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就在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座谈会的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了关于饶 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参加座谈会的是华东的干部,这些当年在新四军、华中局、华东局工作过的人, 已经记不清在一起开过多少会了。然而,当年是饶漱石唱主角,这次,饶漱石却成 了被告。 座谈会由邓小平作第一主持人。他不是华东出身,对许多历史问题不清楚,他 在宣布了开会之后,就坐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旁听。 陈毅因为历史上长期和饶漱石对立,此时不便过早地讲话。但他打定主意,到 时候一定痛加揭露饶漱石这个长期以来陷害自己,和自己为敌的野心家、阴谋家。 谭震林脾气急,以主持人的身份动员说:“大家都是老熟人了,发言不要有顾 虑。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揭发、批评饶漱石同志的问题。知道什么讲什么,知道多 少讲多少,老账新账一起算!……谁呀,谁开头一炮?” 曾山首先打破了沉默:“饶漱石同志和高岗同志一起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 是有历史根源的。据我了解,新四军时,饶漱石就利用种种手段,在党内,在领导 班子内制造不和,破坏团结。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和陈毅同志的关系上。” 曾山一开口,饶漱石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曾山是华东老资格的领导人,皖南 事变后任华中局组织部长,“七大”中央委员,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掌 握不少饶漱石的情况。 曾山继续说着:“关于陈毅饶漱石团结问题,我过去根本不知道。饶漱石到淮 南下乡后才开始接触到。我从七师回来,饶已下乡。陈军长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才 察觉这问题。我觉得赖传珠同志有意见,对陈毅饶漱石都有意见。饶回来后,我把 会议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我向他建议:我们离中央这样远,环境又这样困难,应该 团结。当时饶漱石告诉我:你参加会议,不要讲什么,陈毅同志讲什么就让他讲… …后来中央来电报,陈毅要走。我即向饶漱石讲:陈走了怎么办呢?饶漱石讲:中 央要调,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直蒙在鼓里,最近才知道,原来是饶漱石向中央发了 电报,‘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明明要 挟中央,挤走陈毅同志,却说是中央要调。这不分明是欺骗,搞两面派嘛!” 曾山话音刚落,赖传珠就接上了: “曾山同志说他感觉到我有意见,不错,我对陈毅、饶漱石两同志都有意见。 大敌当前,为什么不搞好团结?为什么互相指责,都想赢得同情和支持?当然,对 陈毅同志,有一些具体的意见,现在看来,纯属工作中的不同认识,是正常的。倒 是对饶漱石同志,我的意见更大些,对他的看法也很不好。” 赖传珠是新四军参谋长,对许多问题相当知情。 “饶陈的矛盾,实质是饶漱石以小人之心对待陈毅同志,争夺个人权力。刘少 奇同志临走时,曾向陈毅、饶漱石、我和黄克诚同志当面交代:新四军的领导中心 应是陈毅。但饶漱石却就是不宣布由少奇同志传达的党中央的这一决定。饶漱石这 是心怀鬼胎,利用我党书记、政治委员是领导中心的一般习惯,故意造成一种假象, 他饶漱石是新四军的中心。饶牧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权势欲,厉害得很哟!” 赖传珠“饶牧师”的叫法,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活跃。原来,饶漱石刚到新四军 时,留着山羊胡子,穿着长袍,活像基督教的牧师。因而在领导层中,就给他起了 个“牧师”的绰号。 张云逸咳嗽了两声,人们知道他要发言了,会场顿时肃静下来。他是年龄最大 的一位,担任过新四军代军长,德高望重,颇受人们尊重。 “饶漱石同志反对陈毅同志,手段是很卑劣的。我曾不只一次听到他煽动干部 反陈毅。他还散布了许多有损陈毅同志威信的流言蜚语,说什么陈毅历史上一贯反 毛主席,现在又反少奇同志。说陈毅专权,争当书记。我记得是一天晚上,在陈毅 住的那间茅屋里面开始听到所谓陈毅的种种问题的。当时,我听了半天不了解。为 什么发生这样的问题!我对陈毅同志在江西就认识,我很佩服他。对饶漱石过去不 认识,来二师解决问题,我担保绝对服从党的组织。……我当时并没有感觉陈毅有 野心,一向是对陈毅有好感的。当时二师的干部和其他干部都害怕和我来往。以后, 找感到陈毅处也无人来往,连同他下棋的人也没有了。那时我同陈有同感!” 说到这里,张云逸似乎有点伤感。他那时是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一师之 长居然也受到孤立,回想起来确实不那么愉快。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下去: “饶漱石一手制造了‘黄花塘事件’后,挤走陈毅已成定局。关于陈毅要调走, 那时我有点害怕,那么大部队,我怕担负不了。记得那时饶漱石曾经打电报要我用 代军长的名义。我说不要,我的名字没有陈毅同志的名字好。饶漱石轻蔑地说,死 了张屠户,就吃混毛猪?怕什么,我支持你!很明显,他是拉人打击陈毅同志。” “饶漱石同志说他是个人主义,我看这顶帽子小了点。”随后发言的是邓子恢。 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 “当时我有一个印象,饶漱石对陈毅很厉害,彭雪枫、黄克诚、谭震林同志都 觉得他手段很辣。”说到这里,邓子恢转向谭震林高声问道:“是不是呀,谭老板?” “没错!我们几个都感到饶漱石心狠手辣。”谭震林大声回答。 邓子恢又说: “‘黄花塘事件’后,饶漱石确实树起了他的威信,也在高级干部中造成了戒 心。我在毛主席、少奇面前也敢扯乱谈的,但在饶面前就不敢随便讲话,觉得他很 严肃。今天看来,他善于耍权术,手段很毒辣,故意使问题扩大,然后把你打下去。 陈毅虽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却被打伤了。” 刘晓,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这时忍不住开了口: “我两次到黄花塘,饶漱石对我说过‘黄花塘事件’。一次是事件刚发生以后, 一次是我从五师回去以后,陈毅同志已经去延安了。两次谈话中几个主要问题前后 不同。第一个问题:第一次饶同我讲,主要是讲潘汉年的自由主义,说潘汉年糊涂、 挑拨,这些事情主要是潘汉年的自由主义搞出来的。饶漱石讲:他对陈毅的作风问 题,本来没有什么,都是潘汉年那里挑拨起来的。第二次,他同我讲当时对这个问 题的态度时却说:主要不是对潘汉年,主要是对陈毅,因为那时对陈毅有顾虑、不 能不以对潘为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解释他到乡下去的问 题。第一次他讲,这个事情我不了解,我到乡下去了。军部打电话来,曾山同志和 华中局其他同志要我马上赶回去。回去后,发现大家对陈毅意见很多。他这样说, 好像事前一点也不知道。第二次就不一样了。他说当时我到乡下是必要的,这样才 可以便他们这些自由主义、不正派活动能够暴露出来。前次他不晓得,后面又这样 说,怎么理解呢?这只能说明他不老实,有意识地用这样一种方式作为党内斗争的 手段。第三个问题:第一次谈话,饶主要讲陈毅同志的作风问题。第二次谈话却强 调不是作风问题,有很高的原则问题,这是牵扯到毛主席、中央的问题,因此这个 问题需要中央去解决,在新四军、华中局很难解决。讲到陈毅同志回不回来的问题, 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陈毅同志到中央去怎样解决。我摆出这些事实,是想请同志 们看一看,饶漱石的人品如何,政治品质如何。” 刘晓一口气讲了这些,低头翻看了一下手中的笔记本,补充说: “还有一桩与我有关的事,顺便提一提,也可以看出饶漱石的权术。饶与我第 一次谈话时,也谈到了我本人。他说,中央对你也有些误会。第二次谈话时,在前 后他也讲到中央对我的误会问题,说他已经解释清楚了。” 刘晓气愤起来,质问呆坐在一边的饶漱石:“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什么?做的一 些什么?” 饶漱石欠欠身子,声音低沉地回答:“我个人主义严重,思想作风不正派。” “我接着刘晓同志的发言谈一点看法。”是粟裕的声音。粟裕任过新四军一师 师长兼政委、华中野战军司令员,长期和陈毅、饶漱石共事。“饶漱石在同志关系 上是很庸俗的。我看到的很多,也有亲身经历过的。在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 并的时候,饶跟我讲过几次:‘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职务 的事,是中央决定的嘛,你饶漱石说了就算数?你饶漱石凭什么封官许愿?这完全 是拉拢我的一种手段。而且讲过好几次,那就是要拉拢我把陈毅赶走!这种做法是 不正派的,虚伪的,可耻的。” 发言的同志一个接一个,揭发的事实越来越多,饶漱石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他不时掏出小手帕,抹去额头的汗珠。 一直闷头吸烟和记录的陈毅、此时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掐灭手中的烟蒂,放开 嗓门大声说道:“苍天有眼,今天总算看到事实真相了!” 或许意识到自己过于激动,陈毅端起水杯呷了口茶,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声音变得缓慢而低沉: “同志们就‘黄花塘事件’揭发了很多情况,为我陈毅说了不少好话、公道话, 我很感动。但是,我要说,我陈毅不是完人,‘黄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错误的。我 历史上也犯过错误,红四军时期反对过毛主席,反对错了,这个,我什么时候都认 账。‘黄花塘事件’中,我的错误是当时对中央有意见,主要是对中央派饶漱石来 做华中局书记、政治委员不满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对我不信任?倒不是想争一个官 做,而是关于井冈山时代的那个斗争我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老干部包袱重,归根结 底,这是我的党性不纯!我到延安以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央对我是信任的。对一个 干部不是因为历史上有过什么争执就改变了看法。我这个政治家,二十年的老党员, 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完全不对。所以今天看来,应该感谢黄花塘那一次斗争,对我很 有好处,使我以后讲话比较慎重了一点。这就是我的教训。今天我们揭发饶漱石同 志,我要先作自我批评,先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能因为饶出了问题就放过了自己的 错误。我和饶各有各的账,谁都不能赖。” 陈毅的目光扫遍全场,最后停留在饶漱石身上:“但是,有些话,我今天还是 要说明白。有些事实真相,今天也要彻底澄清。黑锅,总不能背一辈子!” 陈毅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抄件,扬了扬,声音激动起来:“就是这份电报,我 到延安后,毛主席对我说,饶漱石他们发来电报告你的状,你看不看?要看就给你 看,但你最好不看。我说,那我就不看。这次揭发饶漱石,中央办公厅把这份电报 公开出来,我才第一次看到。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 听陈毅这么一说,会场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陈毅开始念饶漱石的电报:“自少奇同志赴延安及中央委托我代书记与政治委 员后,陈毅同志对刘对我(甚至有时误会毛对他不谅解),发生种种离奇猜测。” 陈毅念完这段,稍作停顿,还没说什么,饶漱石就抢先承认了:“陈毅同志,对你 不起,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 饶漱石说“不完全”符合事实,言外之意是有一部分是事实。陈毅听了出来, 但没有和他纠缠遣词造句,而是继续念道:“在处理干部与各师不团结问题时,常 要我唱红脸而自己唱白脸。但当我顺利说服解决后,他又暗中以极不应有的态度造 成干部对我个人不满(如他对曾希圣、张云逸同志等)。” 当时任新四军第七师政委的曾希圣大声插话:“这是捏造!”张云逸也提高了 声音说:“这不符合事实!” 陈毅白了饶漱石一眼,继续念电报:“今年初军部到路东,陈脱离军部到四十 里以外地方玩三个月。待我俘韩请求他回来讨论,才回到军部。不久他又赴四师。” 念到这里,陈毅恼怒得拍案而起:“饶说我到路东玩了三个月,这完全是造谣!少 奇同志在华中时,天天讲:你这个痔疮要治一治。我说环境这样紧张,一开刀以后, 假若有一个大‘扫荡’,用担架抬着怎么办?少奇同志走了以后,华中局决定我离 开二十天去治疗,在医院还是很担心的。后来决定我处理韩德勤问题,派担架接我 到了四师。饶漱石,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饶漱石被迫点点头,从喉咙里嘀咕一声:“是这个样子。” 陈毅缓缓地坐下,拿着电报念下去:“当陈在医院时,即曾和潘汉年秘谈,对 潘方面广播反我的行为,不加制止,反秘密支持。当政治首长来讨论工作时,潘则 多方广播我好个人独裁,好打击人,军长无事可做终日下棋等,而陈更以不严正之 态度来证实潘的言论。我虽苦极,但仍力持严正与忍耐的态度,并决心下乡调查, 将一切工作交给陈负责,并限期警告潘的活动连起来了(原电文如此),请他设法 制止。” 念完这一段,陈毅把电报往桌上一丢,批驳开来: “饶的下乡,是他说的为了调查么?饶下乡回来后,和我谈话的态度,我至今 记得清清楚楚,简直是声色俱厉,深深得意。他说:我知道我下乡你们一定爆发斗 争,果不其然!这是饶的诡计。现在有很多同志还可以证明,他故意布置了一个陷 阱,诱人上钩。十年来我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我下乡不久,陈潘活动即表面化,”陈毅抓起电报继续念道,“一方面设法 疏远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对我的关系,一方面示意政治部各部长正式批评华中局 对军政治部的领导,最后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分名各部、科长会议,来 公开批评军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在会议中潘做全面系统发言,陈做结论,指 出潘完全是正确的。” 饶漱石电报中所说的潘汉年,当时正在上海负责情报和统战工作,开座谈会时, 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 陈毅念完这段,气愤地看了饶漱石一眼,说: “把我和潘汉年联系起来,这完全是冤枉。我今天还要喊大老爷冤枉!潘汉年 在苏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他到新四军是做客,不是新四军的干部,我怎么能 和他讲反毛反刘的问题呢?相反,你们两个在莫斯科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做鬼脸, 讲笑话,非常亲近。后来处理这个问题时,你不指责潘汉年,要我指责潘汉年。我 做红脸,我批评潘汉年,你装作白脸,说潘汉年没有什么,他是个老同志,说话随 便。来了这一套!潘汉年在下面反饶根本与我不相干。我不向张云逸、曾山、赖传 珠同志讲,不向谭震林、黄克诚同志讲,对这些负实际责任的同志我不讲,向潘汉 年去讲有什么用呢?从这些关系看,饶完全是个阴谋:就是借着反对潘汉年,有意 无意地把这联系在我的头上。表面上打潘,但是暗地里打在我的头上。” 陈毅习惯地抹了抹下巴,冲着饶漱石责问:“电报说在医院里跟潘汉年密谈。 既是密谈,你又没有参加,你怎么晓得呢?难道密谈还要找一个记录?” 饶漱石红着脸,一声不吭。 陈毅停下不说了,他目光炯炯地盯着饶漱石,等饶回答。 半晌,饶漱石结结巴巴地答复:“……我还是认为陈毅同志对潘汉年没有严格 制止。至于支持潘汉年嘛……不能那么说。陈潘在医院里密谈,是我的推测。…… 我下乡调查,是有意让事态扩大,以便发动对陈毅的斗争。” 陈毅盯着电报看了一眼,轻蔑地“哼”了一声: “‘我在德的方面可保证无愧’,好一个无愧!饶漱石同志,你这样对待我, 这样对待同志,还大言不惭地说德方面无愧,还有党性吗?还有天理良心吗?当时, 我就警告过你: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 孤行,必有翻船之日。事实怎么样?真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 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陈毅说完,饶漱石倒吸了一口凉气。 座谈会自始至终开得气氛紧张、严肃,但又是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中间有 插话,有提问,有对质,饶漱石也有辩解甚至反驳。 2月23日, 座谈会安排饶漱石作自我批评。饶漱石手里拿一份题为《关于我的 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的稿子,头也不抬地一口气念了下来。中间,他几次停下 来掏出手帕,揩去额头冒出的细密的汗珠。 他的检讨是这样的: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 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 够彻底的,现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 中地进行检讨: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 所犯的错误: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 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 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 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 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 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 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 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 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 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 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 (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 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 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 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 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 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 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一 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陈的处境, 而对我校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 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 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 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 原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 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 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 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 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 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 下乡作调查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 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 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 志,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 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 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 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 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 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 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 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 的时候,我本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 一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 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 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 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 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 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 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 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 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 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 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 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 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 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 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 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 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 的地步!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 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 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 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 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 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 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 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 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 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 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 损失。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 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 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 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 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 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 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 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 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 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 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 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 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 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 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 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 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 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 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 主席时,主席又当面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 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 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由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 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 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 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 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 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 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 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 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 我甚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 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 度。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 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 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 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 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 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 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 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 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 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 “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 感华东特别是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 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 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 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 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 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 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 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 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中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 安;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 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 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 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 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 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 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 的情况。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 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 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 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 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 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 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 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 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 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 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 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 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 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 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 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 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 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 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 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 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 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 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 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 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 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 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 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 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 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 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 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 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 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 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 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 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 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 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 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 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 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 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 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 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 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 讨如下: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 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 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 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 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 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 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 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 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 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 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 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 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 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 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 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满,并 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 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 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 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 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 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 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 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 志的身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 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 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 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 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 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 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 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 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 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 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 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 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 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 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 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 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 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 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 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 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 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逼着 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 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 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 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 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 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 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 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 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 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 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 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 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 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 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 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 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 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 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 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部 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 权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 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 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 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 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 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 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 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 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 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 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 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 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同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 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 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 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 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 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 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 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 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 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 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 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 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 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意想不 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 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 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 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 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 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 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 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 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 的问题上,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 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 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 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 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 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 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 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 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 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 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 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 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 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 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 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 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 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 复检讨。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 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 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 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 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 损害党的团结。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 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 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 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 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 源和社会根源的。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就一 帆风顺地担任着各项领导工作,既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马列主义,也没有受 过党内整风的严格教育和锻炼,而自己在顺利发展中又不能自觉地进行艰 苦的自我思想改造。所以,虽然入党多年;我的思想意识中个人主义的孽 根未除,思想方法上表现主观、片面、自以为是。在这种情形下,我对党 内某些问题的处理,就不是从马列主义出发,不是从党的利益和劳动人民 的利益出发,而是夹杂个人主义成分和主观片面的见解,往往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往往自觉地或不自觉地 把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斗争方法和“权术”运用到党内斗争中,致使斗争 的结果,不仅不能加强党的团结,反而破坏了党的团结。在过去艰苦的白 色恐怖环境和根据地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我还比较注意约束自己,非无产 阶级的思想作风在正常情况下是被压制着,没有造成很大危害。但在根据 地局面比较顺利发展时,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之后,我的非无产阶 级思想、作风,就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而大大发展起来,因而做了一 些对党的团结不利的事,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我自 己感觉多年来党中央、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十分信任和器重,由于我自 以为多年来工作有了成绩,更由于我自以为一向未犯过大错误,从未受过 党的处分,因此在我到根据地工作的后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的这几年 当中,我就冲昏了头脑,逐渐滋长起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严重地自 以为是,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 人作用,忽视集体领导;强调个人威信,计较个人得失;终至堕落到资产 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泥坑里而不知醒悟。 去年十二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起草《增强党 内团结的决议》的建议,并对当前进行危害党的团结的同志提出批评和警 告,而这些批评和警告又主要是针对高岗同志和我而发出的。当时我听了 毛主席的这番批评和警告,竟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四中全会开会前数 日,少奇同志正式通知,要我准备在四中全会上发言,并说明中央关于增 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有所指,其中所指之一即是我。这时我才大吃一 惊,开始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警觉,而转入沉痛的反省,并在反省过程中和 同志们耐心帮助下,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对自己所犯错误感觉如此 迟钝,觉悟如此迟缓,其原因除了我在四中全会检讨中已提到的对自己错 误缺乏自觉性之外,还由于我错误地认为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结束不久,关 于我在组织部闹不团结的事件,我已作过检讨并经中央审查解决,而没有 体会中央当时对我那么宽容,主要是为了等待我自己觉悟。这是特别值得 我在今后警惕和猛省的。 我现在痛心地发现我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它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性。 我深切地了解,如果我对自己的错误不立即“悬崖勒马”而放任其继续发 展下去的话,其危险真是不堪设想: 我在这些天来,对自己的错误愈是深入挖掘一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 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 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 产党员的称号。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 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 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 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 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 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 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饶漱石冗长的检讨念完后,像霜打了的茄子,没精打采地坐下来,等待主持会 议的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发落。 邓小平同陈毅、谭震林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宣布陈毅发言。陈毅清了清嗓子, 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起来: 关于饶漱石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已把主要问题讲了。因为在高岗 问题的座谈会上,我没有发言,我想一并在这里发表以下的意见。 饶漱石同志在党内是很负责任的高级干部,近十二年来在党内外声望 很高。检查他到解放区十二年来的工作,就看出他原来是一个在党内制造 矛盾、进行挑拨离间、谋取权位、便利私图、两面三刀的彻头彻尾的伪君 子。今天戳穿了这个伪君子,是我们党的一个极大胜利。如果不把这个伪 君子戳穿,让他继续作阴谋活动,那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饶漱石同志不是 老老实实、诚心诚意地为党工作的。近十二年来的工作,在表面上看来是 正常的,但他这个正常,只是为了达到他向上爬的目的。饶漱石同志采取 了彻头彻尾的伪装方法,迷惑了一部分人,企图使党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向党来一个突然袭击。这种伪装的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必须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是一面进行教育、一面 进行考察的。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淮南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有关工作关系的争 论问题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上,毛主席对饶漱石同志这个人 就看出他的做法有破绽。有人说:“高岗、饶漱石这样大的干部,这么大 的问题竟事先毫无察觉。”我认为这个话是不对的。昨天在高岗问题的座 谈会上,就有许多同志回忆起毛主席在几年前就问过:“难道高岗这个同 志没有缺点?”这就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高岗早就一面进行教育、一面 进行考察的。大家知道,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风格,历来对犯错误的同 志均常常耐心地等待同志的觉悟。毛主席常常讲戒骄戒躁,反对骄傲自满、 功臣自居。前年“三反”之后,去年又来一个新“三反”,这证明在政治 上是很有预见的,也就是向他们敲警钟。我认为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图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手上翻筋斗,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野心家、投机家企 图对党进行突然袭击,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就是像饶漱石这样善于伪装、 阴险叵测的伪君子,不管他伪装得如何精巧,今天也终于被党识破了! 关于黄花塘问题,这是饶漱石同志到解放区以后的第一次大显身手。 他的计谋是要把我赶走,满足他争夺权位的个人欲望。他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同时也把他的本质暴露了。党中央、毛主席和许多干部都看到他把党外 手段用在党内很不妥当,大家当时不讲,是为了考察他让他自觉改正。这 就是教训所有野心家,党当时不解决你的问题,并不是没有发觉,而是给 你一个回头反省的机会。当然,在黄花塘争论前,我是有缺点的,其本质 就是当时我在处理党与个人的关系上,要求党按照我的标准办事,因而对 中央派饶漱石来华中充当领导表示不满,这完全是错误的。我到延安参加 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这件事是谅解的。我自己也取 得了教训,十多年来比较小心谨慎。所以,饶漱石今天反党、反中央扯不 到我身上;我和高岗也很熟,他的反党活动也扯不到我身上。但饶漱石却 毫无悔悟,在黄花塘用党外手段进行党内斗争,满足其个人争夺权位的欲 望,以为党中央和广大干部不知道,以后,变本加厉继续使用这一套,到 今天的总暴露有其必然性,是毫不足怪的! 关于在山东反黎玉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暴露了饶漱石抹煞历史、 吹嘘自己的丑恶本质。反黎玉斗争,是先从罗荣桓等同志开始的,他们首 先发现了黎玉的山头主义,并和他进行了斗争。以后我到山东,罗即与我 谈过黎玉问题,我继续协同舒同、张云逸等同志和黎玉进行了斗争,并且 请示中央。当时在中央批示下为了等待黎玉的觉悟,故对黎玉的问题未公 开揭露。我们应指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前后对黎玉问题的处理是正确 的。但问题是,饶漱石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报告反黎玉斗争时,完全抹煞 了前两段的历史,而说是他个人如何发现、如何组织斗争、如何处理,完 全说成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功劳,大谈其成功经验。这完全暴露了他有意抹 煞历史、吹嘘自己、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 对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命的问题,饶漱石的检讨是不够的。据我 看,他不仅是有意在窃取大权,而且是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要把自己的 权力和威望超过各大区党的负责同志,显示饶漱石比他们高一点,因为其 它中央局的书记没有兼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而他要兼,且非兼不可。这就 是说,他已感到华东局面太小,华东局面已无用武之地,把文章做到中央 去。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毫不推辞,志在必得?这一点不承认,就不能 自圆其说,仍就是想蒙混过关。 当然,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的大暴露,还是从全国 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一段。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各同志 亲自处理的,是各大区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在一起揭露的。在党的四中全会 之前, 我到饶漱石同志的家里和他谈了7个多钟头,那一次他还能够比较 诚恳地揭露自己。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 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同志的威望降低了,少奇同志跟主席关系不好,他要 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少奇同志; 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 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他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派别林立,“五霸强, 七雄出”,他在中间进行投机。当时我还问他,是不是的确如此,他并不 否认。(自然这是就当时我和他谈话的主要意思是如此,并不是每一句话、 每一字均完全符合,我保证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如果饶能这样检讨, 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家安在一 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七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 竭力辩护。漱石同志,我希望你坦白承认,你不仅反对刘少奇同志,你曾 经反对过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你在西柏坡与恩来同志争吵完全 是你不对,而且态度蛮横。你平素词气之间,对朱总司令也是不尊重的。 你敢于到毛主席那里去胡闹,提出质问,这是你目无中央的胆大妄为。所 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少奇同志时你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 事实。我希望你继续作个共产党员,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检讨不接 触本质,怕触痛处,就无改正希望! 高岗造谣来中伤少奇同志,说他对党的性质缺乏正确了解。这是完全 不对的。少奇同志对党的性质是完全了解的,而且了解很正确,可以拿他 的名著《论党》来作证明。他不仅理论上正确,主张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 队,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行动上 也是经得起检查的。少奇同志是没有宗派的,他从来不搞宗派。少奇同志 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少奇同志历来在重大关键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所 有这些,从少奇同志的言论和行动完全可以证明、而且是尽人皆知的,决 不是野心家们的造谣歪曲所能改变分毫的。恰恰只有高岗和饶漱石才是对 党的性质不了解,把党看成宗派林立,把我党看成与国民党一样,蒋、桂、 冯、阎派别分歧,只有争权夺利、投机取巧,毫无别的。如果说高岗与饶 漱石尚有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仅在于:高岗是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 饶漱石则是“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唾涎羡慕进行投机,一旦得手,下一 步再“取而代之”。高、饶两人均是大奸大恶党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人物。 只有在共产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才被揭露,反之,他们的阴谋会 得逞的。至于高、饶两人其活动范围,其活动方式,其破坏的程度,当然 应该进行分析,不是完全相等的,各有其特点。应该说饶较高为次,但就 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较高更为隐蔽奸巧。 饶漱石同志近十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工作做 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这必须进行分析。我认为就在这样一个 基本问题上,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 个基本问题一错,就什么严肃、谦逊、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原则性强等 等,都变成了骗人的、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这一点,漱石同志 如不痛切反省,能否做一个共产党员,那要由你自己考虑了。今天我听了 漱石同志的检讨,对于黄花塘一关、军政委员会主席一关和北京休养一关, 都比较愿意承认错误。但还是不够彻底,作了很大的保留。而最抵赖的, 是从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反对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中央 威信这一关,恰恰这是最重要的一关。破坏中央威信,也就是破坏毛主席 的威信,不是仅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党中央。你 们的战略是将党中央采取分别肢解政策,这是你们阴谋的顶峰。其性质是 从党内来一个发动,与帝国主义配合来反对党与中国人民。你们不承认这 一点,仍旧是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最后,对于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反中央的事件,我自己取得以下四 点教训: 第一,不要伸手。高岗、饶漱石对于最高权位很热心,经之营之,而 且要伸手,真伸了手。我对这个问题的教训是不要伸手。权位是可爱的, 最高权位尤其可爱。需不需要权位呢?反革命的权位要粉碎,而革命的权 位是需要的。党给我们以一定的工作岗位,给我们一定的事权,依靠它我 们才能为党工作。问题是接受一定工作岗位和事权要服从党的利益,不要 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而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处在党给 的权位上,要遵守纪律,善于控制自己,不要伸手(不在于有手无手,手 是人人皆有),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干部与人民的监督,不许可你伸手, 你伸手就注定要失败的。要善于管制自己,才不会被管制。不管制自己, 肆无忌惮,终于有被管制的那一天。你伸手,总有一天会被抓住的!党中 央是有准备的!毛主席是有准备的!结论是要伸正确之手,伸为人民服务 之手,不要伸野心家之手,不要伸投机家之手,不要作反党活动! 第二,不要欠账。欠了账就要早还,快还,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再 来还。今天饶漱石还是不想把账还完,我很可惜。欠账要还清,还清账才 能由反党的立场转到拥护党的立场。不要怕说自己曾反对过毛主席,毛主 席不怕人家反对,他就是在各派机会主义的反对中站起来的。他也不一定 喜欢人家拥护,他曾常说万岁声中可能夹杂着不满的成分,要加警惕。饶 漱石同志应该老实承认,曾反对谁,就说是反对谁,没有反对谁,就说没 有反对谁。不要再欠这个账,欠下去,十年二十年还是要还的,“盖棺” 还有不能“论定”的例子,历史是最无情的,党领导的几万万人的眼睛看 着你,这个账怎么能赖得了呢?所以,我认为“不欠账”这句话有很大教 育意义。我希望饶漱石同志这次把账还清。 第三,历史是要对证的,做了坏事,是赖不了的。这一点,我希望饶 漱石同志一定要懂得。在延安,有一天毛主席给我讲,做一个政治家,一 定要忍耐,人家讲什么,你不要管,注意锻炼自己,纠正自己,是好是坏, 一切误会总有一天会对证清楚的。毛主席十多年前讲的话,今天想起来有 很大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十多年前神气十足、胡 乱整人的时候,你会想到十年后还要对证,历史要翻案吗?因此我更得出 深一层的教训,就是在党与人民面前,不要虚伪,要老老实实,历史终于 要出来作证的。 第四,不要有宗派情绪。不仅不要搞宗派,而且不要有宗派情绪。凡 是带宗派情绪的,就把眼睛蒙住了,就要发生错觉,就要根据错觉、根据 唯心主义来分析问题,就要犯错误。有了宗派情绪,宗派成见,就会障碍 自己认识真理,自己的错误就会发展,就会发展到最危险的方面去。 以上就是我参加这两个座谈会,听了很多负责同志的讲话,听了对证 材料之后,所得到的一点教训。我以此勉励自己,也以此奉劝高、饶两人。 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作出了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 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 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 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 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 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 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 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 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有下列几项结论: 一、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 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 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甲、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 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 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 形成反党的联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高 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 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 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 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 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 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 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 在一起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 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籍口,在中央组织部 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 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 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 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 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 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 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 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 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 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 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 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 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 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 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 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 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 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 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 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 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 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 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 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 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 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干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 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 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 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 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 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 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 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 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 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 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 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 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 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 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 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 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 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 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 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 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 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 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 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 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对毛主 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 “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 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 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 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 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 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 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 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 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1) 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2)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3)为何 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 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 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 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 确定调京工作,饶之不满情绪又有发作。 饶在座谈会上曾说出由于自己的怀疑,曾向中央进行试探,以后在事 实上证实中央对他确是一番好意,才放了心。座谈会又证实以后饶虽然口 称解除了对中央的怀疑,但并非有所觉悟,并未检讨自己,而是采取多种 多样的弥缝办法,来掩饰自己曾对中央不满的错误。 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其他大小事件,座谈会揭露很多,这里不多叙 说。 二、座谈会一致指出: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不是一 般性的,有其特殊之点。他善于伪装,不易暴露他的这种本质,饶多年来 以守法克己的伪装,在党内施展阴谋,争夺权位,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 即在伸手时亦常以伪善面目出现,而且以各种方法利用别人为其火中取栗。 饶漱石确是党内少见的伪君子。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奇的理论,但他的基本思 想是不承认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统一的革命政党,而是把党看成是派系林 立的集团,认为投机取巧,运用手段,就可以凌驾一切。他在一个地区工 作时,从来不愿中央各部门对他的工作进行检查,从来没有自我批评,总 是把自己的缺点掩盖起来。他对中央各部门,甚至对中央领导同志,经常 采取抵抗和攻击的态度。他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成是一个独立王国。他 到中央工作后,就根据自己投机取巧的思想,同阴谋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 力的高岗一道,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这就是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投机 家的政治本质。 三、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党内进行争夺权位的斗争中采用了与 党的作风完全相反的一套办法,即采用了一套用于取得权位的“权术”, 饶漱石同志的作风是很恶劣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各条:一、造谣挑拨,对 上欺骗,对下蒙蔽;二、对待干部或者许以职位进行个人的笼络,或者加 以打击以后又加以笼络;三、专抓同志间的“小辫子”,善钻同志间的小 空子;四、处心积虑,随处安放“钉子”,以便在他认为必要时拿出整人, 使人莫知所措;五、担任新职位时,即预先准备一套压服人的下马威,以 便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六、对于他所不满意的人,常常制造借口加以打击, 自称为这是“接题发挥”;七、当面扯谎抵赖,说话反复无常;八、伪装 谦恭的容貌,实际上经常吹嘘自己。 从前述饶在一九五三年与高岗共同进行反党活动,以及一九四三年在 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一九四九年热衷于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 的事件,一九五二年到京休养的事件,这些关节问题来看,饶所采取的办 法,都是他一整套恶劣作风的例证。饶之种种恶劣行为不经对证,便不宜 发现,而且有时使人误认其为正人君子,在经过材料对证以后就完全暴露 了出来。座谈会一部分同志在其发言中说,他们对饶是由尊敬转到怀疑, 最后不得不引起义愤。这正是伪君子被揭露前后的自然反映。 总之,饶漱石同志确实学会了中国旧社会剥削阶级那些最坏的争夺权 力的本领,而且把这些丑恶的所谓权术的东西搬到党内施展起来,这是座 谈会所得出的共同认识。 四、饶漱石同志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直到现在,还不是采取彻底承认 的态度。饶在自己的自我检讨中承认自己从来没有经过整风锻炼,承认自 己骄傲自满和功臣自居,承认自己不老实,承认自己作风恶劣,将对敌斗 争中的某些手段运用到党内来进行政治投机,承认自己的错误的本质是资 产阶级个人主义,承认在具体事件上已发展到个人野心家的地步等等。从 上述自承看来,饶在表面上虽然承认了一些错误,但是还不诚恳不彻底, 不愿最后挖掘自己的错误的本质。对黄花塘事件和军政委员会主席两问题 虽承认较多,但有保留。对调京休养问题除了承认一部外,仍多方辩解, 不愿彻底挖根。尤其对于从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有关直接反对中央领 导同志和参加高岗分裂党的活动这个最主要的关节问题上,则企图避重就 轻,实行抵赖。这说明饶对自己错误所采取的态度,仍然是很不老实的。 座谈会中有同志提出高岗和饶漱石为何在同时进行这样重大的反党活 动、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饶自己承认是“不 谋而合”,座谈会限于时间未作追究,对此,饶以后应向中央老实交代。 饶漱石同志犯如此重大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座谈会亦要求他作深 刻的反省并向中央交代。饶是否能彻底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于饶自己。 座谈会指出,饶漱石同志在过去的长期工作中,一般是采用正常的方 式来进行的,他的争取权位的活动,是不到重要关节不伸手的。饶个人过 去工作虽有其成绩,但他十年多来每到重要关节,就犯严重错误,就暴露 出他的最本质最丑恶的一面,这样就在事实上把他的好的一面否定了。饶 如果真想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必须痛切反省,彻底交代,就要在实际 考验中,彻底丢掉他的长期发展起来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 五、座谈会最后指出,党在揭露了饶漱石同志的错误时应当吸取教训, 这就是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必须提倡和发 扬;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高级干部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 展;党的无产阶级嗅觉必须提高;党的团结必须加强,不让敌人有隙可乘; 每个干部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全党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只有如此,才使党能够不断进步,保证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过渡时期的伟 大历史任务。 邓小平 陈毅 谭震林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邓小平、 陈毅、谭震林的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后,毛泽东仔细看了,于3月 12日作了批示:“此件送小平同志。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 均同意。” 3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的这个报告。 饶漱石和高岗一样,也被停止一切职务,隔离审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