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弘治朝真假满仓儿案(12)

　　在刑部观政的进士孙磐，领先上疏，就徐珪上书揭发东厂遭到罢官一事上疏
建言道：" 现在的谏官，面对皇上，多是阿谀逢迎，不敢讲真话、说实情，更不
敢上疏揭发权臣之奸。而今天，为皇上揭发宠幸、弹劾权贵的人，只是一个身份
低微的刑部官员。对此，我们都深感羞愧，自叹不如！我看他在谏言中提到的臣
子，不外分为四等：一等是不避祸害，敢于抗弹权贵的人；二等是敢于扬清激浊，
能补阙拾遗的人；三等是能够就时政提建议，有益于军国的人。上述三类，都应
当被擢升重用。而第四等则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人，或者是那些不敢说真话
的人，应当罢黜他们。圣上啊，兼听则明！现在，朝廷内外，议论朝政的人很多，
应广泛听取。上述之言，我都是言之有据的，决不是信口空谈。希望圣上能够明
察。"

　　然而，对于这一个含有珍贵的治国良策的奏折，孝宗皇帝看完，居然将奏章
搁置一边，不闻不问，无一采纳。明代中期的厂、卫横行不法，司法黑暗、冤狱
重重，明孝宗虽然主张励精图治，重视司法，慎重处理刑事案件，但从满仓儿一
案看，仍然是东厂干扰司法，司法无法清明。明代的宦官专政，实质上是君主专
制的反映。

　　从朱棣开始，宦官逐渐把持了政治、军事、刑侦以及经济方面的大权。文武
官吏在明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的只不过是配角而已。明朝的第一个贪残的大
宦官是英宗朝的王振，其后又有同为英宗朝的曹吉祥以及宪宗朝的汪直，武宗朝
的刘瑾等等。

　　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宪宗和武宗之间的孝宗弘治时期，宦官的权势得到了
控制，其实并非如此。

　　不可否认，朱祐樘即位之初，迫于形势曾经不得不惩治梁芳、韦兴、陈喜等
宦官。同时弘治年间又有几个知书奉法的太监如怀恩、何文鼎等，但总的来说，
宦官势焰熏灼、恣意贪残，与成化年间毫无二致。弘治初年，李文祥曾上书指出
当时的情况是：" 权移内侍而不在内阁。赏罚只根据宦官的喜怒，祸福也由他们
摆布。他们仇视言官，公行贿赂。谁要是对其阿谀逢迎，则引为知己而得到超升。
谁要是敢于揭他们的短，得罪他们，便会被暗中谗害并贬谪远方。这种颠倒是非
的举措，真使臣僚们寒心，也使诸百姓慑于彼等淫威而不敢论说。" 弘治年间宦
官势焰熏灼的例证很多，本案就是一个。

　　《明史·王献臣传》说：" 孝宗励精图治，信任阁臣，中官的势力稍微有所
收敛。" 这完全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朱祐樘与其列祖列宗一样，内
心深处并不信任大臣，因而在官僚士大夫组成的官制之外，又竭力使宦官统治机
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完善并巩固起来，形成另一套操纵自如的统治系统。自然，一
个稍有头脑和政治手腕的统治者，总要力求使官僚士大夫之间、宦官之间以及官
僚士大夫与宦官之间既相互制约又能基本协调一致，这样才能使统治得以维持和
巩固，否则就会出问题。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自永乐以后，明王朝愈
来愈把宦官作为主要统治工具。朱祐樘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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