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 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 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 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 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 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 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 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 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 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 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 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 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 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 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 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 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 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 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 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 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 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 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 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 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 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 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 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 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 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 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 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 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 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 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 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 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 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 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 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 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 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 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 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 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 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 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 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 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 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 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 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 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 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 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 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 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 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 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 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 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 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 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 戒毒。 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 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 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 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 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 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 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切。她的第一个电话打给在邮局工作的 某人,随即谈话变成了西班牙语,我听不懂。她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先用英语与 接线员打招呼,然后又换作她的母语。她给天主教教区打电话,接着又引来一大串 电话。我对她的举动失去了耐心。 一小时后,她走到我的门边,大声道:“赫克托一家搬到了芝加哥,你需要他 们的住址吗?” “你是怎样……”我吞下了后半句话,吃惊地盯着她。 “别问了,是通过他们教堂的一个朋友的朋友。他们上个周末匆匆忙忙地搬去。 你需要他们的新住址吗?” “要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可不太容易,不过我能告诉你大致的方向。” 已经有六个人坐在她的办公桌前,等待咨询。“现在不忙吧,”我说,“待会 儿再说。多谢。” “小事一桩。” 小事一桩?我花了几个小时晚上去敲他邻居的门,晚上寒气逼人,还要躲避保 安的纠缠,又得提防有人打黑枪。而她只打了个把钟头的电话就办妥了。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芝加哥分部有一百多名律师,我以前办案去过两次。分 部的办公室设在靠近湖畔的摩天大楼里,大楼的门厅就有几层,楼前环绕着喷泉和 许多商店,自动扶梯蜿蜒而上。对赫克托·帕尔马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藏身瞭望 之处了。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