一个孩子后来问我。 我的大儿子有时候为他爸爸奔走申诉。他到处奔走。我们如果有他的尸体,就 可以到坟墓上去。至少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没有尸体,没有。总想这个,我们的头 都受不了了。我们至今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家里只剩下孤儿寡母。由于他的死,我 们都成了孤单的人。 我看完书时,多诺弗里奥咖啡厅里已经人声鼎沸。几张桌子前已经挤满了人。 一张桌子前,一群人在唱着“祝你生日快乐”。简直吵翻了天! 我叫侍者来。待他 来到我面前,我突然不知要对他说什么了。嘈杂的声音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