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摸底与拉拢 一 1953年的秋季似乎是多事之秋。 这一年,中央拟定中的两个重大会议都开过了。尽管夏天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和秋天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得一波三折,沸沸扬扬。不那么顺当,但最后 毕竟还是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议程。 党内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另两个焦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大幅度调整和人 事变动的酝酿。 党如何对国家实行领导,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如何运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采取 什么形式,由谁来担当哪一方面的重任,这些问题,毛泽东在思考,刘少奇、周恩 来在思考,高岗、饶漱石也在思考。 年初,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党中央拟将中央 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加以调整。中央书记处“七大”以来一直是刘少奇负责的, 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着手找人商拟调整方案。刘少奇考虑,可以试行中央各 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并征询高岗的意见。高岗听了,脑子一转,心想,这肯定 是刘少奇想把握书记处的权力,便采取了不予合作的态度。 高岗在中央的地位举足轻重,没有他的点头,刘少奇的意图自然得不到实现。 斯大林的逝世,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大幅度调整的催化剂。 3月4日,毛泽东获悉斯大林突患脑溢血的不幸消息,即以个人名义向斯大林发 去慰问电,并和朱德、周恩来、高岗、林伯渠等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 使,对斯大林重病深表关切和慰问。 第二天,斯大林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得流下了眼泪。几天后,他 到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他神情抑郁,默默无言。车子行到长安街 府右街口,快到中南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想当国家主席了,想尽快从这 个位子上退下来。”车上除了司机,只有秘书叶子龙。司机当然不便插话,叶子龙 闻言,回头望望毛泽东,感到毛泽东像是自言自语,并没有同自己谈论此事的意思, 也就没有搭腔。毛泽东言罢便又陷入沉思,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但他肯定从斯大林的去世中受到了启发和触动。斯大林 身兼数职,是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还是大 元帅、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工作的紧张劳累可想而知。他突患 脑溢血,不能不说与此有关。而凭他74岁的年龄,也确实去世得太早了些。毛泽东 对于夜以继日的工作,早就习以为常了。他所不情愿的,是把宝贵的时间、精力用 在迎来送往的纯粹是礼仪性的活动上。国家主席,在他看来纯粹是个礼仪性的职务。 他想卸掉这个职务,腾出时间、精力多看点书,多研究点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不, 身上那么多头衔,还不把人累死了!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一个人权力过于集中, 一旦不在了,对党,对国家,对社会,震动太大。他从斯大林的突然去世中深深感 受到了这一点,他已经预见到苏联下一步政权的交接班会出现麻烦。因为,除了斯 大林,现在领导班子中谁成熟呢?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米高扬?……还 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斯大林抓晚了。毛泽东决心从中汲取教训。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 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 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又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按照 毛泽东的设想。他和年龄大些的同志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退居二线,由相对 年轻的同志组成书记处,在一线工作。 和党的“七大”相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七大”的格局是,中央委员会 由44名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七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政 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 渠、张闻天、彭德怀、康生、高岗,共13人。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朱德、刘少 奇、周恩来、任弼时,后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主席是毛 泽东,没有副主席。考虑到中央有许多日常事务,因而设有正副秘书长各一人。分 别由任弼时和李富春担任。 战争年代的任何机构都是精干的。建国后,党领导一个国家,日理万机,百废 待兴,中央的领导力量就显得不足了。何况“五大书记”,还少了一个,任弼时在 1950年10月病逝了。按照党中央的设想,无论是增设党的副主席,还是增设书记处 总书记,都可以加强中央领导机构的力量,帮助毛泽东从甚为繁重的工作中适当得 以解脱。 至于毛泽东提出分一线、二线,显然是为了培养接班人。“七大”党章规定, 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设想,在一线工作的, 也就是书记处的同志,在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党的日常事务,这样可以通过实践积累 经验,树立威信。就接班的人选而言,毛泽东还是钟情于刘少奇。 和中央人民政府原来的组织机构相比,采用部长会议的形式也是一个很大的变 动。这是学苏联的办法。苏联有部长会议,还有最高苏维埃。中国拟将最高苏维埃 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正在积极筹备的一件大事。一旦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部宪法,成立了全国人大,整个国家的体制就比较健全和完善了,国家机器的 运转也就比较顺当了。 从1952年夏秋之交到1953年夏秋之交,一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党和国家的 格局问题。由于事关重大,加之没有经验,毛泽东采取了慎重态度,先放风,酝酿, 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最后再拍板决定。 机构怎么设置,叫什么名称,问题都不大,都不会引起什么争议。难的,容易 引起争议的,是人选。 如果按照党、政府、人大这三架马车的设计,似乎都已名花有主。 党,毫无疑问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即使毛泽东退居二线,也必然保留党的主 席的位置。 政府,周恩来本来就是政务院总理,即使实行部长会议制,部长会议主席一职 也非他莫属。 只有人大是新产生的,该由谁来干呢?看来只有刘少奇了。 不是还有国家主席一职吗?毛泽东一旦不想当了,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 另外,如果设立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谁来出任也是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以当时党内的位置排列和呼声,除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之外,就是 高岗了。朱德年事已高,另当别论。高岗是不甘心居刘少奇、周恩来之下的。他从 内心深处看不起刘少奇,也看不起周恩来。他认为刘少奇政治上不成熟,有右倾思 想;不该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不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事务主义严重, 缺乏雄图大略,也不是理想的政府首脑人选。他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下狠心拱倒 刘少奇和周恩来。只要刘、周一倒,他就可以一跃成为毛泽东的惟一助手了,就可 以成为党的二号人物,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一直盯着中央的最高权力,把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调整看作一次权力再分配, 看作实现自己雄心壮志绝好机会的高岗,将他早已开始的一系列活动在秋后推向了 高潮。 清晨,高岗起来散步。他那雅致的四合院里的一盆盆鲜花,眼见得纷纷谢落。 一阵萧瑟的秋风,吹得几片凋零的树叶颤颤悠悠地落在脚下。他弯腰捡起落叶,抚 摸再三,不由得心中大发感慨:“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时不我待,得尽快行动啊!” 从华东、中南休假回京的高岗,又在京城,在毛泽东身边,围绕实现自己的政 治理想开始了他的频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