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文学对谈(2) 维迪亚坐在我身旁,距离近到我可以听见他一丝不耐的叹息──或许,只是他 在费力地喘气调息。虽说他坐得这么近,他的眼神却不落在我,抑或观众身上。他 落座自成一种角度,让他仰首望天,而他身边另外一端,比尔·布佛倾身跟他交谈 ──对着他的肩膀,因为维迪亚始终侧身不愿面对他。他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他宁可 身在他方。 比尔开始再问我一个问题,此时,出于谨慎──因为,维迪亚,这场野台戏的 巨星一直缄口无言──我转而跟维迪亚问道:“你曾经写过,‘身为受害者就是悖 离常理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维迪亚清了清嗓子开言道:“嗯,我想‘被害者’一词或许已经遭到扩大引申 了。我当时只有想到那些在政治上完全无助的人,他们毫无权利,无处申诉,我心 里想着:他们总是悖离常理。之前,我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奴役与革命之时,得到 这个结论。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我现在在想的是加勒比海沿岸的奴役状态──而 作为受害者就是悖于常理。奴隶就是悖于常理的一群人。那是真的。这个字现在已 经给引申出广义了。之前,我想到‘被害者’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个字义。我 在想的时候,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现实的方式。我不会一概而论的。” 我说:“所以说,你那么说的时候,就不是从现代意义出发的。” “不,我的意思跟某个窝在大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绝对不一样。”维迪亚说话 时带着一股急躁的精力,通常他只有在焦躁易怒时才会如此发作。我已经注意到他 局促不安的坐姿,也看得出来,他另有心事。“不,那就是另外一种被害者了。” 观众里有人听他似乎在嘲弄大学而哄然发笑,这段笑声歇落之时,我还是持续 着这个话题,想要引他多谈一些。 维迪亚扬首,目中无物,说道:“关于我自己,我不会这么想。我只处理我手 边现有的材料,我也不会像这样一概而论。” 我感觉被他顶了回来,也没多说什么,就任凭沉默冷场。轮到维迪亚端菜上桌 了。或许他也对:我的问题显示他的不适令我尴尬,使得我企图对他逢迎,讨他开 怀。 他趁着四下无声,自信充沛地响笑数声:“抱歉,我不是故意要中断对话的。” 布佛想要挽救这停断了的片刻,说着:“保罗,倘若我可以插嘴的话。昨天晚 上我才从纽约飞过来,而我搭火车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你的书。在某些方面, 世上再也找不两位作家,像二位的差异这么大,然而,你们还是有些近似之处。其 中一点就是,两位都是在英国成为作家,建立文名的。就你而言,维迪亚,你是在 负笈英国,在牛津求学之时,才成为一位作家的。而在保罗而言──你,保罗,同 样也在定居此地时成为作家。住在英国对你们二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比个手势请维迪亚先回答。 维迪亚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蜷缩在他的椅子里,用心专注,再度抬起目光,对着马戏团帐篷篷顶支架说 话。“各位应该要考虑到,”他说,“写作其实是一种体力劳动业。书籍也是具体 的产品。书籍要经过印刷、发行、评论、阅读、经销──书本是种具体的成品,是 一项商业活动。书本也是工业社会发达后的一种效应。你不可能光是拍拍鼓就能打 出一本书来的。”他接着让这句话沉淀下来。“因此,1950年间,我刚刚出道写作 时,假如你要用英文写作的话,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作家。就 是这里。不会是美国,因为我在美国没有熟人,也缺乏渠道。我只有在这里才有人 接应。当然,我也绝对不能待在其他英语系国家,因为,我想他们国内连出版业都 付诸阙如。” 他皱起眉头,双臂抱在胸前,看来昂然不屈。“1950年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 不相同。现在变得相当多。澳洲、加拿大自己的出版业都已经羽翼丰满,印度现在 也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出版业了。而每每以外国身分写作,是件非常困窘为难的事情。” 布佛问道:“为什么说为难呢?” “因为,很少有人能分享你的经验、你的成长背景,”维迪亚说,“我的弟弟, 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还跟我说,或许他是这个世界上惟一能够真正理解我写的 东西的人。至于他尝试写作的东西,我也比一般人要多一分了解,我们有着共同成 长的背景。如果,我们所要针对的观众、读者,是一群跟我们一样的人的话,我们 就会变型为完全不同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我总是刻意处在真空状态,几乎总是为 我自己而写,几乎总是驱除观众,不要预设读者。我感觉,美国作家跟他的美国读 者,或是一个法国作家跟他的法国读者之间,那种美好的关系──我总是为一些漠 视我的材料的读者而写。” 布佛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归千里达呢?” “你不可能拍拍鼓就打出书来的!”维迪亚高喊着,“就是这么简单。我还能 怎么办?”他坐在椅子上剧烈地摇晃着身子,故作不解之姿来嘲讽他。“我的意思 是,想像地进入──那种探寻。谁会出版你的书?哪些人会想阅读呢?又由谁来评 论呢?谁会花钱买书呢?谁要付钱补贴你的劳务呢?那些都不属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