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蒯大富鼓吹夺权,薄一波指示予以反击。刘少奇的女儿专程回京,聆 听父亲的教诲。 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后,立刻就像当年下基层搞四清运动一样,深入到群众中去, 广泛了解情况,并把这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迅速汇报给刘少奇。 化工系那个蒯大富,张口革命,闭口造反,深得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赏识。 他先是鼓吹赶走工作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去学校耐心帮助他,却被他无情地抢 白了一顿。6月21日这天,他又“一鸣惊人”,公开在大字报上提出“革命的首要问 题是夺权斗争……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么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 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要夺取。” 这一段日子,在北京各高等院校的造反者中,反工作组已经成为时髦之举,围 攻工作组的事情屡有发生。然而,还没有哪一个敢像蒯大富这样公开跳出来鼓吹夺 工作组的权。谁都知道,工作组是党中央派来的,是代表党工作的,夺工作组的权 岂不是夺党的权吗? 得在这一消息后,薄一波立刻打电话给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指示要对蒯大 富的言行予以反击,王光美也明确指出:蒯大富要夺权。 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做法是正确的,既然有人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就要理直 气壮地反击,当年反“右派”的时候,毛泽东就是这样号召的。不过,他没有急于 表态。他肩负着指导全局的重任,重要的事情是制定大政方针,他觉得有必要召开 一次政治局会议。 就在6月20日这天,他意外地收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向党中央提出的一个书面建议, 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团体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 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 从组织原则上来讲,中央文革小组要归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但实际上,除了 毛泽东之外,没有哪一个政治局常委能过问得了这个小组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中 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陈伯达,而是因为它的第一副组长 是江青。陈伯达深知江青这个女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因 而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时,他曾再三推辞。后来因为是毛泽东亲自点将,他 才不得不从命。尽管如此,他还是一直设法推掉这个差事。在他的暗中活动下,终 于在8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纸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 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担任。” 对于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报告,刘少奇当然不能不重视,他反复看了两遍,不 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书面建议极为隐蔽而又很高明地表达了他们取消工作组 的意见。 当初中央开会讨论派工作组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人都参加了,谁也没有提出反 对意见,如今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呢?会不会是从毛泽东那儿得到了什么风声? 他本来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在提醒他,毛泽东对于江青、 陈伯达、康生等人显然要比对自己和其他中央领导更信任,发表聂元梓等人的那张 大字报就是证明。不过,作为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他不能凭猜测工作,他还要 不遗余力地把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做的那些指示具体落实下来。 6月21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布置对运动 的领导。在汇报讨论之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划一个界线, 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听蒋南翔话的, 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运动中要恢复党、 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 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 相的体罚。 刘少奇还强调指出:“这一场斗争咱们都没有经验,工作组也没有经验。” “有的学校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 出夺权。”“夺权斗争,有的是坏人要我们撤走工作组,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 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 刘少奇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蒯大富等人的言行而发的。 这次会议的精神很快就被贯彻了下去。6一月23日,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主 要议题之一就是反对反工作组,李雪峰在讲话中指出,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 在这紧急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他还要求开展反干扰斗争,坚决把 反工作组势力的猖狂气焰打下去。 李雪峰的讲话在北京各高校传达下去后,局势很快平稳下来,拥护工作组的力 量占了上风,而一些反对工作组的人则受到程度不同的处分。受到处分最严重的要 数那个蒯大富,他被开除了团籍,还被关押了18天。 学校情况好转了,社会上的情况也就随着好转了。北京的夏天本来就炎热异常, 而前一段不分昼夜吵吵闹闹的“革命运动”,更是把老百姓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 惫。现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恢复了正常的作息制度,社会治安渐趋好转,许多人 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当然,要使运动真正走上正常轨道,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刘少奇指示为学校的 文化革命制订规划,大学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有了规划, 就可以使学校开展运动有章可循,结束目前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 令人忧虑的还有生产问题。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工业、交通生产情况越来越糟。 钢、钢材、煤的产量节节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设任务上半 年只能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算。很清楚,如果让乱揪 乱斗的浪潮涌进这些部门,生产将会出现更大幅度的下降。 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布等主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找来商量这件事。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 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 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且由上级派工作队领导进行。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正式请示这一重要提议, 并且附上了准备下发的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 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毛泽东理解了这一建议,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几天后,刘少奇得到报告,《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北京市高 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已经起草好,就等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 看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希望走上正轨了。 6月30日晚上8点钟,一位中年女性走进了刘少奇的办公室。 “爸爸!”一声亲热的呼唤在刘少奇的耳边响起来。 “爱琴回来了!”一向严肃的刘少奇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 刘爱琴是刘少奇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何葆贞生的孩子。她还有一兄一弟,哥哥名 叫刘允斌,弟弟名叫刘允若。 刘少奇、何葆贞是一对恩爱夫妻。自从1923年他们在安源结婚以来,何葆贞跟 随丈夫走南闯北,辗转于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在革命队伍 里从事党务、工会、妇女方面的工作,协助刘少奇做了大量事情。 1932年一个严寒的冬日,刘少奇告别了妻子何葆贞和正在牙牙学语的儿子毛毛 (刘允若),化名店开元,只身离开上海,潜往去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这次刘 少奇去江西苏区,何葆贞像以往多次分离时一样,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离别,却没 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他们的永诀。 送走了丈夫,她根据党的决定,在全国互济总会担任领导职务,留在上海坚持 工作。 全国互济会成立于1925年10月,是中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主要从事对被 捕、遇难同志及其家属的救援工作。何葆贞在互济会中兼任营救部长,化名王芬芳, 对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1933年3月,中华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上海地下 党组织指示互济会尽力营救。何葆贞与张琼夫妇到处奔走,请何香凝出面保释。不 料,她们的活动被国民党便衣特务盯上了。3月底的一天,特务包围了何葆贞的住处。 躲避已经来不及了,她当即把3岁的儿子毛毛往邻居大嫂怀里一放,说:“请帮我照 看一下孩子,过几天有人来领他。”说罢迅速转身回屋,以最快的动作销毁了文件 资料。宪兵队特务冲进来,凶狠地将她抓了出去。 何葆贞被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同帅孟奇、夏之栩、耿建华等女共产党员关在 一起。她们在狱中团结难友,多次组织绝食,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由于叛 徒告密,何葆贞的身份终于暴露。敌人决定判处她死刑。令何葆贞抱憾终身的是, 她再也没能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她甚至不知道亲爱的丈夫和3个幼小的子女此 时在哪里。1934年深秋,何葆贞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献出了年仅32岁的璀璨生 命。而这时,她的丈夫刘少奇正在充满险境的长征路上辛苦跋涉,3个子女正靠别人 的接济艰难度日。 刘爱琴是1927年出生的,出生后不久赶上大革命失败,刘少奇撤离武汉,就把 还在襁褓中的爱琴托付给汉口的一位工人。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原先由党组织提供 的补助逐渐中断,使爱琴在七八岁时就被卖给一户人家当童养媳,小小年纪就过着 挨打受骂的奴婢生活,饱尝人间苦难。直到1938年4月,才由党组织派人找到她,送 到延安父亲的身边。同年,她的哥哥刘允斌也从湖南老家来到延安。8年以后,刘允 苦才在苏北农村被地下党组织发现。 1939年,刘允斌和刘爱琴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在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 际儿童院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翟秋白的女儿程独伊,蔡 畅妈妈的女儿李特特等许多著名革命家的子女。父辈们为之共同浴血奋战的事业, 自然把这些革命后代们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刘爱琴1949年8月底回国后,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教了一段俄文,后来进入中国 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在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5月,为了响应党 中央发出的干部下放劳动、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刘爱琴和她的蒙族丈夫主动报名, 去了内蒙古。 刘允斌是1957年10月回国的,他在苏联学的是核物理专业,回来后立刻投身到 新中国起步的核武器研究事业中去。1961年,他随原子能401研究室元件工艺室一起 调到中国西部包头的核燃料元件生产厂。在那里以刘允斌为首组建了第三研究室, 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制工作。刘允斌的工作非常出色,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 颗氢弹的爆炸,都有他的一份贡献,刘少奇特别为自己的这个大儿子感到自豪。 刘允若是在北京读的中学,高中毕业后,凭着自己的优异成绩,考人莫斯科航 空学院。他是1960年学成回国的。1964年,刘少奇让他到部队当了一年兵。他在部 队中表现非常好,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转眼的工夫,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而且都成了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这 使得刘少奇感到无比欣慰。尤其是看到爱琴,他的心头更是别有一番滋味。爱琴长 的很像母亲,也像母亲年轻时那么漂亮。刘少奇又想起来允斌和爱琴刚到延安时自 己对他们说过的话:“一定要记住你们的母亲,学习你们母亲的精神,要晓得她为 什么牺牲,国民党为什么杀害她。” 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把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不仅牺牲了个人的 感情和亲人的生命,还几乎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眼见得欣欣向荣的社会 主义建设出现了动荡,受到了阻碍,他怎能不心急如焚,恨不得把自己的所有力量 都使出来。 “爸爸,我这次回北京是专程来找您的。” 女儿的声音把刘少奇从深沉的思索中拉回到现实中来。 “找我有什么事?” “您先看看这些材料。” 原来,刘爱琴这次到北京来,是受自己所在单位一些人的委托,送来一份揭发 材料。那些人要刘爱琴设法把这份材料送到毛主席或者刘主席手里。 刘少奇戴上老花镜,借着台灯的光亮,认真地看起那份揭发材料来。 趁这个机会,刘爱琴默默地打量起爸爸来。他的表情还是像往常一样严肃、镇 定,精神饱满,但他的头上又添了许多白发。他要操的心太多了! 刘少奇看完了材料,先对这份材料的内容做了一些分析,然后又对女儿说: “某些领导人如果有错误,那是可以批评的,也可以贴大字报,但不要登报,登报 就会受到中央的批评,就要犯错误。” 刘爱琴觉得父亲可能说的有些口渴了,便从办公桌上取过一只景德镇烧制的细 瓷茶杯,斟满了水,双手端着递到父亲手里。 刘少奇接过水杯,呷了一小口,又接着说:“不过要注意,斗不要斗多了,争 取改正。现斗就顶牛了,容易打人。有些事不交待,可以慢慢再检讨。” “现在我们都是满腔热情,只是不知究竟怎么搞才好。”爱琴向爸爸说出了心 中的疑惑。 刘少奇回答道:“将来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中央会有安排的。” 爱琴又告诉父亲,他们那里已经出现了两派间的激烈矛盾和斗争,有人做出了 某些不适当的行动。刘少奇沉吟良久,用很坚定的语气说:“任何人都可以贴大字 报,“不要有限制;但不能泄密,不能动武装,档案不能动,工厂机器不许破坏, 否则就是反对革命的行动。双方都不能动武装!” 爱琴又请父亲对自己提一些要求,刘少奇说:“你个人参加运动是好的,要参 加到群众中去,在斗争中锻炼;但是不要搞自己的小圈子,不能抱个人目的,否则 就要垮台的。” 爱琴把父亲的话一字一句都记到本子上。 那天晚上,父女俩一直谈到10点钟。 第二天吃早饭时,刘少奇又对爱琴叮嘱了许多话,其中有一些是昨天晚上说过 的,但他觉得很重要,就又强调了一遍。 刘爱琴频频点头。她心里这样想着:我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去做,我们那里 干部群众也一定会像父亲说的那样去做。 这一天是党的生日,有很多事情等着刘少奇去处理,刘爱琴吃过早饭后,也没 有跟他告别,就匆匆地回内蒙古去了。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次简短匆促的见面竟是他们父女俩在这个人世间的诀 别。 7月1日下午,福禄居的会议室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北师大一附中 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 这些客人是刘少奇亲自请来的。 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女儿平平就是一附中的学生,每次从学校回来,她都把自己 的所见所闻讲给爸爸听。从女儿的讲述中,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虽然派到各学校 的工作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这些工作组都是临是组成的,匆忙上阵,缺少经 验,很多事情处理得并非尽善尽美。他认为,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工作组,文 化革命是一个新事物,大家都在摸索对它的理解,在理解过程中,犯了错误在所难 免。于是,他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把女儿所在学校的人找来,听听他们的意见。 也许有平平在场的原因,虽然是当着国家主席的面。大家也不觉得拘束,你一 言我一语地说的十分热闹。 听完大家的发言后,刘少奇也谈了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今天的文化大革 命会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社会主义觉悟。巴黎公社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我 们送来了列宁主义,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刘少奇对突然兴起的这场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但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尽力引 导群众前进。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 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 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 在谈到那些所谓造反行动时,刘少奇明确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他说:“现 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我看这个事可做,但有规定不宜过 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 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刘少奇还向大家描述了他对运动的设想,他说:“文化革命要有斗、批、改三 个阶段,7月底斗争结束。你们学生对学校领导有意见,可以提出,这就是斗争嘛, 但不能动手打人。8月进入批判阶段。在这个阶段内,让群众把自己的意见全讲出来, 看看我们以前犯了什么错误,通过批判要搞清错在哪里。我们领导了人民几十年, 让人家批评我们几个月还不行吗?到9月,就转入扎扎实实的‘改’的阶段。12月底, 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制度。” 最后,他又按照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理解,向大家讲述了这次运动应该达到的目 的,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个全人类当然包括地、富、 反、坏。无产阶级毫无自私之心,所以胸怀最宽广。不解放别人,不把一切坏人改 造成好人,不把一切消极因素改变为积极因素,无产阶级自己也得不到解放。” 刘少奇的一席话,对在场的所有人震动都很大。不是说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吗, 刘少奇为什么说要把地富反坏分子全都改造过来呢?与那些鼓吹“打倒一切”的人 相比,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所表现出来的不更应该是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吗?他们 开始对社会上那些乱冲乱斗的做法产生了怀疑。 刘少奇在说上边这些话的时候,对“文化大革命”还寄托了许多美好的希望。 在引用马克思那句名言的时候,他的确袒露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胸襟。他说什么 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些话后来居然会被造反派当作“黑话”,向他发起猛烈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