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毛泽东把刘少奇请到人民大会堂,与他亲切交谈。刘少奇以为此后就 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没想到造反派们很快就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 福禄居在凛冽的寒风中寂寞地矗立着,就好像刚刚过去的那难得清静的一天, 留给它时间舔净身上的伤口。 1月13日晚上,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还没睡下,忽然值班电话的铃声急骤地 响起来。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主席叫我接刘少奇同志来大会堂谈一谈。我坐华沙牌小车去,你们就不要给 他要车了。告诉你们门口的哨兵,不要挡我。” 刘振德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现在少奇同志的家就像开了门的菜园子,谁都 可以随便进出,更何况是你呀!” 放下电话,刘振德三步并作两步走进刘少奇的办公室,他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 诉给刘少奇。毛主席亲自找他谈话,简直是天大的好事。只要毛主席说一句保他的 话,造反派闹得再凶也无济于事。 刘振德向刘少奇报告完徐业夫的电话内容,他却好像没听清楚似的,提高声音 问道:“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懂。” 不待刘振德开口,坐在一旁的王光美就抢先把他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那好。”刘少奇若有所思地站起身来。 刘振德赶回办公室,准备在这里接待徐业夫。自从刘家搬进福禄居后,他还一 次没来过。 工夫不大,徐业夫就来了,而且先进了刘少奇秘书的办公室。 “为什么你要坐华沙车来接?”刘振德不解地问。 “少奇同志的车子目标大,不安全。”徐业夫解释道。 在刘振德的引导下,徐业夫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门外,这时候刘少奇已经等候 在那里了。徐业夫说明来意后,刘少奇就迈步往外走,顺手拿上了香烟和火柴。 王光美跟在后边送,一边走一边用手捋平刘少奇刚换上的衣服。看得出来,她 这样做是在掩饰内心的不安。 刘少奇乘坐的轿车消失在夜色中,王光美才把目光收了回来,转过脸来向刘振 德问道:“中央领导是不是都换车了?” “不知道。”刘振德恐怕王光美往坏处想,就把话题引开来:“不管坐什么车 子,但愿这次能带来好消息。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目前的处境可能还不了解。” “不会不知道吧。会有人报告的,但怎么报告就不清楚了。”王光美神情黯然 地说。 就在王光美为丈夫担忧的时候,刘少奇已经来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等候在 北京厅里的毛泽东。 两位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战友又一次见面了。他们这一生中不知见过多少次面, 从来都是有工作要谈,这一次却是例外,彼此的心情也从未这样复杂过。 毛泽东似乎还是像以往那样热情,一见面就关切地问:“平平的腿好了吗?” 这显然是指前几天清华大学造反派“智擒王光美”开头时的情节,没有想到传 到毛泽东那里竟误以为真了。刘少奇立即居实答道:“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 毛泽东客气地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做了简单的介绍。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湖南人,而且两家相距甚近,是地地道道的老乡。刘少奇 住在炭子冲,毛泽东住在韶山冲,两冲之间只隔一道岭,相距不过30公里。年少的 时候,刘少奇并没有见过这位比自己大5岁的同乡。直到1922年8月,他们在各自经 过了一段艰辛坎坷的探索历程之后,不约而同地走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两双手才 紧紧地握在一起。 那时候,刘少奇刚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奉调回国,便参与了中共二大的会务工 作。会后,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就亲自找他谈话,派他 回湖南工作。当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就是毛泽东,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 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杨开慧也住在这里。 在此之前,他们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和大概情况,却互不相识,如今二见面, 便觉得格外投机,经常在一起做个别交谈。 对于在清水塘同毛泽东相识相交的那段时光,刘少奇一直怀有美好的回忆。30 年后的1952年,他在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回长沙时,还和夫人王光美专门去寻访同毛 泽东初次见面的清水塘,可由于年久变迁,当时竟没有找到。 1961年在湖南搞调查,刘少奇又抽时间去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旧居。在前往韶 山的途中,汽车路过炭子冲,他却没有下车,只是在车上向他出生的地方投去深情 的一瞥。 参观快要结束时,刘少奇指着那块红底黄字的“毛泽东同志故居”的匾额,对 王光美说:“这个匾额应该改一个字。‘故’居改为‘旧’居,因为毛主席还健在, 还很健康,所以用故居不太确切,在这里把‘故’字改为‘旧’字要更好一些,也 更贴近人们的心理。” 这个意见很快就被采纳了。后来,这块匾额就换成了郭沫若的手书:“毛泽东 同志旧居”。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关心是发自心底的,因此才能 如此自然地流露出来。不过,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准则,是绝不会让这种感情 有意地展示给毛泽东本人的。比如去年的国庆节,当时他已经被停止了工作,但是 当他看到毛泽东走下金水桥会见群众时,唯恐出问题,再三叮嘱警卫人员注意保护 好毛泽东的安全。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背后做的,毛泽东并不知道。 在这方面彭德怀与刘少奇有些相像。他也和毛泽东是老乡,而且与毛泽东私交 不错。正因为是好朋友,他觉得才应该坦率直露,否则就破坏了那友谊的真诚和纯 洁。于是,别的中央领导批阅文件时,总是写“主席、刘、周、朱……阅”,而他 却直呼直名:“毛、刘、周、朱……。 与之完全相反的是林彪。他不仅善于让毛泽东感觉到自己的“忠心”,还总是 在一些被人们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动脑筋,以取悦于毛泽东。比如,从1966年开 始,他在批给毛泽东的文件上都写上“请主席阅”、“送主席批示”之类的字样; 到了1967年,则把“请”、“送”一律改为“呈”字。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谈话开始切人正题。刘少奇表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 错误,已不适宜再担任领导职务。接着,他又郑重地把自己经过反复考虑的要求向 毛泽东提了出来: “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 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 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 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吟不语,只是不住地吸烟,刘少奇的这两点要求是不是引起了他心中 的不快? 刘少奇也在抽烟,他在等待着毛泽东的答复。 他们俩都嗜好吸烟,但各有所爱。毛泽东总抽熊猫牌的,刘少奇总抽前门牌的。 各有各的烟,因而谁也不用让谁。 如果此刻换上林彪,如果林彪对吸烟不反感的话,他会不会摸出自己的一根香 烟递到毛泽东的手里,或者擦亮火些为毛泽东点燃已经放到嘴边的香烟呢? 刘少奇似乎没有想过应该怎样巧妙地打破沉默。他从衣兜里拿出一封群众检举 信来。他告诉毛泽东,有个人在大字报中不借用造谣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人品质 极坏,话不可信,这封检举信就可以作证明。 毛泽东挥了挥手,表示信不必看了。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又特别介绍 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写的《机械 人》两本。 谈话结束了,毛泽东起身为刘少奇送行,一直把他送到北京厅门口。分手时毛 泽东亲切地对他说:“回去后好好看书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平静地踏上归途。回到家里,他对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家人说: “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 王光美和孩子们听了,那感觉就好像是悬在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下来。既然 毛主席表态了,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的。 住在福禄居里的人虽然还没有安全感,但这里似乎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静。 刘少奇静下心来,准备接毛泽东的要求,好好看书学习。 秘书帮着他找书,重点是《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在刘少奇的书房里 没有找到,又去中央办公厅的图书室去找,还是役有找到,刘少奇想了想,便对王 光美说:“先不用找了,可能是书名不对。” 刘少奇爱看书学习,这在中央领导里是出了名的。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三天 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样的顺口溜,用以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提倡读书学习风气。 记得那是1959年的时候,刘少奇的肩周炎大发作,胳膊抬不起来,有时疼得满 头大汗。有一次王光美在春藕斋碰到了毛泽东,无意之间把这件事说了出去。毛泽 东说:“肩周炎我知道,我在延安得过,这是我们男子的更年期症。”此后不久, 毛泽东就亲自安排刘少奇到海南岛休养治疗一段时间。 刘少奇欣然接受了这个安排。平日里杂事不断,他早就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读 几本书了。 1959年11月1日,刘少奇带上一套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第三版和一些资料,飞往海南岛。 到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鹿回头招待所安顿下来之后,刘少奇便开始安排读 书。他几乎把这次休养当成了一次正规的学习班。他邀请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陶铸、书记林李明和海南地区党政军的部分负责人,同时把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 警卫、医生、护士还有王光美也都召集拢来,同他们一起学习讨论。为了帮助辅导, 他还特意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请来了王学文、薛暮桥两位经济学家作老师。 秋季的海南岛,树木葱茏,气候温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在阳光下翻滚着万顷 碧波,景色十分美丽。但刘少奇除了接受治疗、洗洗海水浴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 了读书和讨论上。 上午,他坐在房间里读书本,查资料,想问题,一坐就是小半天。下午讨论, 他总要带头发言,结合实际讲他的心得。 不知不觉,20多天过去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学习讨论完了。 刘少奇组织读书讨论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件事。很快被毛泽东知道了。 他一听马上觉得这个办法好。1959年12月,他也带了一些同志到上海住下来,阅读 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接着,周恩来、李富春约了国务院的一些部长,一起 住到广东从化,把这本书读了一遍。他们还把薛暮桥叫去,让他介绍刘少奇讨论发 言的内容。 想起那一段读书时光,刘少奇不禁心驰神往;可是一回到现实中来,他又不免 黯然神伤。 那一年的11月24日,他路经琼海县前往杭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郝苗和随行人员知道他一向反对作寿,在家里从不让人给 他过生日,就想简单改善一下伙食。不知怎么,这件事被省里同行的干部知道了, 就在吃晚饭时送来一块生日蛋糕。人家是一片盛情,刘少奇也不好批评,就让大家 把这块蛋糕分吃了。 他哪里想到,就是这样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如今被造反派一写到大字报上竟 变得耸人听闻:刘少奇过生日,陶铸为了讨好他,竟然做了一个直径一公尺那么大 的寿桃糕,派专机送往海南岛,还指定歌舞团前去奏乐,并邀请党政军领导人出席 祝贺。 刘少奇不得不佩服那些人的想象力,不仅能把芝麻吹成西瓜大,还能把完全虚 假的事情编造得活灵活现。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埋头读起书来。 这样的安稳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天,造反派们又来了。 没有人阻拦,他们大摇大摆地闯进了福禄居的大门。 国家主席的住地,如今成了自由市场,任人随意往来,所不同的只是,在自由 市场上听到的是嘈杂的叫卖声,这里听到的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以最大的肺活量吼 出的口号声。 刘少奇被造反派们推揉着走进院子里。 入冬以来,这是京城一个少有的寒夜。如果不是赶上那个造反的年头,恐怕没 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有取暖设备的屋子跑到室外来。 警卫人员眼急手快,找来一件棉大衣披到他身上,又给他戴上一顶棉帽子。 刘少奇本来还有一条驼灰两色的方格薄毛围巾,他很喜欢,围了十几年,这一 次却没有来得及围上抵御寒冷。 说起这条围巾,还真有些来历。那是1948年冬天,北平和平解放不久,刘少奇 第一次来拜见岳父岳母。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也是第一次见到刘少奇,觉得初次见 面空手不大合适,就去西单的一家百货商店买来这条围巾送给刘少奇。王光英当时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个体现了人之常情的礼物,竟成 了他俩的一条共同“罪状”: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刘少奇的脖子…… 王光美没有来得及穿大衣,就被推到院子里。 福禄居的院子里没有灯光,从走廊里射来的微弱光线勉强照亮了种在院子前部 的几棵海棠树,其他的地方就是一片灰蒙蒙的了。但是,寒冷和黑暗却影响不了造 反派们的热情,他们一边挥舞着“红宝书”喊口号,一边提出各种问题质问刘少奇 夫妇。不过,细心的人还是可以发现,除了几个活跃分子外,其他的人既不喊口号 也不提问题。他们都是想趁机亲眼看一看刘主席,看一看国家主席的住址,也算没 有白在中南海工作一回。 对于造反派提出的问题,刘少奇总是一丝不苟地加以解答。可是每次解答完毕, 都会引来一片“不老实、狡辩,胡说、放毒”的喝斥声。刘少奇只好不开口,他们 又得意洋洋地说刘少奇“理屈词穷”、“负隅顽抗”。 在这样的批斗会上,造反派们总是要千篇一律地质问刘少奇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刘少奇抑制住满腔的怒火,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我已经多次说过,对毛主席,我过去不反,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 不反毛主席!” “刘少奇必须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造反派们用口号声淹没了刘少奇发自肺腑的表白。 喊口号的时候,有个家伙上来强行按住刘少奇的头,以示真正是“低头认罪”, 还把他的棉帽子打落在地。 王光美急忙弯腰拣起帽子,给刘少奇戴到头上。 “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王光美!” 造反派们对此做出的反应,及时地用一句口号表达了出来。 “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王光美苦笑了一下,又用商量的口气说: “先让少奇同志回屋吧!少奇同志欢迎大家对他提出同志式的意见。” 王光美的话音刚落,机警的卫士就将刘少奇拉进屋子里。 刘少奇一走,造反派们便把围攻目标转到王光美身上。 “王光美,你到东南亚访问,为什么要穿旗袍、高跟鞋,还要戴项链?” “我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王光美回答的斩钉截铁。 “到印尼去,你还给苏加诺点烟,这是给中国人民丢脸!” “我认为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我认为应该 尊重印尼习惯。” “别狡辩!敬爱的江青同志要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 “江青说过不要我戴别针,没说过戴项链。” 王光美心里完全明白,造反派为什么偏偏揪住这个问题不放。记得那次出访前, 她到上海专门看望过江青,向她请教过出访该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她告诉江 青,少奇同志跟外交部的同志说过,自己有能穿的衣服,就不要再做新的了。江青 说,我们是大国,你又是国家主席的夫人,穿戴不能显得寒酸、吝墙,要多做几套 好衣服。江青还说过什么,王光美记不大清楚了,但却记得江青里暗中不时闪过的 护意。 “王光美,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拨子,你还想为他辩护吗?” 这件事情刘少奇在大字报上见到过,当时气的他浑身直打哆嗦。他可以接受来 自各方面的批评,甚至可以容忍居心不良的不实之词,但却不能容忍这种对他人格 的诬蔑。 王光美绝对相信丈夫的解释。那一次,他去白区工作,需要随身给地下党组织 带去一笔活动经费。这显然是极不安全的,于是有人便出了个主意,把这些钱换成 金子,打成金皮带圈,金鞋拨子,带在刘少奇身上。 不光是王光美,凡是熟悉刘少奇的人,都不会相信那些谣言。刘少奇一向廉洁 自律,在他身边工作的人都有深刻体会。 1962年夏季里的一天,中央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泽东说,有几位中央领导生 活比较困难,应该予以补助。毛泽东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 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了。” 后来,毛泽东又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 刘少奇有所警觉,回到家里就问王光美:“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 王光美说她不知道,刘少奇就让她去查一查,这么一查还真查出来了。原来, 根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可是刘少奇一直不要。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家的生活并不宽裕,在请示了上级领导后,就决定以夜餐 费名义对刘少奇夫妇每人每天补助伍角钱。 刘少奇得知了这个情况,马上把卫士长和机要秘书找来,板着面孔说:“我过 去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是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 里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们困难的人 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 卫士长和机要秘书本来还想解释几句,却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发这么大的火,也 就一声不吭了。 刘少奇拧紧了眉头,又提高噪门说:“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 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补多少退多少,一分钱也不能少,要把每次退 赔的收据给我。” 事后一算,一共补助了两年10个月,共计1020元,刘少奇说到做到,当月起就 开始扣,每月30元,一直扣了两年10个月才为止。 1963年,刘少奇出记东南亚四国,访问结束前,他把发给他的零用钱全部交给 了我国驻外使馆。回国之后,他又把外国友人赠送给他的礼品全都登记交公了。 “批倒资产阶级分子王光美!”造反派们又喊开了口号。 这时候,有几个人从福禄居的会议室里抬出一个小圆桌,它只有一条腿,本来 是放花盆的。造反派们却让王光美站到上边去,理由是让后边的人看见她,其实是 以此寻开心。 “王光美,你说没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新一轮围攻又开始了。 “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不愿当资本家,说 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王光美说的完全是事实。1949年那次天津之行前,刘少奇从香山进城,到东城 区后圆恩寺找到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与他商谈工作。 利用这次进城的机会,刘少奇夫妇还顺路去西城旧刑部街看望王光美的父母。 在那里正好见到在天津办企业的王光央,刘少奇便向他了解天津的情况。 王光英以为南方还在打仗,中共中央肯定关心军事工业,便认真地向刘少奇介 绍,天津哪些工厂可以做军服,哪些工厂可以产子弹,哪些工厂可以装装甲车。 刘少奇听着听着忍不住笑起来,说:“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 现在应该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了,比如说城市应该如何管……” 王光英这才明白刘少奇关心的是经济建设,便向他详细反映了天津生产下降和 资本家思想波动等实情。刘少奇觉得王光英谈的情况很要紧,便叮嘱王光英回去后 多同工商界人士联系,多做工作,使天律尽快恢复生产。 王光英却又领会错了刘少奇的意思,急着辩解说:“我不愿干工商界的事了。 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我不需要企业和资本,我完全可以搞技 术,干本行。再说,我兄弟姐妹中有一半是共产党员,我干嘛当资本家?我要向他 们学习。” 这回刘少奇不再笑了,而是用浅显明白的话,向他讲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共 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 着工商界衣服,屁股从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王光英后来说:“他是多么通俗易懂、多么形象地指明了我该走的路。几句话 明确了我一辈子努力方向?是我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王光美,不许你胡说八道!” 造反派粗暴的吼叫声,一次又一次地打断王光美的答话。 也许是找不出什么问题可问,造反派们开始揭发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很多 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都是在这个时候上演的。 “王家有四个兄弟姐妹,王光中、王光美、王光英、王光和把他们的名字排列 起来,就是中、美、英合作。连他们的名字都是反动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阶级斗争 熄灭论。我们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合作!” 其实,王光美的兄弟姐妹加起来有10位,不是按上边那种顺序排列的。但在那 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很多人政治嗅觉被训练得格外灵敏,他们总是能够从一 些稀奇古怪的发现中嗅出反对派留下的气味,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荒唐的组合,更为 荒唐的是,很多人居然对此深信不疑。王光美的兄妹要和帝国主义合作,这怎么得 了!造反派的胸中燃起万丈怒火。 “把桌子给她掀翻!”有人说着就要动手。 卫士们见势不好,连忙站在桌子周围,把王光美保护起来。 造反派们总算折腾够了,一个个就像打了胜仗的将军似的离开了福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