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三 汴京·王安石府邸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在 拟定“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中,王安石 的思维仍在学者的“心游万切”中打着圈 子· 四更时分,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带着一份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乘坐一 辆双马车辇,出汴京西门,向洛阳疾驰而去。 此刻,董太师巷王安石府邸的客厅里,烛光通明,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仍在为 皇帝赵顼急需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苦熬着。 王安石仓卒走出经义局,上不摸皇上意图,下不谙朝政现状,会议尚未开始, 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原已邀请的枢密使陈升之、枢密副使吴充、副宰相冯京均未参 加。朝廷中枢长时期的“人事不修”,到紧要关头果真暴露出来。枢密使陈升之是 官场老手,精明圆滑,不愿在这棘手的事情上与王安石斗嘴磨牙,更不愿招惹皇上 的不满,便借口“卧病在床”告了假。枢密副使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他的儿子 吴安持,娶王安石的长女为妻,与王安石的私谊尚好,但对王安石所操之术不甚赞 同,政争中已伤了几分和气,也不愿再因政见之争而累及家庭不和,便以“枢密院 事体繁多”为由而躲开了。副宰相冯京,是责无旁贷应当参与议定对策的,但他是 守旧老臣富弼的女婿,平时为王安石所疏远,且积怨于胸,因此也以“不愿扯肘以 误执政明断”为辞告了假。 三位宰执大臣借病、借事的拒绝参加,已向王安石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朝政纷争 的讯号,但王安石似乎乐于顺水乘舟,依了他们的托词,开起了一个不会有异声异 调的“同声会”,以图在无争论的情况下迅速拿出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办法来。 他虽然人走进了旱灾肆虐、骚乱四起的朝政,但他的神思仍然停留在经义局。他像 是在满怀信心地制造着新的悲哀。 会议一开始,就展现出一种沉闷、忧郁、紧张、凝重的气氛。曾布神情颓丧, 低头箝口,如道霜打,完全失去了往日议事时的热情;吕嘉问怒眉竖立,眼睛充血, 腮帮上突起肉筋,不时横扫曾布两眼;吕惠卿依然坐在客厅左侧的楠木椅上,自顾 遐想,双手捧着茶杯,偶而心不在焉地浅呷一口;王雱坐在王安石身边的几案前, 手握笔杆,不时打量着众人,忧心忡忡。只有王安石一如既往满怀兴致、精力专注 地伏案走笔,草录着他的对策纲目。弥漫在客厅里的不祥气氛似乎根本没有引起他 的注意。 王安石终于结束了笔录,抬起头来,宣布议事开始,并以更胜于往日的热情和 自信先定了个基调: “十月不雨,旱灾肆虐,哀鸿遍野,流民入京,圣上忧心如焚,京都亦有零星 骚乱之事,这是对新法的一次检验,也是对变法者的一次推动。‘顺应上天示警’ 之策的拟定,当以显示‘变法’六年来业绩为本,以阐明变法’义理为宿。古代诸 子百家之说,之所以能够传继于后世,其义理都是依据其现实需要而赋予新的内涵。 现时‘变法’之义理,即富国强兵,亦当包括抗灾救民……” 基调已定,下面该曾布、吕嘉问、吕惠卿和弦成曲了。但回应王安石的,仍然 是沉默。各有难唱之曲的沉默。 吕嘉问连日来遭受“市易违法案”勘查的委屈和“募榜”一度立于街头市井的 侮辱,他已感伤透了心,憋饱了气,根本没有心思再计议什么“顺应上天示警”之 策,也无情绪为“变法”义理增添内涵。他合计着市易务两年来的收支帐目是否真 的有误。他惦念着京都各处“杂卖务”。他怨恨曾布不讲情义,自毁市易法以取悦 皇上。他担心吕惠卿借复查“市易违法案”而落井下石。他有委屈要向王安石吐诉。 可王安石呢?只是挥着鞭子驱赶自己这头拉磨的毛驴,连一把草、一口水也不给喂 啊!今晚,他一走进这间议事客厅,就想哭,就想喊,可他又不得不咬紧牙关,闭 上嘴巴。 曾布也有曾布的委屈。对吕嘉问“市易违法案”的勘查,是皇上亲口谕示的, 他是奉旨执行。募榜立于街头市井,也是皇上亲口谕示,他也不敢不执行。可是谁 知不到半天时间,募榜又撤走了,“市易违法案”又重新勘查。而且一顶“沮害市 易案”的罪名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突然变成了被勘查的对象,这个理往哪儿说啊! 曾布憋着气、寓着火。他虽然举止愚钝,但思维并不浮浅,而且缜密细致。他知道 吕嘉问怨恨自己,也知道吕惠卿参与复查,其结果必定是对自己“勘查”的完全否 定。他明白,“市易违法案”通过复查而推倒,肯定是王安石对皇上的进谏所致, 目的也许是出于维护“变法”的声誉,但自己的声誉谁出面维护呢?唉,老师毕竟 是老师!他实在不愿再说什么。 吕惠卿不似吕嘉问那样外露,也不似曾布那样呆板,他对眼前朝廷出现的混乱 有着深刻的分析。他相信“市易违法”是存在的,而且十分严重,做买卖不违法能 赚大钱吗?但不会出于吕嘉问的爱财贪读,这位出身于豪门的公子哥,对钱财有着 叛逆浪子式的轻蔑和卑视。他也相信曾布对“市易违法案”的勘查结果是真实的, 如果有伤害吕嘉问之处,那也是由于曾布天生缺乏心机。他看得清楚,王安石凭借 自己的声望和对“变法”的忠诚,排解了皇帝对“市易违法案”的追究,在全力维 护“变法”的声誉和变法者之间的团结。但募榜的撤去和一个“沮害市易案”的出 现,必将引起人们对“市易违法案”的猜疑,更加严重地损伤“变法”的声誉和变 法者之间的团结。他对这场“十月不雨”的天灾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对黎民百姓来 说,无疑是一场灾难,但对胸怀大志的人来说,却是一次独特的机遇。“上天示警” 是无法顺应的,救灾只是朝廷的责任和姿态,真正的意义在于创造灾荒过去后“变 法”再次腾飞的条件。王安石通过对策追求“变法”义理的充实和完美是个十分重 大的设想,但如何实现,还是个谜啊!先听听曾布、吕嘉问的唱和再说吧。 长时间的沉默。 王安石没有去探索朋友们沉默的原因,反而引起了他学究式的不满。 他厉声地训斥: “这种风气是什么时候养成的?箔口结舌,畏畏缩缩,互相观望,懒于先声, 成什么样子!望之,救灾活民,以食为先,市易司责任重大,你先谈谈想法。” 吕嘉问正在心中埋怨王安石使驴不喂草,偏偏王安石又点名询问,他张口发起 了牢骚: “这年头,谁干事,谁倒霉!市易法的实施,不就是为了多做买卖、广收赢利 吗?没有钱,用什么富国?用什么强兵?用什么救灾?用什么活民?立案勘查也可, 但连个招呼都不打,收抄帐簿,如同对待贪该罪犯,弄得执管市易官员,个个都像 贪污的贼子。勘查?好,我就等着勘查个十次八次,如果‘勘查’出我吕嘉问贪污 一个铜钱,贬官、流放、坐牢、杀头,我决无一字怨言。” 吕嘉问诉说着心中的委屈,往日的铮铮汉子,现时几乎泪水流出。 因为吕嘉问的不满有些是对着曾布的,曾布接着开了口: “我愚钝,但我决不存心害人。我糊涂,但我对‘变法’决无二心。我不善言 词,但别人给我的恩德,我永世不忘。近一年来,介甫公信任我,让我代行朝政具 体事务,我无德、无才、无能,做错了许多事情,对不起天下的黎庶百姓。对我做 错的事,朝廷立案也好,勘查也好,我无话说。请介甫公收回成命,代行朝政事务 和三司使之事,我不干了,没有本事干,也不想干了。” 王安石被吕嘉问和曾布的诉苦猛然惊醒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变法者个个怀揣、 口含着如此多的委屈。他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感到自己失职,感到对不起朋友和 属下,他闭上眼睛,浩叹一声: “是我误国。这一年来,我干了些什么啊……” 去年开春,当“变法”的全部项目出台之后,王安石那不安分的思维,开始转 向大宋命运另一层更为深刻的领域:鉴于“变法”需要一批锐意进取的人才,他瞄 准了书院这个培养人才之所,决定向传统的教学领域进击。他企图创立一种新的学 派,以统一天下读书人的思想道德,为“变法”奠定理论基础。他在皇帝赵顼的支 持下,要对一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提出新的解释,为他的“变法”寻 找依据。他在历朝历代帝王们根据自身需要而法定的几十种儒家经典中,选中《周 礼》、《毛诗》、《尚书》作为突破口。 《周礼》,是记载周王朝政治制度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周王朝著名字相周公旦 所著。书中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学一术思想,均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许多 王朝的“六部制”,几乎都是脱胎于周王朝的“六官制”。 《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 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 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 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 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 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 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 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 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 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 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 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 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 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 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 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 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 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 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 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 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 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 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 禀‘财货匿乏更甚’之说,决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帐: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 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 四百五十万络,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 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 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 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 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 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 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 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 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 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 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 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 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 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 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 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 撅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 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 苏找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 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着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 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 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潍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 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 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 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 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 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 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 “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 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 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 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 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 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 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正在进行的情况。他先是 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带刺的抢白: “做买卖有赚有赔,这是常理,不叫‘违法’。就是替官家做买卖,也得思谋 着赚钱,如果为了赔钱,干嘛不提一筐银子到大街上撒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 册帐本,翻开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禀报: “去年冬天无雪,今年开春无雨,我就瞄准了粮食买卖。二十天前从司农寺、 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粮,就是为这笔粮食买卖筹集资金。现在市易司 的人马均被派往各地购买粮米。江南东路的购粮官约摸十天之内可返回京都,可漕 运粮米五十万斛;荆湖北路的购粮官半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购得粮米五十万 斛;夔州路购粮官现时尚无消息,那里粮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购买一百 万斛,若船运顺便,估计两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执政大人可以放心,这两个月内, 市易司将有二百四十万斛粮米陆续上市,京都断不会有缺粮之虑。当然,这二百四 十万斛粮米若以现行市价出售,这车马舟揖的费用,怕是要全搭进去了。” 王安石聚精会神地听着,吕嘉问侃侃凿凿的话语,恰似几股清凉的泉水,汩汩 地流入他的心头,消解着他的焦渴,使他兴奋而宽慰。但他没有细算。这二百多万 斛粮米至今还在几百里外的江南东路、荆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荆湖南路, 如果水陆受阻、天时变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购粮官员不能按时回到京都,这一切岂 不都是纸上画饼吗?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学者的思维方式,对吕惠卿的精辟议论和吕 嘉问的纸上计划进行扬弃和综合,终于在胸中形成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 “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 鸡啼声隐约传来,一缕黎明曙光透进了客厅的窗纸。 新的一轮祸福莫测的君臣会见,在等待着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