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山中的家园(2)
哈珀夫人是一位精力特别旺盛的营员,她意识到即使在这些东西运往国外之前
需要完成的工作量都是非常浩大的。她主动担负起责任,在营员中组织了一队志愿
者,分拣并重新包装所有物品。这个能干的小队检查每一件东西,分好类别,装进
巨大的板条箱。这些板条箱是斯托木材公司捐赠的,在我们的好朋友克雷格·伯特
的指挥下为这项工作特别制造。然后,这些东西被送往纽约市,由那里的天主教慈
善组织和其他捐助物品一起运往萨尔茨堡,交给桑德斯牧师,他和他的队员会将其
分派给贫困的战争受害者。
我们开始援助工作以来所得到的帮助是巨大的。捐助物品源源不断流向巴士。
有时候,连全家坐下的位置都基本上没有了。整个巴士从上到下塞满了珍贵的货品。
然后,萨尔茨堡来信了,其中写有5000个地址。随信而来的是一项请求美国家
庭“收养”一户奥地利家庭或一个奥地利人,并定期提供生活必需品。母亲又在音
乐会结束时宣布这项需求,而奇迹再次出现。我们感动至深,不仅仅因为收到的物
品,更因为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帮助另一个国家的意愿。
我们收到了官方发来的要求,也收到了私人寄来的信件,请我们募集奥地利再
也找不到的特殊物品。马丁娜在地窖里工作,因为已经没有合适的、足够大的空间
收纳一大箱一大箱的捐助物品了。她在那里努力工作,根据这些信件上的要求,一
箱接一箱地装满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这些箱子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打包
:棕色的包装纸外面十字交叉绑好结实的带子,再用大写字母写上地址。我学会了
美国邮政服务规定使用的这种完美的打包方式。这项技术在我离家以后派上了大用
场。
当信件送到我们手中,感谢我们募集的衣物和补给,我们开始知道战争给平民
带来了多大的伤害。战争期间,我们和奥地利的朋友、亲属失去了联络,直到多年
以后才得知我们敬爱的外婆的遭际。俄国人进驻奥地利的时候,外婆已经快90高龄
了,和琼阿姨一起住在“马丁的小城堡”,那里仍旧是博比舅舅的产业。俄国人去
维也纳及其周边地区必须经过克洛斯特新堡。很不幸,他们做出了好事,私入民宅,
奸淫妇女,偷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
外婆有个忠诚的匈牙利仆人名叫洛约茨,她成功地保全一家人不受伤害。俄国
人来的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是琼阿姨和她的朋友丽莎,后者早年曾在巴基斯坦当
过护士。她是前奥地利海军上将豪斯将军的女儿。俄国人进入屋子,命令每个人都
到地下室去,外婆没说一个字就下楼了,行动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琼阿姨想为非常
时期预备点食物,在走向地下室的时候抓了一条面包和一把小刀。一个士兵看见了
她手里的小刀,正要向她射击,丽莎赶忙插话,用巴基斯坦语说道,“小刀只是用
来切面包的。”那士兵惊奇地听到了一种自己理解的语言,放过了琼阿姨。他就来
自丽莎曾经驻守过的巴基斯坦那个地区。巧合吗?
几个星期以后,俄国人离开了那里,可外婆没多久就过世了。俄军回来以前正
好有时间埋葬她。外婆和她的女儿、我们的母亲阿加莎葬在一起。琼阿姨和丽莎一
起徒步出逃,拖着一辆两侧有栅栏的小车,装上她们所有的物什。她们一路基本都
靠步行,花了两年时间才到达瑞士,琼阿姨在那儿有一所房子。
我们有时会想,援助奥地利,帮助遭受同外婆和琼阿姨类似苦难的战争受害者,
这样的工作要坚持多久呢?虽然我们乐意帮忙,可我们救助奥地利的工作还是于1950
年结束了。同年,我们在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其中一站就是萨尔茨堡。我们到达
萨尔茨堡的时候,火车站挤满了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儿会有这么多人。紧接着,
我们看见了熟悉的脸庞,一个由萨尔茨堡大主教罗尔巴赫尔、市政长官约瑟夫·克
劳斯和其他头面人物组成的官方欢迎委员会也出现在人群中。
我们见到了一些学校里的朋友,还有斯图茨·冯·耶迪那,他是我们从前的玩
伴,现在已经是萨尔茨堡的一名律师了 。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让我们所有人万分
惊喜,可还有其他节目呢。几天以后,在一个专门举行官方聚会的礼堂举行了正式
仪式。大主教和市长对我们援助奥地利的工作表示感谢。萨尔茨堡地区的一位女诗
人还特地为我们家写了一首诗,并在台上为我们朗读。
身穿阿尔卑斯民族服装的小姑娘给我们每人都献上一束可爱的高山鲜花。第二
天,庆祝活动继续进行,在瓦斯纳神父曾经担任音乐教师的神学院做了弥撒,然后
午餐。
沃纳的妻子埃里卡在市长和大主教的支持下,为特拉普家庭合唱组安排了三场
音乐会。一场在莫扎特音乐学院巨大的音乐厅举行。第二场则在大教堂前面表演,
这是一种殊荣,因为我们被允许演出的大舞台一向只能上演《每一个人》(每年在
萨尔茨堡音乐节期间演出的一出中世纪道德剧)。我们站在舞台上,我想得却是,
他们就不能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给我们演出吗?第三场音乐会的地点是在萨尔茨堡
的科勒吉因教堂里面。
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已经12年了,重新回到曾是我们14年家园的地方有一种极其
奇怪的感觉。纳粹占领留下的印记不只体现在语言上,也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租了自行车来往于目前居住的艾根老屋和萨尔茨堡市中心。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新的交通规则,在想骑车通过主桥的时候被警察拦了下来。“你们不知道这是单行
线吗?你们不能过去,”他口吻强硬。我回答说我们离开这里已经12年了,不知道
这规定。他看上去迷惑不解,问道:“你们去哪儿了?”“美国,”我说。他不确
定要不要相信我。我们穿着萨尔茨堡当地的服装,而且我们也还知道怎么用德语说
话。不过谈过几句以后,他放我们走了。
我们后来又遇到一个类似的小插曲。军队里那个曾和我们联络的桑德斯牧师借
给我们一辆吉普车。那儿每个人都知道吉普车属于美国占领军。一位美军军官拦下
我们,他怀疑这辆车是偷来的。军官质问我们为什么会开着一辆美国吉普。直到我
们提起了桑德斯牧师的名字,出示了我们的美国护照以后,他才放我们走路。
时间产生的改变太剧烈了,可每一件东西看上去仍旧那么熟悉。我们获准居住
在艾根老屋里,因为神学院的学生们出去度假了。然而,虽说是同一座房子,却不
一样了。买下房子的那群牧师在战后把它重新装修了一下,以符合他们的需要;他
们在从前没有墙的地方筑起了墙壁。尽管老屋有了改变,可我们还是为能在访问萨
尔茨堡期间住在那里感到很高兴。就个人来说,我一点也不遗憾自己不再生活在那
里了。
我们拿回了由朋友帮忙收藏在萨尔茨堡各处的一些家具。其中大部分损坏非常
严重,我建议母亲把它们卖掉,用这些钱给家里人买点衣物。我越来越讨厌自己缝
制裙子了。她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只抢救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特殊意义的家具,
而把其他的都卖掉了。另外,我们把很多家用物品送给了在奥地利的朋友。
我们以前住在萨尔茨堡的时候,从来没在那里的饭店吃过饭。但是,我们在带
客人们逛市中心、参观城堡的时候,知道城堡饭店有卖掼奶油草莓。既然我们现在
是萨尔茨堡的访客了,一些人便决定也要去享受一下美味。
根据演出计划,我们从萨尔茨堡去了德国、丹麦和瑞典。在哥本哈根,从萨尔
茨堡一路跟着我们的埃里卡被邀请成为我们演唱组的第十位成员,因为那时候罗斯
玛丽生病了,而我们的合同规定舞台上得有十位歌手。埃里卡“战战兢兢”地同意
参加演出第二部分的民歌演唱。约翰内斯评论说,埃里卡即使涂着脂粉也脸色刷白。
我们从瑞典去了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坐船去英格兰,我们预定要在伦敦的皇家
阿尔伯特音乐厅演出。英格兰是唯一一个不允许约翰内斯在舞台上演奏雷高德的国
家,因为他尚未成年。
显然,我们的经纪人莱维托夫先生没有在英格兰做足够的前期宣传工作;所以,
我们的一些演出取消了。我们没钱买回程票,所以在巴黎完成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之
后,母亲给在美国的尚先生打了电话。他给我们买了自由号的船票。我们离启程日
期还有一段时间没事可做,母亲决定全家人一起去罗马。那年正是大赦年 ,她觉
得我们也许可以觐见教皇庇护十二世。
我们在一次常规接见时获得一个为教皇演唱的机会。那是在梵蒂冈的一间特殊
的房间里,在瑞士警卫警惕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演唱组的女成员穿着黑色的长袖民
族服装,戴着黑色的蕾丝面纱,我们为教皇演唱了莫扎特的“Ave Verum ”。
我们从罗马途经米兰回到巴黎,等着乘坐自由号出发。那时候,沃纳的妻子
埃里卡得回萨尔茨堡的父母家去领他们的小宝宝和罗斯玛丽。他们三人会在米兰和
我们会合,同我们一道乘火车去巴黎,再到瑟堡。他们的火车晚点到达米兰,我们
已经走了,只留下沃纳等埃里卡、罗斯玛丽和小宝宝。他们乘坐下一趟火车去巴黎。
两列火车在里昂被挂在了一起,你瞧,全家从各自的座位上下来,一起出现在巴黎。
团聚就好了,我们在巴黎待了一晚,第二天坐火车去瑟堡,登上自由号。
越洋航行一路太平,直到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暴的尾巴。轮船摇摆得厉害,最上
层甲板上整整一边的舷窗都到了水下,然后另一边又到了水下,循环往复。在摇摆
的过程中,据说船长还担心过轮船会一直侧在一边了。餐厅和沙龙里的每一件东西
都被牢牢绑住。很多人消失进了自己的船舱,船员们四处奔跑着帮忙。人们没法上
下楼梯,不然准会无奈地滑到角落里。一名牧师试图在一间沙龙里望弥撒,可正做
到一半突然连人带桌子,还有桌上所有的东西,一起翻倒了,在地板上滑出好远。
所有的活动都被打断,每个还在外面走动的人却仍在想尽办法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被狂风暴雨折腾了一天以后,平静终于重来,我们得以继续去往纽约港的航程。
再次回到美国家中,感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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