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部:杨成武在1967 第一章 到武汉保陈再道 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厅,那棵枝叶繁茂的海棠树被烈日映得发光;偶尔吹来一阵 风,树叶闪烁得像无数面小镜子。 周恩来摇动一把折扇,在办公室里踱步,一边对他的秘书们说:“主席对我讲, 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扫过秘书们的面孔,点点头,表示强调,然后将折扇用力 摇两下,抬高声音:“近二十多天,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 止,武斗器械也陆续上交。这说明什么?说明陈再道和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局势。 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一位秘书手捂那部保密电话的话筒,小声报告:“总理,陈再道接通了。” 周恩来点点头,快速向电话机奔去…… 一 “武老谭” “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 作为一方“诸侯”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这样 回忆那个苦热的夏天: 没有一丝风,一丝凉意,昼夜温差很少变化;热气笼罩着武汉的每个 角落。我走在树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进了蒸笼里,立刻感到有些喘不过 气来。 我无心观赏院内的景色,只觉得由树木汇成的绿色上面,又蒙上了一 层苍白的颜色。路边,桂树的叶子曲卷着,樟树的叶子曲卷着,竹子的叶 子曲卷着,杂草的叶子也曲卷着,仿佛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经历着一场 严重的考验。① ①《人物》1989年4期27页。 不善言语的陈再道,就这么一切都是“曲卷着”度日。 终于听到了北京的消息,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 “陈再道同志,我是周恩来……我正要谈这件事。你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 你们先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陈再道松口气:“这下好了,主席来武汉,可以当面向他说明问题了……” 可是,马上又“有些喘不过气来”。两次到北京都没讲清,越搞越糟,这次在 武汉就能讲清吗? “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 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 被称为“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的盘锦云,在九十年代初向笔者回忆了那 位杰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论: 《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例子多得很响。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靠文化?靠做诗写文章 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 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 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 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劳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 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呢?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 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 也许正是《资治通鉴》这部大书所揭示的深层道理,“文化革命”终于无可避 免地被“武化”了…… 关于这个问题,武汉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夺权风潮,被称为“一月风暴”。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毛泽东满意地给予支持, 用他那高亢的声音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 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同上海的“秀才”不同的是,毛泽东深知“关键时刻的政治,靠军事实力说话,” 所以,夺权风暴一起,他便及时召来。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诸侯”进京参加军委 碰头会,并在一月二十三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发出 《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实事求是讲,各路“诸侯”无不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但命运注定他们是 无法跟上了。因为毛泽东本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贯讲:“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他又讲:“这次运动 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 军队是该维护党的领导还是该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 他一贯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他又讲:“混进党里、政府里、军 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据我 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 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那么—— 军队是该帮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干部还是该支持造反的人们去“把那里的领导权 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t?、 他一贯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说:“问 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 甚至右派的问题。”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支持“群众”还是支持“派”? 他一贯要求军队“宣传教育群众”,他又说“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那么—— 军队不知是该“加强纪律性”还是该给无政府主义一席之地? 导师和统帅在思想理论上出现这种混乱和矛盾,源于他对自己亲自缔造领导的 党和国家的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失望,源于他的理想与现实的差 异,源于共产主义运动所处困境。他急于找到一条出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前发 展,赋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后,当邓小平探索出这样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时,我们可以从比较中 看出毛泽东当年的探索是失败了。可是,谁能否认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这个编号是毛泽东起居办公之处。 杨成武隔茶几坐于毛泽东身旁。茶几上有两个茶杯,一盒“熊猫”烟。 “军委碰头会怎么样了?”像每次见面一样,由毛泽东首先问话。 “大家都拥护毛主席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都拥护?”毛泽东微笑摇头,“我看有人就不拥护。” “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拥护。” “你太天真了。”毛泽东继续摇头,“外国有人不拥护,中国也有人不拥护。 北京就有。”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都拥护。都希望继续革命,再立新功。” “嗯,”毛泽东这一次首肯了。“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 三年结束。主要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强调地点点头,“反对官僚主义、 讲群众路线、民主作风、集体领导。所以呢,要再来一次延安整风。” 杨成武肃静聆听。他知道,此刻无须他多言。人都需要诉说,毛泽东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的队伍分散了。全国各地。不像过去延安时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 风,很好。现在由上到下困难。我们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决问题,所以要开展 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风运动,就是由我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吮吮 下唇,吸一口烟,“延安整风搞了二三年,这次是一年开张,二年见眉目,三年结 束……” 杨成武感到一种心灵震颤,那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位领袖、巨人的内心世界,直 接感受着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所经历的痛苦的思考过程和结果。 世界上许多领袖人物都说,在对影响全国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时,有一种“孤 独感”;权力越集中,责任越大,进行决策时的“孤独感”越严重。哪怕经历了 “集体研究”,最终突破的决策只能是“孤独”的深思熟虑的结果。 “孤独”就需要诉说。向信任的人、亲近的人诉说。 “天下大乱,你输我赢……”毛泽东将战争年代的童谣随手拈来,接着说, “地方党政组织瘫痪,各派群众组织为‘夺权’纷争,甚至动刀枪……靠什么稳定?” 他望望杨成武,嘴唇轻启,迸出两个字:“军队。” “军队不能乱。”毛泽东陵地提高声音,“关键时刻军队尤其要稳定。嗯,杨 总长?” “所以有军委八条命令。”杨成武开始讲话,“军队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 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取……” 这“八条命令”由毛泽东亲自签发: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掰下一根指头:“要排除一切干扰,不怕付出代价,一定要把文化大革 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掰下第二根指头:“重心在转向军队,是当局了。一定要稳定军队。” 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和强硬牢固地控制局势,这是大政治家作出决策后的两条 基本行动原则。为此,不怕付出代价,甚至是巨大代价。做不到这两条,就不是真 正的政治家。 然而,京西宾馆的“诸侯”们更多看到的是第二条,却忘记了第一条,也是首 先的一条。 “中南诸侯”陈再道这样回忆京西宾馆的碰头会: 在这次会议进行之中,有一天,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从 他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他认为这样做 里边“一定有坏人”。在讲话中他还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 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有了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又有“军委八条命令”,参加会议的各大军 区负责人普遍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表示有信心把工作做 好。 当时,我是这样理解的: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 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退避四舍也不行,那就得来硬一点 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陈再道就以自己这种“理解”,“一回到武汉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这位跟 随毛泽东打天下,出生人死,战功赫赫,被毛泽东誉为“真不简单”、“一员战将”、 “打仗很勇敢”的三星上将,一心想跟毛泽东继续革命,再立新功的一方“诸侯” 是这样向中央报告“成绩”的: 三十七日,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 “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在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 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 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 产办公室,我和钟汉华、姚吉、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 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 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 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 保护。对此,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的这番“成绩”发生在“二月逆流”之后,发生在谭震林同几位老帅 “大闹怀仁堂”之后,便难怪武汉的造反派称他是“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 也就难怪三月下旬,他又被紧急召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重新端正思想”了。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不久的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的社论,这是根据武汉造反派提供的材料所写的社论,经王力修改后发表。陈再道 一看就知道是批判和警告他不要压制造反派。 四月六日,林彪、关锋、戚本禹又针对“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了一个“军委十 条命令”,明确规定了“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 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陈再道的“成绩”变成了“罪行”。 四月十六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高声宣布:“成都、武 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二十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可以想象,在那种时候惹恼了江青, 那还了得?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我们不知有什么大祸即将临头。” “莫非我们当了‘歪嘴和尚’,把‘佛爷’念的‘真经’传错了?”陈再道这 样自问,“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心里委屈、窝火,又生就一个炮筒子脾 气,便在会上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是表示坚决拥护的, 想尽心尽力地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 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 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 这话讲得非常真诚了。“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表明了‘军人以服 从命令为天职”的态度,也符合副统帅林彪所提“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 行”之要求。 可是,换个角度也可以解释。“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不是推责 任,撂挑子,搞赌气吗?想给中央文革出难题还是闹示威? 江青雷霆震怒,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 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中央文革小组表态: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此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也果真一律不予答复。 至于副统帅林彪,根据他“以人划线”的一贯原则,早已把陈再道列入“军队 一小撮不好的人”,要把他“揪出来烧掉”。所以,四月二十七日会议结束,他请 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惟独对陈再道、钟汉华下了 逐客令:“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心情郁郁返回武汉时,“坚决撤出武老谭”和“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 原”的标语已铺满全城。一度沮丧的“造反派”打了强心针一样亢奋起来,以新的 势头四处冲杀,八方造反。陈再道被画成青面獠牙的“陈大麻子”,被“钉”在武 汉市的最高建筑物上,并配上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你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篇,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然而,正像毛泽东所讲,天下万物万事莫不一分为二。对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 也一样,有群众反对,就有群众支持。那些表态支持的群众在五月十六日成立了 “百万雄师”联络站,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反对不加分析地把党政干部统 统打倒。这批群众在人数上占了压倒多数,一下子就把“造反派”孤立了起来。 陈再道在感情上无疑站在“百万雄师”一边。但从大局着眼,又必须保护那些 造反的“闯将”。军区几经研究,采取了“支左”不支派,支持广大群众的态度。 做两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大家都是干革命,不要再打内战了。武汉军区发表《公告》, 希望各群众组织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公告》还对军区的“支左” 工作做了检讨,承认存在缺点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自我批评。 早已杀红了眼的各派群众组织哪里听得进《公告》,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 讨,真反扑”;“百万雄师”认为是“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 六月二十六日,宣布不管武汉军区事情的中央文革突然给武汉军区发来一份电 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 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 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 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接到电报后,陈再道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们紧张、不安,费尽心力做了大量工作, 总算有二十来天没再发生大规模武斗。现在,总理来电话讲,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 组织的代表不用进京汇报了,毛主席要亲自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亦 喜亦忧。 喜者,毛主席要来。几十年的经验告诉陈再道,毛主席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忧者,严重对立杀红眼了的两派,能马上放下刀枪握手言和吗?林彪、江青能 放过自己吗?…… 毛主席要视察南方,得到消息的不止一个陈再道。有多少“诸侯”同陈再道一 样,亦喜亦忧,忐忑不安地等待毛泽东巡行调查,就地解决问题。他们所在地区以 及他们本人的命运,都将取决于这次的视察…… 二 碰头会 人民大会堂默默地屹立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这座大跃进中诞生的巨型建筑,比 故宫全部建筑面积还要大。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高大魁伟的廊柱以及四周层次分 明的建筑立体面,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当大会堂投下的身影悄悄向东延伸,几乎履盖了正门全部台阶时,一辆辆“红 旗”轿车驶入这座巨型建筑的天井。走出轿车,陆续进入大会堂的是中央文革小组 碰头会的全体成员。自从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被称为“二月逆流”,受 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便停止了活动。政治局碰头会也改成了中央文 革小组碰头会。 现在,中央文革大权在握,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的下午。 三点整,毛泽东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迎接他的照例只有林彪。 自从林彪被宣布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之后,迎接毛泽东便成为林彪的 “专利”。每个公开活动的场合,林彪总是早到两三分钟,等待毛泽东到达,然后 陪伴毛泽东一道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讲究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无此名分 无以证明“副统帅”“接班人”的事实。 林彪迎上一步,只迎一步便握住了手。据说“九大”林彪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并写入党章后,林彪有了变化。每次毛泽东出现,他会迎上二步,握住毛泽东的于。 多走两步是因为起步早,迈步快;他多走两步,毛泽东就可以少走两步。据说庐山 会议之后,林彪没当上国家主席便又有了变化。或者迎一步握住毛泽东的手,或者 一步不迎,待毛泽东走到身边时才握握手,然后随毛泽东身后步入会场。他就是在 这种微妙的小动作中泄露内心的情绪。 他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握手的瞬间,一生不苟言笑的林彪,从嘴角流出一丝笑纹,头一低,轻叫一声: “主席”。 “嗯。”毛泽东略一点头,便放开手径直向前走去。他的心情并不很好,他也 从不善于掩饰自己的心情。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讲:“有脾气好嘛,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知情人 都说,这话多半是讲林彪呢。 毛泽东的一位卫士长曾对笔者说:老帅里敢顶主席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彭德怀, 一个就是林彪。主席休息时,敢闯主席卧室的也是他们俩。彭德怀不管三七二十一 闯到主席床边;林彪一脸肃杀之气闯入丰泽园,闯入菊香书屋,直到卧室门口才向 我们喝令:“马上报主席,我有急事。”林彪比彭德怀略有分寸。一九五九年的庐 山会议之后,彭德怀不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也没有顶撞的机会了。林彪又不同, 他是当上接班人之后就再不当面顶撞毛主席了。当接班人之前,他总是正襟危坐于 毛泽东面前,力陈己见,有不同看法敢讲出来也敢坚持。特别是在战争年代,谈正 事没见他笑过。可是毛主席不在场时,他又全力维护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见。可以 说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私下敢说不,公众场合又全力维护”。当上接班 人后,林彪变了。当面再不顶撞,甚至谦卑地笑,只剩了公众场合喊万岁,终于变 成了“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 所以,不少人说:毛主席不怕林彪当面顶撞,讨厌林彪当面笑。“有脾气好嘛, 没有脾气就有问题了”…… 现在,毛泽东走在长廊的地毯上,四周围静悄悄,淡漠的脸上没有任何色彩。 也许他有些惆怅?过去有幅画照,叫“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中国人都熟悉,毛 泽东也熟悉。那上面有毛、刘、周、朱、陈、林、邓。自从林彪成为“最亲密的战 友”,这幅画就泯灭了。 这一“最”,就没有别人了。 服务员远远打开会议室的门,毛泽东脚步不顿地走入会议室。 室内转圈摆满沙发,正在喝茶交谈的与会者已经全体起立;军人敬礼,文人鼓 掌。毛泽东随意做个手势,去周恩来的身边坐下。林彪跟随其后,在他右边人座。 毛泽东刚坐稳身子便吸燃一枝香烟;吸过一口烟便将目光扫过与会者;扫过一 轮便伸出右手,用夹了香烟的左手去掰没有夹烟的右手指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他点点头,表示肯定,略 提高点声音,“文化大革命运动”。 深思熟虑的结果,从容不迫又突如其来地摆在集体面前,这就是首脑的魅力。 会议室里静悄悄,只有记录时笔尖在纸上磨擦的沙沙声。有人开始交换目光,有人 大概早得风声,显出莫测高深的淡漠。 圆头圆脑、皮肉松弛的陈伯达,嘴唇微张地望着毛泽东,像是正在“消化”这 句话的全部内涵,镜片后两只眼眨了眨。当他眨过三次,发现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望 住自己,眼皮便立刻停止了运动。 “陈书生气,”毛泽东指指这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目光一转,掠过其他与会 者,“要帮忙。” 陈伯达脸红了一红,不知这番话是福是祸,他从直觉上感到毛泽东并不喜欢自 己。多次说他“书呆子”,“你书读不少,越读越蠢”。陈伯达有时喜欢别人讲他 书呆子,“书呆子”可成为保护伞,不会被怀疑为野心家。但有时又不喜欢听“书 呆子”,这种评价不利于他的威信和工作。早在一九六四年,他就到处讲:“写文 章其实并不是我的强项,我的能力主要还是表现在行政管理方面,这一点在延安马 列学院时就已经得到证明……” 在延安,陈伯达曾负责马列学院的后勤生活管理,听到几句表扬,便一直希望 不当秀才,当个有实权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终于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可是, 毛泽东还是说他“书生气”、‘书呆子”。 毛泽东已经朝沙发靠背仰去,两腿随便地伸展出去,用一种决心下定后的轻松 语气,侧望坐在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招呼道:“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 看看。” 杨成武点点头,又朝周恩来瞟一眼。南巡之事,总理有不同考虑。 “‘百万雄师’不能不要,‘红暴会’讲通了。”毛泽东已对“云梦”一带的 群众组织有了基本考虑,把手一拂,飞越千里地转到华北,“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 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他若有所思地略作停顿,将手中的香烟朝左角方 向一点:“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林彪、周恩来始终望着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人也始终望着毛泽 东,他们在寻找发言的时刻。只有康生,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吸烟,淡漠的 目光望着茶几上的某一点,城府深不可测。 毛泽东把香烟拧死在烟灰缸里,简捷一句:“十五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这个动作似乎是宣布讲话告一段落,会场静有三秒钟。不足一百字的谈话,经 天纬地,包罗万千,够这些出类拔萃的头脑去高速运转一番。 周恩来轻咳一声,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 定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不一定非去不可。” 林彪点头,说:“北京现在事情很多,主席如果一走,只能总理主持工作,有 些事情不好定决心哪。” “是啊,主席这个时候不宜离开北京。” “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文化大革命到了关键时刻,阶级敌人决不会自甘灭亡, 要警惕他们垂死挣扎,搞什么阴谋活动。” “现在天下大乱,许多地方领导权并不在我们手里,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中央文革几乎是全体一致地反对毛泽东南巡,七嘴八舌备陈己见。毛泽东又吸 燃一枝香烟,流露出听而不闻的神气。 周恩来略作思考,明知无效,还想最后一试:“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嘛。北 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水都 不错。” “我哪里都不去。”毛泽东再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好。”他的神 色表明“此议到这里结束”。再不看其他人,只望住杨成武,眼里漾出轻松诙谐的 笑波:“非子龙不可行也,要杨成武同我去。” 林彪望望毛泽东,又望望杨成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周恩来不再劝阻,轻拍杨成武的手背,说:“成武同志,你的任务两个。一个 任务,作为主席和我的联络员。传达主席的指示;凡是有我向主席的报告,由你转 报主席。”他转向全体与会者,重新宣布一遍:“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 员。”他第二次轻拍杨成武的手背:“第二项任务,保证主席安全。过去你是挂先 锋印的,这次任务也不轻。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请总理放心。”杨成武声音不高,却充满一种军人的自信。 “风流不在谈锋胜。”毛泽东朝少言寡语的杨成武点点头,转向中央文革的秀 才们说,“长征过草地,我讲过还得靠成武;只靠宣言不行。” “秀才”们神态各异,都有些不自在。 “乱是好事。从华北开始,”毛泽东仍是望着杨成武,“山西还在乱?” “刘格平和张日清还在闹。” “要给六十九军及陈永贵等打个招呼,他要闹就让他闹,我毫无办法的,让红 卫兵去搞。靠群众,我们治不了,我们不要去整他,让红卫兵去治。”毛泽东讲的 “他”,是指刘格平。话虽是对杨成武讲,却也注意到了林彪有些冷落之态,便转 而望住林彪:“像军队林彪同志也无办法,像XX,XX。现在打死几个人没什么了不 起,”毛泽东朝林彪点头,“你说的,这次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 大、最大。” 林彪陪着笑,陪着点头,旋即朝杨成武瞟去一眼。因为毛泽东又把目光转向那 边去了。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调动哪怕一个连的部队也要经他同意。特别是华北 地区一些部队的部署,都是毛泽东与他商量办的。比如山西的六十九军,河北的三 十八军…… 天下人乱,陕西造反派闹得厉害,无法维持社会秩序。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红卫兵时,抽空同杨成武商量,从山西调二十一军人陕维护社会秩序;山西大 同的空缺,调河北保定的六十九军去填充。杨成武建议:保定没部队不行,地处京 城旁边。东北形势相对山西、陕西要好些,驻通化的三十八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 机动部队,从朝鲜战场归国后,一直在通化待命,随时可以人朝。根据现在形势, 可以调三十八军入关,到保定接替六十九军。杨成武建议时,周恩来、林彪也在场。 毛泽东征求他俩意见,周恩来和林彪都表示同意。于是毛泽东下令,调三十八军人 关,驻防保定。 事后,林彪心里莫名地生出一丝不快。他主持军委工作,但这件事说明调动和 指挥部队的实权是在毛泽东、杨成武手中,他并不能指挥一切。 他不满意杨成武在建议前未向自己先请示。 他希望人民解放军成为“毛主席亲自领导,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军队。 他心情郁郁,若有所失地静观毛泽东同杨成武继续谈话: “你们都是中将,不只看军龄,还要看政治水平。”毛泽东称杨成武等人为中 将,其实他们是三星上将。因为“全军上下一片红”,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取 消了军衔,而在毛泽东眼中,三星上将都是些“娃娃”,他记不住那么多上、中、 少将,也曾称过杨成武少将。他似乎又在说另一位秀才:“吵两次也可以,你这个 老爷吵不得,但没有张日清也不行。要罢刘、刘、陈的官,不要中央罢,要红卫兵 罢去,再闹几个月不要紧。” 看来,毛泽东是决心“自下而上”地搞这场运动,用红卫兵去解决问题。不过, 他明白红卫兵只是前台闹闹,真正解决问题还是‘靠军事实力说话”。这毕竟是中 国政治。 所以,毛泽东将秀才们冷一边,只对杨成武,对几名将军讲话: “张、洗、杨几个地方看出来比较好的,张是西北的人。不管哪个地方的人, 只要政治路线正确都要用。”毛泽东点出的几个姓,秀才有人不明,军人心里都清 楚。毛泽东换上一副若有所思的神色,一句话一层意思,都与他将要去视察的地区 有关,断断续续讲了这样几句话: “胡继宗、华国锋都是好人,军区要收拢这些人吧?” “要四十七军多来几个人到长沙、湘潭、株洲。军长、副军长、副政委多来几 个。” “两派都来人,十个军区各来十个才一百个。” “现在江苏、安徽天下大乱,我看到后很高兴!” “两派群众来后很容易达成初步协议。”毛泽东左手轻击沙发扶手,望着军人 们的目光流露出几分期待几分信任还有几分告诫,“现在军区是首当其冲,是当局 了。” 毛泽东谈这些话时,其间也不乏个别人插话汇报几句有关内容,林彪对这些插 话不感兴趣也没听进,他只留意毛泽东讲的每句话。在这“关键时刻”,他首先关 注的是军队,毛泽东大权不放的也是军队。 “为什么‘湘江风雷’、‘六号门’,现在控制湖南的人不能当民兵?”毛泽 东不知是反问哪位汇报者,在林彪那里却敲响一鼓——“民兵”这个“第二武装” 也不能放手。 “米脂人武部最好通报一下。”毛泽东又是直接交待给杨成武,这是林彪心里 不愉快的事。米脂人武部“支左”曾受到表扬,后来见了报。 “内蒙训练的回去了吧?”毛泽东问。 内蒙军区在“支左”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军人抓了中央文革派去的观 察员和联络员,又乘几十辆卡车进京“告状”,甚至在军委领导参加的大会上打了 军区政委。这些军人被留下来学习,叫作“训练”。 “多数已经回去。”杨成武回答。 “军队还是听话的。军队和农民有什么不同呢?农民有工分,军队发津贴,每 年吃穿外发七十二元,寄一半回家,哪有这样好的。”毛泽东并非总是“务虚”, 他也是个很“务实”的统帅。他不相信有多少军人愿意放弃“每年吃穿外发七十二 元”的优厚待遇,学农民去拿工分。陕北不少地方一个工分不足一角钱。但是,他 也不忘记“务虚”,总要用他所熟悉的富有哲理的话作为结束:“南京越压越火, 徐州也一样。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很多的党员受了驯服工具 论的影响,丧失了斗争性。要建党,在斗争中重新建党。现在我们的党还没有烂到 这个程度……” 杨成武一边听毛泽东讲,一边在纸本上快速记录。每次听主席讲话他都要做记 录。“刘邦没有庙,楚霸王到处有庙,所以造反”是早有记录的话。 这句话反映出毛泽东头脑深处的一种思考和认识。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如某些人所想所说的只要打倒几个“赫鲁晓 夫式的人物”;或者简单地说成“大权旁落”,要“夺回领导权”;或者加上一句 “让群众经受锻炼”。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就是‘官”、“民”之间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对矛盾会永远存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防止领导的 腐化蜕变?如何防止官僚、特权,防止以权谋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 何实现真正的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而非无法保证真实公正的“自己监督自己”? 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大。”十年后,邓小平选择了不 断加强和完善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来解决这个矛盾。“无法无天”的毛泽东选择的是 发动群众“造反”的“大民主”的方法。两个月前,他曾讲:“不要以为有一二次。 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他设想“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横扫 牛鬼蛇神”的运动,解决官僚、以权谋私等“修正主义”,解决“官”、“民”之 间的矛盾。 后来的悲剧性结果,毛泽东未曾料到。他想到的只是历史:刘邦没有庙,楚霸 王到处有庙。 毛泽东要留庙不要刘邦,所以支持“造反”…… 三 受命于危难 黄绿相间的琉璃瓦屋檐迎着夕阳的残照,放射出瑰丽的色彩,接着又迅速收敛, 渐次暗淡下来。 杨成武走出人民大会堂,脚步庄重又有年轻人的弹力。 在璀璨的开国将星中,他是明光闪烁、引人注目的一颗。光辉来自战功,来自 他为中国革命战争史留下的篇章,也来自他那人生的脚步。 戎马一生,他的脚步始终踏着“年轻”的乐点。十四岁闹暴动,缴了民团的枪; 十五岁任闽西红军武装少年先锋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锋芒初露,打人“铜上杭”、 “铁赣州”;十六岁参加红军第一次反“围剿”,“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接着又投入第二次反“围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十七 岁任红军团政治委员,参加第三次反“围剿”,在赣南打得山岳摆簸,天地失色…… 到十九岁,他已经参加了全部五次反“围剿”战斗,成长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将领。 第四次反“围剿”,他的大腿被打穿;第五次反“围剿”,子弹又在他腿部钻 个洞。然而,他的脚步始终年轻,迎来了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二十岁。 二十岁的杨成武多次挂“先锋印”,率“英勇冲锋的红四团”,参加了二万五 千里长征。作为先头部队,他率红四团连续夜行军,在信丰地区大战一天一夜,将 几个师的敌兵傍五岭山脉依信丰河水构筑的碉堡群一一捣毁,把号称“铜墙铁壁” 的第一道封锁线几乎全部踏平。接着乘胜冲突,在大庚与乌径之间,将湘粤军阀摆 开的“一字长蛇阵”拦腰斩断,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人不解甲,马不卸鞍,漏夜 奔袭,一鼓作气攻占九峰山;激战一天,掩护中央纵队突破了敌人二十万重兵构成 的第三道封锁线。夺道州,逼湘江,开始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血战。 第四道封锁线,是由国民党四十万大军沿天然屏障湘江构筑一百多个碉堡所组 成。不足八万的红军能否突破湘江,甩掉蒋介石的五路“追剿军”,确是生死存亡 的一仗。杨成武率红四团首先在界首打响,将“武器精良”的广西军阀夏威的一个 军,打得全线崩溃,狼突豕窜,为红军大部队和中央纵队抢渡湘江夺占了一个个阵 地;尔后连夜急进,占领党山,在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中,抗击了何健十六 个团的疯狂进攻。血与火的两天,这一仗直打得昏天黑地、神哭鬼泣,终于掩护主 力渡过湘江,跨越湘桂公路,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是役,红军损失过半。 是役,杨成武腿部第三次被子弹洞穿。 老红军都说:没有湘江战役便不会有遵义会议。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才终于选定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腿部三次负伤,未曾影响杨成武长征。在担架上躺了十多天,他又回到红四团, 作为全军的先锋,突破乌江天险,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并在民间 留下一个“水马渡乌江”的美好传说。之后,夺娄山关,战桐梓城,四渡赤水,佯 攻贵阳,威逼昆明,智取三县,强渡天险金沙江;越冕宁,沿当年石达开的行军路 线来到大渡河畔,扎寨于漫山遍野布满太平军荒家的营盘山。 七十年前,石达开为大渡河所阻,向将士慷慨陈词:“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 越险岭,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难,亦常嚏而复奋,转退为攻,若有天佑。今不 幸陷入绝境,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 然而,石达开强渡失败,发出“大江横我前,临流局能渡”之悲叹,终于全军覆没, 在营盘山留下无数枯骨荒冢。 中国工农红军“起兵以来”不足八年,三万大军比当年石达开的四万大军晚到 半个月,已进入洪水期,水更高,浪更险;石达开抵大渡河时,北岸尚无清军;红 军抵达大渡河,蒋介石已经陈兵北岸,将红军围得铁桶一般。难怪他敢夸口:“让 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杨成武受命于危难,再次率红四团任先锋团,猛扑沪定桥;迎暴风骤雨,走峭 崖陡壁,二十四小时强行军二百四十里;其间翻十几座大山,架几十米木桥,打两 场恶仗,夺几道险隘,创下了世界军事史上徒步作战行军的最高纪录,按时到达沪 定桥边。全团不及休息,选出二十二名突击手,装备冲锋枪马刀,攀缘碗口粗的十 三根铁索,迎着对岸两个团守敌的炮火弹雨冒死冲击,真如神兵天降。国民党兵何 曾见过这样的英雄猛士,便失魂落魄地在桥头城门放起大火。火借风威,风助火势, 照红高峡云空却奈何不了红军勇士。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吼声震天,闯入火海,突上 桥头堡,杀入沪定城,打得石破人惊,鬼哭神泣。杨成武亲率一个连紧随二十二名 勇士,边打边铺桥板,随后杀入沪定城,歼敌大半,夺占全城,为红军杀出一条生 路,一条胜利之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万里征进,杨成武率领英雄的红四团像剑锋 刀尖,第一个涉险翻越雪山,第一个冒死走过草地,长驱北上,直达腊子口。 这是长征路上最后一道险恶关隘。腊子山横空出世,一拔千仞;天工神斧将这 石岭大山劈出一道深沟,两边绝劈峭立刀裁一般齐;腊子河从沟底汹涌而出,浪花 激荡,卷起多少旋涡,自古无人徒涉。啥子口前沿,两壁之间一座木桥,桥东丈把 高的悬崖上筑起一组碉堡群,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再次担当先锋团,正面冒死连续冲击,侧面攀沿九十度壁立 的百米陡崖,一时间崖顶上浓烟烈火,钢铁呼啸;峡谷里刀光枪影,血肉横飞,被 称为天险的啥子口,转眼间便被红四团攻占,并且一路追杀溃敌,奋余威杀入岷州 城。 杨成武就是以这场战斗结束了他的二十岁,开始其二十一岁的战斗生活。他在 二十岁时所打的诸多著名战役,都被搬上了舞台,搬上了银幕和屏幕,即便是在 “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势下,也没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否定这些光辉战绩。 二十一岁的杨成武参加了东征,随后出任红一师师长。 抗日战争,在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打响第一枪的是杨成武所率的独立团。 杨成武指挥的黄土岭战斗,歼灭日本兵近千人,并击毙了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 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消灭的职务最高的一名日军将领。日本《朝日 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连登三天。“帝都降半旗致 哀”。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的中国名将杨成武,是年刚满二十五岁。 杨成武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时,领导冀中军民开展地道战,对地道战的战术、技 术进行研究后,写出军事专著《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化无险可守的平原为不 可攻克的要塞,有力地推动了平原游击战争,堪为人民战争史上一大创举。 抗战八年,杨成武始终征战于烽火前线,不曾有一日去后方休息。刚满而立之 年,又投入伟大的解放战争。张家口战役,保北大捷,正太战役连战连捷;战清风 店,克石家庄,西出平绥线,挺进塞外;解放张家口,会师北平,又将红旗插上太 原城…… 当杨成武率领的二十兵团担负起保卫首都北京的重任,被誉为“首都兵团”时, 这位年轻的司令员还不满三十五岁。 共和国初建,百废待兴,朝鲜战火又起。当抗美援朝战争由运动战转向阵地战 之际,年轻的司令员杨成武又受命于关键时刻,率十几万大军跨过鸭绿江。运动战 打了五次战役,用时近一年;杨成武坚持阵地战,一战就是两年。其间粉碎了美国 军队的“特混支队作战”。“坦克霹雳战”、“绞杀战”、“细菌战”,创造了日 歼灭美军的最高纪录…… 一九五五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在灿若群星的上将军里, 他属最年轻之列。 白云悠悠,岁月悠悠。 十二年时光流逝,杨成武已经五十三岁。使人惊讶的是,他脚步依然年轻、富 有弹力,他的脸上见不到丝皱纹,切都与十二年前无异。 其实无需惊讶。据说真正的男人,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是上帝赋予他的黄金年 华。若无大的忧郁和煎熬,这十年人不会显太大变化,也最难以貌判定年龄。 哨兵和警卫像钉子钉在岗位上,用军礼向这位总参谋长致意,目送他登上吉姆 车;闪烁的目光里,始终诧异难消,疑惑不解。 铁流二万五千里,他能挂先锋印?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他可驰骋疆场?能杀 得天开地裂,江山改色? 他不粗犷,不剽悍。文雅得像一介书生。他的身材不适合“魁梧”二字,可用 “修短合度,胖瘦匀称”来形容。他有一张近乎秀气的脸孔;肤色白皙,隐隐透出 晕红的光泽;前额有棱有角富于石雕的感觉;眉宇疏朗清廓,两眼深邃透彻,总是 带着一种静谧无言的温厚和纯朴。他的鼻子线条简捷硬朗,焕发出男性的挺秀,可 是嘴唇却鲜嫩得近乎孩童。从侧面看,那双唇相交的线条就充分显示出图案艺术中 人所共知的“双弧曲折”;不过,他常有抿紧嘴角的时候,使唇线变成刚直的一道, 并且牵动他那圆润的下巴,凝结成坚硬如石的方块。 吉姆车绝尘而去,留给哨兵和警卫的是一番感慨议论:世界就是矛盾,人就是 不可貌相啊…… 长安街一掠即过,拐弯丢在身后。 一掠之间,那景况已尽收眼底,再不会忘。虽然天已暮色,涌动的人潮仍然横 溢;“蓝色”、“黑色”、“灰色”,更多的还是“米黄”和“国防绿”,成群结 伙,无一例外地佩有红臂章,不知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要到哪里去。公共汽车笨 拙地扭动它那长长的身躯,躲闪而进,却无法寻找接近站牌,只好停在路中,被游 串的小将们团团围住,争相往上拥挤。广场和马路两边,这里一簇,那里一堆,人 们争相探出手臂,抢夺几名男将女将散发的各种“战报”、“小报”和“号外”。 拿到报纸的人,有的并不马上离开,和二三同伴匆匆扫过那字里行间,议论些什么。 忽然,有人神经质地跳起,振臂一呼:“打倒刘邓陶!”…… 杨成武收回目光,将身仰靠沙发,两腿伸出,松弛一下筋肉。一年来,他像许 多老干部一样,精神一直处于紧张、亢奋又疑惑、忧郁之中。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声音又在耳畔响起。杨成武想驱走它,因为 这是刘少奇讲的,刘少奇现在究竟是什么问题他搞不清;但是驱不走,遇到具体问 题,这声音又会顽固地荡漾起来。 他竭力想跟上形势,跟上毛主席的步伐,只是力不从心,心不由己。他内心不 相信批判刘少奇的那些话,更不赞成喊“打倒刘少奇”。 他对刘少奇是崇敬的,有感情的。 长征时,他率先头团一路冲杀,同时也担负过保护刘少奇、陈云,保护蔡畅、 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康克清、刘群先、廖施光、杨浩珍八位大姐的责任。从贵 州到云南一段路,他是从作战部队调出八匹战马,各配一名马夫去照顾八位大姐; 在义兴县,缴获了许多饼干、罐头、面包和黄油,他没舍得吃一口,让给少奇、陈 云以及八位大姐送去。出生人死一遭杀出来的战友,怎么可能反党? 刘少奇对他是信任的。那是正太战役之后,刘少奇在邢塘找他谈话。他只带一 名警卫员赶去,刘少奇远远迎出门来招呼:“辛苦了,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今大战 役告一段落,我请你来谈件事……”刘少奇拉了杨成武的手进屋,亲自为杨成武沏 茶,一边说:“你坐着,坐着。长征你保护我,照顾我,我给你沏杯茶还不该吗? 长征你是英雄,沪定桥是你夺下来的,乌江是你突破的,雪山草地是你首先闯过来 的,抗战八年你更打出了威风,晋察冀是模范嘛。现在解放战争,还要奋斗,继续 努力。我和总司令给毛主席打电报,建议把杨成武提上来,到华北野战军当政委。 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你有什么意见?”杨成武说:“服从组织分配,一定把仗打 好。”刘少奇点点头,笑道:“嗯,你们聂老总还舍不得放你哩,我说不放也不行, 这是全国大局的需要……” 进城后,刘少奇又找杨成武谈过话,只有朋友相交才会谈得那么坦诚交心: “成武啊,咱们以后要多见见面。长征你打得好,还保护了我们,我们是忘不 了的。到了华北工委我和总司令建议毛主席把你调野战军当政治委员,这些你都知 道了。这次我就是想给你谈谈心。军队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这些人都是靠 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一个人干,再英雄再好汉也干不出什么名堂。 你是个中学生,最多和我一样。从经济上搞,顶多当个富农;从业务上搞,顶多当 个教书匠,当个小学教员。你不可能当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你不可能当这么多司令员。我呢?我也不可能 有今天这个地位。我们都是靠了党的领导,都是离不开共产党啊……” 刘少奇忘不了杨成武,杨成武怎么能忘记刘少奇? 刘少奇发自肺腑说他离不开共产党,他又怎么会去“反党”、“反社会主义”? 然而,像绝大多数跟随毛泽东打江山的老革命老红军一样,无论杨成武有什么 样的个人想法,决定他态度和行为的只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态度,而不会是个人的 想法。这是历史形成的。因为历史事实一次次地证明,按毛泽东说的办,就是发展 和胜利;不按毛泽东说的办,就会遭受失败和挫折。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 大的意义。” 这是毛泽东的声音,在耳畔高亢地回荡震响。于是,那涌动的人流便不再那么 令人厌烦忧虑。倏忽间,一幅近似的画面突然展现在杨成武面前,仿佛被人施过魔 法一般,竟那么真切清晰: 狭窄的街市也是人潮涌动,有穿长衫的先生,穿短衣的学生,穿汗衫的工人、 学徒,穿布褂或赤膊的农民,也有穿旗袍或大襟褂的女人,一队队穿灰军装戴八角 帽的红军穿行其间。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有人开路,有人敲锣,几名赤卫队员用木 梯抬了一具尸体游行。是军阀郭凤鸣的尸体。 这是闽西的长汀,杨成武读书的城市。老师张赤男说:“我看你们莫念书了, 跟我去闹暴动,缴民团的枪,怎么样?”杨成武和几位同学说:“好啊,走!” 在闽西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的形势下,杨成武就这么简单干脆果决地投 身了革命。缴了古城民团的枪,又缴了四都民团的枪;开仓分粮,烧毁地契,公审 和枪决地主豪绅。成武从一开始就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 俭让”。可是,军阀郭凤鸣带主力部队赶来围剿了,他们不得不钻山沟,入密林, 搭草寮,吃野菜。多少难眠之夜,大家透过树叶的点点缝缝,仰望星空,听张赤男 讲列宁,讲毛泽东和朱德,讲井冈山…… 晴天一声霹雳,毛泽东率红四军攻克长汀,击毙了军阀郭凤鸣!几乎就从那天 起,毛泽东这个名字在杨成武心中便与希望和胜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张赤男带领他们赶到长汀,并请毛泽东来与他的游击队员们见面。这是杨成武 第一次见毛泽东。在十四岁的杨成武眼里,毛泽东的个子好高哟,两眼光亮照人, 那只手又粗又大,相比杨成武尚未长成的小手,一握就全攥入手心里去了。 “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杨成武。” “哪个地方人?” “我是城里的,七中的学生。” “投笔从戎,好啊,缴过枪没有?” “缴过民团的枪。” 毛泽东手下用了用力,杨成武几乎被握疼了。 “好,好。你这个小鬼哟,人不大,很机灵。缴过民团的枪,还要缴白军的枪 啊!” 游击队员们跟随毛泽东进照相馆合了一张影。照片虽然在战火中丢失了,但那 一幕却永远留在了杨成武记忆中。 比较刘少奇而言,杨成武认识毛泽东更早,接触更多,受的教育和影响也更多 更大。他是在毛泽东眼皮底下成长起来的将领。 记得那次打下赣州城,杨成武忽然接到命令,说毛主席召集连以上政治委员去 开会。杨成武忙带着大家赶去毛泽东的住地。 “成武啊,”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听说你们抓了不少的资本家?” “抓不少,三百多。” “你们了解清楚了吗?” “听不懂他们讲话。” “你们抓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戴礼帽的、戴眼镜的、穿旗袍的、拿拐棍和穿 皮鞋的?” “是呀,没错,抓的全是这些人。” “你这个团政委,你又不懂这里话,又不调查研究,所以你们就违犯政策。我 告你一句话,你要记一辈子: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讲了资本家的 标准,讲了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的区别,讲了调查研究的方法,然后说:“你 们现在就回去,回去赶快放人,给他们赔礼道歉。说清我们不懂话,没做调查研究, 承认错误……” 杨成武回去赶紧纠正错误,经过调查研究,全城真正的大地主和官僚资本家只 有四个…… “是啊,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杨成武心里默默自语,发现车已停住。 车窗外可以看到怀仁堂的屋檐。警卫参谋打开了车门。杨成武下车后,径直朝怀仁 堂走去。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结束时,总理打了招呼,还要跟他和汪东兴再碰碰头, 具体落实毛泽东南巡的各项事宜。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就是要搞调查研究嘛。杨成武心里宽松一些。调查研究 之后,主席一定会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和矛盾的。 杨成武独个儿点点头,脚步轻捷有力地走进了怀仁堂。 四 随时向总理报告 “准备得怎么样?”周恩来在怀仁堂的西大厅里,两眼一眨不眨望着杨成武。 他日理万机,忙得不肯说一句多余的话。 “我已经组织好一套班子,带了电台、密码和保密电话,通讯联络随时可以和 总理联系……中央机要局送来两名译电员,一个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是长春机要学 校毕业的,叫谢静宜。江青同志说他不错。” “安全方面呢?” “做了全面准备。天上、地上、水上、飞机、列车、舰艇都已安排好了……调 来四架‘伊尔18’,两架‘子爵’,两架‘伊尔14’,还调了四架‘米8’飞短途。 地上准备了三列车,前驱、后卫和主车,都反复检查过了。水里已经和东海舰队联 系好,调一艘护卫舰到武汉,还准备了几艘快艇。警卫部队已经作好一切动员和准 备工作,随时可以行动……” 细心的周恩来略作沉吟,那是对毛泽东南巡的每个环节作一番过细思考。中国 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是以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无论重庆 谈判还是转战陕北,毛泽东走的路,他要先探一探,毛泽东吃的饭,他要先尝一尝, 毛泽东要出现的场所他要先检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坐的椅他都要先试一试……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周恩来坚持“事必躬亲”,思索着说,“十四日晨 就可到达。你们十五日到,到之前不要中断联系。” “是,总理。” “陈再道回武汉之前,我要他集中精力抓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 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停下 来望望杨成武。杨成武没作声。他明白周恩来的苦心,是含蓄地对他杨成武提出了 希望,希望他也运用自己的影响朝这方面努力。杨成武轻轻点一下头,表示自己的 心是与总理相通的。周恩来将两臂交叉抱在胸前,仰面默思,轻声说出几句:“一 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能不能控制住局势,关系到主席这个 想法能不能顺利实现。所以……”周恩来没有讲下去,而是重新望住杨成武,目光 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感情。凝望片刻,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成武,你要清楚肩上 担子的分量。” “我随时向总理报告。”杨成武庄严地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周恩来的忧虑之情无法掩饰, “主席这次视察,关系重大啊!” 杨成武肃容点头。他是驰骋疆场的名将,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经济,但他深 知没有饭吃会饿死人,会天下大乱。毛泽东在他心目中的崇高位置,也是首先在战 场上树立起来的,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在与国民党进行尖锐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 确立起来,在改天换地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更懂得“民以食为天”,十年 土地革命战争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吗。 可是,毛泽东对经济规律有多深的认识? 杨成武没有想过。哪怕动动去想的念头,都是对伟大领袖的不尊不敬,是他的 信念和感情所决不容的。 不过,有件事杨成武却是记忆深刻。因为毛泽东自己就常常提起这件事。 就是那次打下赣州,杨成武捉放三百“资本家”,其中有位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曾参加同盟会,曾资助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曾在 新加坡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在厦门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师范、水 产、航海、农林、商科等学校。红军打下赣州时,并没有全部理解陈嘉庚对国家。 民族所作贡献的重大意义,陈嘉庚当时也并不认识红军奋战的全部意义。 于是,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 杨成武向陈嘉庚募捐:“我们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打倒帝国主义,打 倒军阀,打倒反动派,解放天下劳苦大众。希望陈先生对我们的革命事业给予帮助。” 陈嘉庚没有热情:“我帮不了你们什么忙。” “能帮。”杨成武说,“我们军费很困难,药品奇缺。希望能向陈先生募捐四 十万大洋。” “我没有。” “三十万也行。” “一万我也给不了。” “我们知道你很有钱。” “我现在确实没有钱。” “你不给,我们就只好没收你的东西了。” “好,你们没收吧。”陈嘉庚很大方地做个手势,“全没收去吧。” 陈嘉庚侨居新加坡,主要从事橡胶业,所以他的货也主要是胶鞋。红军没收了 他的全部胶鞋,还有一些简装的香烟。这些东西发到全军,杨成武也分到一筒香烟。 他不会吸烟,便对那些“烟民”讲:“你们要努力学文化,谁考一百分,我就奖谁 一枝筒里的烟。”在这一筒高级香烟的奖励下,还真有不少红军战士下功夫学习, 考一百分来吸一枝高级烟。 后来,陈嘉庚认识了红军,红军也认识了陈嘉庚。抗战爆发后,红军改为八路 军,成为抗日的主力军;陈嘉庚也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抗日 斗争,并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该会主席。 一九四○年,陈嘉庚回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 慰问边区抗战军民。毛泽东迎接陈嘉庚,握住陈嘉庚的手说:“陈先生,我要向你 道歉啊。过去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打赣州,没收了你公司里的胶鞋和烟。” “毛主席,我得感谢你们啊。”陈嘉庚笑得开心,“你们这一没收,可帮了我 大忙啦!” “噢?”毛泽东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陈先生讲笑话了,这叫不打不相识嘛。” “我是讲实话。”陈嘉庚收住笑,认真诚恳地解释,“你那时没收的越多,对 红军对我都越有利。那时是通货膨胀,货卖不出去还得烧,还得倒海里去。谢谢你 帮了我忙,解决了你们的困难也省了我许多力。” 建国后,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杨成武说:“陈嘉庚现在是我们的政协副主席 了,还记得我们没收他胶鞋的事吗?” “记得。我跟他要四十万,他不给;要三十万,他也不给。他让我把东西都没 收走。” “是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一九四○年他到延安,我们直道歉,他还直谢我 们,说我们帮了他大忙。” “怎么?我们没收他还帮了他大忙?”杨成武也惊讶。 “是啊,我们不大理解……通货膨胀,倾销都倾销不出去,还得倒海里……那 时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哟。” 毛泽东几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杨成武记忆深。但是,他不会因此而去联想毛泽 东也有许多不懂的事,也会因此犯错误…… 松柏枝头撑住一弯月,撑起一个繁星闪烁的苍穹。 灯火明亮的西大厅里,“碰头”已经结束。也许是怕中央文革那班人节外生枝, 另搞名堂,周恩来不忘作第三次郑重宣告:“我再讲一遍。杨成武为毛主席和周恩 来的联络员,一切重要事情,杨在主席和我之间传达、报告。一切更要的事。” 杨成武明白这样反复宣告的意义,这不仅是信任,也有利于他今后的工作和行 动。 “主席无论乘飞机、火车还是轮船,你——”周恩来望住杨成武,“杨成武都 要负责安全。” 杨成武动了动肩膀,仿佛重负在肩。 一名工作人员来报告:“主席那边来电话,找杨成武。” 周恩来向杨成武点头示意,杨成武随工作人员去接电话。中央文革的成员都把 目光集中到他身上,目光里流露出的内容微妙复杂。 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来的。 “杨总长,主席想找郑维山谈谈。” “谈什么?我通知他。” “主席想了解整个华北的形势。郑维山不是刚陪陈伯达转一圈吗?他们去了天 津、唐山、保定等地,主席想在火车上听郑维山谈谈,不知来不来得及?” “来得及。我现在通知郑维山到人大会堂集合,然后一道上火车。” “好。专列三点准时出发。” 这是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夜十一点二十分。 第二章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 潮漉漉的早晨,浑蒙蒙的武汉。 吉姆车从武汉军区急驰武汉空军驻地。 “娘卖×的吴法宪!”陈再道咬牙切齿骂粗话。外面传说“陈大麻了”,见面 没有谁看出麻子,只有这种盛怒之际,隐隐能感觉到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出现于肌 厚肉重的脸孔上。 武空政委刘丰一早来电话,说周总理已到武汉,要见陈再道。陈再道一听就火: 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为啥事先不告诉?总理到了武汉,提出要见陈再道才告诉陈再 道。我陈再道在你吴法宪眼里是什么东西? 急刹车,狠摔门。陈再道大声大响地下车往招待所里闯,一看就来势不妙。随 周恩来到武汉的海军政委李作鹏迎上一步问候:“陈司令,你好啊?” “我不好!”陈再道几分恼怒,几分自嘲,还有几分失落,径直跨入门去。 周恩来正用早餐,闻声抬起头,将手一招:“来吧,都来一起用餐。”接着吩 咐接待人员:“拿几套餐具来,数数几个人。” 陈再道、钟汉华等人按总理手势,在餐桌旁人座。周恩来平平静静,边吃边问: “东湖那边怎么样?” “东湖宾馆乱得很!”陈再道刚刚缓和下来的情绪又涌上来,“服务员都分了 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并不在意陈再道的情绪,那是一种从容大度的宁静,只把头点一点,像 谈家常话:“把它打扫出来。” “打扫?”陈再道差点又喊出不好听的话,被钟汉华捅捅,才降低声音,边喝 边嘀咕,“都造反了,都瘫痪了,不是说这样才好吗……” “我去看看。”周恩来仍然是家常谈话的清淡语气,“你们吃过饭也来一下。” 当武汉军区的将军们来到东湖宾馆时,周恩来已经把两派服务员都召集到一起, 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 嘛。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又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 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话, 不论哪一派,大家都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 两派群众都被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找工具打扫房间。 陈再道开始不安。让总理做这种管理员干的琐事,唉,太不过意了。他赧颜走 到周恩来面前喃喃:“机关瘫痪,我们事先又没得到任何通知,吴法宪他……” 总理用手势止住陈再道,面对面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 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稍停 顿,然后加重一点语气:“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 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全明白了总理的心意,不由得诉说一句:“我就是顾虑文革 那边……” 周恩来再次截断陈再道的话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 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谢谢总理!”陈再道振奋起来,立正敬了一个精神十足的军礼。 一 微行 人大会堂二楼一间小餐厅,两位将军草草用过夜宵。 “没有酒。”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嘀咕。 “不是喝酒的时候。”杨成武呷口茶水漱嘴。 “头次进京,咱们拿大杯子喝。”郑维山一脸怀恋之色。 “在遵义还拿碗喝呢……”杨成武不无惆怅。 人的记忆总是喜欢停留在对他来说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遵义会议结束,传来毛泽东重新回来领导红军的消息。三军沸腾,杨成武的部 队举行了会餐。铁盆子盛莱,大碗装满茅台酒,将士们席地围了一圈又一圈。杨成 武举起酒碗说:“毛主席回来领导咱们,这下准能打胜仗,革命一定能成功了!” 先锋团的将士轰声响应,大碗喝酒像喝凉水一般干脆痛快。欢呼、拥抱、鼓掌、歌 唱,好像胜利已经到来。 果然,十三年后,天翻地覆。三军在北平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六十三军军长郑 维山把杨成武请到司令部所在地清河。那一夜,三十多位将领欢聚一堂。 “庆祝胜利,过春节,一个人先来三杯!”郑维山擎起高脚杯,走到杨成武面 前,“你是这个部队的老司令员,你先喝!” 立刻有几名将军举杯附和:“于!干!” 不容杨成武搭话,耿飚已然逼上来:“三杯!干三杯!” 这位三十五岁的“老司令”豪兴陡发,奋然起身举杯:“不,五杯!我干五杯!” 五大杯烈性白酒被杨成武一口气连续干完,激情更是不可遏制,转过来向耿飚、 杨得志、郑维山等将军展开反攻:“来,六杯!干六杯!” 杨得志犹豫:“你先喝,我后喝。” 杨成武坚持按规矩办:“我干过了。这次你喝了我就喝!” “喝!喝!我先喝!”还是耿飚痛快,脖子一仰,那杯酒便倒进肚子里去了…… 唉,那时可没想到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天下大乱。 两位没喝酒的将军驱车北京站,在专运处那边登上专列。等候几分钟,车下响 起骚动。 是负责警卫毛泽东的一中队到了。八十名成员都是精明剽悍、训练有素的连排 级干部。除了轻捷的跑动声,听不到其他音响,转眼之间便从站台上消失,都登上 了前驱车和后卫车。 几乎是在站台空寂下来的同时,几辆黑色轿车急驶而入,停在主车车门口。杨 成武看到那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下车,立刻就在几名卫士的簇拥下登上主车,几辆 轿车随即驶离。他刚把目光离开重新空寂下来的站台,专列已经开动。他看一眼腕 上的表:七月十四日凌晨三点。 名副其实的“微行”。除参与决策的核心圈里的人物,没有谁知道毛泽东离开 了北京。某些知情人总是注意杨成武和汪东兴的动向,那也未必能有正确判断。因 为在北京的某些重大活动,即便杨成武和汪东兴没有出席,报纸上也会登出他俩的 名字,使你误以为毛泽东还在北京。 杨成武住在备用车厢,或叫副车厢,与毛泽东住的主车厢一门之隔。以往江青 随毛泽东出行便住这个备用车厢。从杨成武的车厢往后,顺序住着江东兴、秘书及 毛泽东的身边工作人员。郑维山随杨成武登上专列时便分了手,各到自己的车厢, 没有招呼不会乱串。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到备用车厢:“总长,请郑司令员到主席那 里谈谈。” 郑维山住在工作人员那边的车厢。杨成武马上派身边的参谋去叫。自己也随即 起身。 毛泽东的主车厢与杨成武住的备用车厢结构相同,分卧室、办公室和客厅。杨 成武端着茶杯坐到毛泽东一侧,毛泽东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这时不宜打搅。 可是,郑维山已经在门口立正敬礼:“主席!” “噢。”毛泽东从沉想中转出,将燃了很长一截烟灰的香烟朝烟缸里弹弹,向 沙发缓缓一指,“叫你上车来谈谈华北。你这个司令跟陈伯达一起转了转?” “转了几个地方。”郑维山在毛泽东另一侧的沙发上坐下。 “谈谈吧,是不是天下大乱?咱们这位书生都讲了些什么?”毛泽东望着这位 北京军区司令员不再作声。 多少年后,杨成武回忆说:“那一路主席很少讲话,就是听,尤其注意陈伯达 在各地都讲了些什么。” 毛泽东善讲,是语言大师,可以将不同的话说人不同人的心坎里。他可以撒开 来侃侃而谈,似漫无边际又弦外有音,使你在云里雾端获得莫大收益;他可以言简 意赅,一语惊魂,令你霍然汗出,茅塞顿开;可以引经据典、博引旁征,令斯文心 灵冉冉;也可慷慨愤激、讽刺挖苦、嬉笑怒骂,令骄者屏息,横者惶恐。然而这一 切的前提都是兼听熟思,特别是理念的东西难以梳理时。 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初的一天,静静听完离开他身边到社会参加工作的卫士讲述 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曾愤然拍案而起,在游泳池的白瓷砖地面上踱来踱去,嘴里 念念有词:“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几个月后,他批转浙江省七个材料,揭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序幕。搞过“社 教”,解决不了问题,他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个“道”要比那个“器”扑朔迷离,深 奥得多。 这位巨人的一生,与有形的敌人作斗争,长胜不衰。军阀也罢,蒋介石国民党 也罢;日本人也罢,美国人也罢;陈独秀也罢,张国烹也罢;甚至还有那位“也许 是你正确”的彭德怀,只要站到了对立面,他无不挑战而出,胜而不休,“宜将剩 勇追穷寇”,要一个完全彻底。 可是,同“无形敌人”作斗争,却常感到一拳出击,不知所终。他挑战的对象 是人性“恶”的一面,就是他所讲的“私”——私心、私念、私欲、私情…… 他呼唤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就是他再三再四提倡的“公”——公论公心; 公而忘私,先公后私乃至大公无私。 英国的“羊吃人”恶不恶,但社会获得巨大进步。难道只有“恶”才能积累财 富,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他与生俱来地“疾恶”如仇,所以要“另辟溪径”,不 信“善”不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从“社会主义改造”到“三面红旗”,从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到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他就是要 扬“善”除“恶”,倡“公”废“私”。 他困惑苦恼的是人性的不可思议。 新中国成立,没有了地主资本家,人民当家做主,不是为地主资本家干活而是 为“自己”这个主人干活了,人人都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尽心尽力吧?生产力该 获得最充分的解放吧? 可惜,这只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实际呢?却是举国的消极怠工,惊人的浪 费;这些“主人”在“父爱”下不思进取,悠闲度日。 一群人在地里干同样的活儿,哪怕是一名妇女因为来例假停下来歇口气,其他 人也会觉得吃亏,心理失衡,跟着停下来歇气。共产党员和干部呢,他们是宣过誓 的,应该“献身”。可是,党员干部带头出大力,流大汗,群众看着不过意,也可 以跟着轰轰烈烈流点汗,一旦党员干部不在了,群众又顺着不垄睡大觉;如果党员 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甚至养尊处优,以权谋私,那么群众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莫非人就是只有看到实际利益,能满足个人的私欲才会生出积极性?难道人就 不能改造成只讲奉献不要享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毛泽东坚持不让这一步。即便在三 年困难时期他不得不对现实退一步,稍喘过一口气他就又坚持到原来的战线上。而 且,对那些讲求实际,从“一大二公”退到“三自一包”的人逐个“算账”,把他 们视为“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哪怕这些人是昔日的亲密 战友呢! 谁说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没有一种悲壮的美?毛泽东与他想象中的那个魔鬼搏 斗,不惜付出巨大代价。 德国一位记者访问中国后说:“耶稣没做到的事情,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没做 到的事情,许多历史圣贤想到而没做到的事情,毛泽东都做到了。在他的国家里, 没有恶霸强盗,没有娼妓赌徒,没有弱肉强食,没有我们所诅咒的那些人类社会的 各种丑恶现象。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甚至不情泯灭人性……他的人民 至今还没摆脱贫穷。” 毛泽东主张“水至清则无鱼”,主张有右派朋友,主张留有对立面,惟独在人 性上,却主张除“恶”务尽,容不得人性的矛盾。莫非他忘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他恼怒“宣过誓”的党员干部不能都像铁人王进喜,不能都像虎头山上的陈永 贵。他希望人人都能像共产主义战士雷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毛泽东讲的。所以他首先 拿干部开刀,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想象中的魔鬼战斗,同时让群众 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 可是,实际的矛盾仍然不像理论一样那么简单。 曾经为他开过专列现在担任铁路局机务段党委书记的孟昭勤敲着饭盒问工人: “你们见过吃‘钢丝面’①的走资派吗?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一个月只能凭票吃半斤 肉?” ①一种用玉米压制的食品,粗糙、难消化。 工人说不出话。 理论上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到了内蒙古,就变成汉族 干部与蒙族干部的矛盾,东部区干部与西部区干部的矛盾,当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 矛盾;到了云南,又变成南下干部与“边纵”干部的矛盾,转业干部与地方干部的 矛盾…… 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根据地多,山头多,现在一“斗争”,矛盾就更多 更激烈。这些矛盾一经和新产生的更加激烈复杂的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相结合”, 那就绝无是非可言了。 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变成了各山头、各派群众组织的“争权”、 “夺利”。 理论上讲,解放军支“左”就是支持“造反派”,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 派”的反。到了实际中全然不可能。如果说最初群众组织还有“造反”和“保卫” 之别,一旦造反不杀头,造反有理,那么所有人都可以擎出这面旗,反正有个“三 结合”,无非是“结合”谁,“打倒”谁而已。于是,解放军不可避免地卷入了 “山头”和“派系”的争斗中,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再超脱,不得不忙于在各 派政治力量中搞平衡,作仲裁。若不是有周恩来作得力助手,他简直不可能再有时 间去思考大的决策…… “这么说,都在抬出我的招牌嘛!”毛泽东终于对郑维山的汇报发出惊叹。 不是吗?河北省几大派,各自“造反”,都有要打倒的“走资派”,也都有准 备结合的“革命干部”。 你是先判别“走资派”再论“造反派”,还是先定“造反派”再论“走资派”? 河北省军区支持一家造反派,三十八军又支持另一家造反派;中央文革先表态 河北省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陈伯达转一圈又说三十八军支持的是造反派,各自发 枪,刀兵相向,用不着“走资派挑动”就天下大乱了。 杨成武说:“原来六十九军与河北省军区观点一致,三十八军到保定接替六十 九军后观点不一致了,闹起矛盾。” 毛泽东无法仲裁,只能平衡:“你是总长,你给两边做工作。” 杨成武说:“我找了河北省军区和三十八军的领导在京西宾馆开一次会,我说 你们不要不一致。你们三十八军是一一五师的老底子,河北省军区也是一一五师的 老底子,不要闹矛盾。我批评河北军区,说三十八军从东北来,你们有责任帮助三 十八军了解情况。我请他们一起吃了饭,可他们回去观点还是不一致,还是闹。” 一个山头出来的还闹翻天,不是一个山头出来的还了得? “解放军还是好的,总的来说是统一的。”毛泽东决心不再仲裁谁是谁非,沉 吟片刻,说:“坐在一起开会好。河北省各县、地干部要搞集训;武的要训练,文 的、党政群干部也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全国的县人武部和军分区 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轮流训练。小省来二三百人,中省来四五百人,大省来八九 百、千把人。训练时间不一定太长,每一次训练至多两个月,两个月一期。到北京 集训,各大军区也集训,各省市也集训。”毛泽东边思考边说,边说边补充完善, “到北京训练以前和训练以后,各省市、各大区都可以办训练班。一个是北京训练 不了这么多,各省市、各大区可以分工办。还有一种,在北京训练完了以后,再加 以训练,以巩固思想。” 谈话间,列车缓缓停站。望窗外,天光熹微。 “主席,天快亮了。”杨成武建议,“您休息休息吧?” “郑维山要在石家庄下车。”毛泽东向窗外望石家庄。 “如果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就这样吧。”毛泽东起身向卧室走去。他谈过自己的体会:想不出办法,那 就睡觉,睡起来再想,想不出来再睡,直到想出办法来。 毛泽东毫无倦意。既没吞服安眠药,也没有睡。他只是想躺躺,躺倒才能想出 站立不倒的办法。 车人河南境内,毛泽东站立起来,再次召郑维山。 “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他思考再三,决定回到过去的态度 上。过去他讲“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后来又说“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 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从 他们手里“夺权”。现在他对郑维山说:“要采取教育的方针,不能不教而诛,当 然也不是教而诛。” 想了想,他进一步明确道:“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这句话,他在对陕西驻军的经验的批示上已经写过。 车轮敲击钢轨的铿锵声忽然变得浑厚,出现一种“共鸣”的轰响声。朝窗外望 去,专列已驶上黄河大铁桥。 “河南有个‘二七公社’,知道吧?”毛泽东望望郑维山,又望望杨成武,看 到他们点头,便把目光转向窗外。 黄河一派苍凉,浓稠的河水仿佛当年成吉思汗的骑兵行军在阔大的沙质河床里, 蜿蜒向东,融化在热浪里,消失于颤动的蜃气中。 毛泽东用一种郁郁的声调望着黄河轻诉:“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 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 一个是走资派操纵,继续搞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混水里好摸鱼。一个是少数坏人, 即地富反坏、特务、反革命分子,钻进了革命群众组织里进行操纵、破坏。再一个 情况是群众组织内部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怀疑一切、无政府主义、山头主义、小团 体主义、宗派主义思潮的影响……” 像自语,像说给杨成武和郑维山,又像是把他阶级分析的立场和方法留给黄河。 所幸是杨成武记录了下来,这段话没有随黄河流逝。 黄河已经被留在身后,再也看不到那派苍凉。 渐渐呈现于面前的是灰色基调的古城郑州。 “你看,有二七公社!”毛泽东手指窗外的标语,眼里闪烁出一种孩子般活跃 的目光,“二七公社就是好!” 这句随口而出的话后来被印出来,繁荣兴旺了一派群众组织。 “你记。”毛泽东吩咐杨成武,看着他将记录纸翻到新一页,便一字一板地发 出‘!最高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 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 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 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 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 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 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 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伴着列车唱个没完的单调的进行曲,“联络员”杨成武将这段“最高指示”通 过电报传到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中。 二 梅岭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晚九点零八分。 专列像疲倦的跑过长路的行人,喘着粗气停靠在武昌车站。前驱车上的警卫部 队先到一步,已经将站内站外全面戒严。 毛泽东在几名卫士的环卫中步下列车。当他的注意力从脚下的阶梯转向站台时, 迎面墙上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重复:“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 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要煽风点 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他脑海里闪过半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一天,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他的左边坐 了“三三制”,那时还没形成“四人帮”,中央文革一帮人被某些老干部私下称为 “三三制”,包括了‘大三”康生、陈伯达、江青;“小三”王力、关锋、戚本禹。 毛泽东的右边坐了“旧(救)国军”。这词本是中央文革工作人员私下的戏称讥称, 因为电影里军队自称国军,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文革”里的爪牙们便将国务院的周恩来、陶铸和军队里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等老帅称为“旧国军”。“旧”是相对文革小组一班“新”生力量而言。但是国务 院和军队里的工作人员也会解释,把“旧”说成“救”;天下大乱,他们是“救国 军”。 碰头会上,毛泽东举起左手,朝“大三”、“小三”那边一划:“我们的干部, 不烧不行,还要继续发动群众,继续煽风点火……”接着,他又举起右手,朝国务 院和军队干部的“旧(救)国军”们一划:“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救人于水火。 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嘛。” 作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毛泽东深明“将兵”、“将将”,治军治国之道。 他常讲:“一个篱笆要三个桩”,天下不能清一色。“大三”、“小三”不能没有, “旧(救)国军”更不能丢,林彪这股力量也得用。 “一统天下”可以,“一色天下”不存在。“一色天下”就没有他这位领袖、 统帅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碰头会上,毛泽东决定让陶铸“南巡”,“救人于水火”。他点了几位省委第 一书记的名,叫陶铸去保。会后,周恩来开列二十余人名单,经毛泽东同意,交陶 铸“南巡”时加以保护。 可是,中央文革小组不答应,断然采取措施,利用“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 命造反团”制造事端,抓住借口,在陶铸南巡之前,将他打倒了。 现在,毛泽东亲自南巡,中央文革会不闹事吗?不过,要把文章做到毛泽东头 上,怕也没那么容易,也未必有那个胆儿…… 杨成武带着这种期待和忧虑参半的复杂心情,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 号”,顾不及休息,直奔“百花一号”周恩来的住地。 这是一座不带地下室的平房,杨成武的住地也被安排在这里。他没进自己的住 房,直接走进周恩来的客厅。 “总理!”杨成武敬礼,然后同周恩来握手,“主席已经安全到达,住进了梅 岭一号。” “好。”周恩来拉扬成武坐,“先讲讲路上的情况。” 杨成武拿出沿途所作记录。虽然早已发过电报,他还是详细地汇报了全过程。 周恩来听得很细,连毛泽东讲话时的动作神色也不放过,不时地点头,显然比 较高兴。可是,听完汇报后,他像想起什么事,眉头微微一皱,起身踱了几步,似 有心事地望住杨成武:“谢富治、王力,还有余立金也到了武汉。今天中午从重庆 飞过来的。” 杨成武一怔:“他们怎么过来了?碰头会上并没让他们来……余立金我知道, 我是叫他负责天上的安全。” “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打电话叫来的,负责主席安全。他是湖北人,武汉驻军 都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周恩来解释自己的想法。“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 我来个电话,也要来武汉。” “他来干什么?”杨成武并不掩饰心中的反感。 “武汉造反派听文革小组的话,他来了可以帮助做造反派的工作,比我们说话 管用。” “他要是煽风点火呢?” 周恩来用手势阻止杨成武,他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讲话必须慎重:“他是文革 小组成员,是以‘中央代表团’名义来武汉做工作。你干你自己的事,就按你的任 务当好联络员,搞好安全。准备好船、检查码头,试试水情,还有机场、通路,保 证主席的游泳和安全。” “我听总理的。”杨成武回到自己住处,立刻召来余立金和李作鹏:“注意, 你们一个空军政委,一个海军政委。我叫你们来武汉,是让你们保证主席安全。一 个保证天上,一个保证水上,谁那里出纸漏,我找谁算账!” 余立金和李作鹏不由得都挺挺身,好久没有这种“上战场”的感觉了。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七日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园一号。 周恩来早饭后对杨成武说:“今天你参加听听。” 东湖在武昌市东郊。碧波万顷,渔舟荡漾;港汉交错,称九十九弯;大湖之外 连小湖,小湖左右又连湖。南岸山峦吐秀,东岸丛林飞翠,北岸获芦含碧,西岸亭 台楼阁。杨成武从百花一号驱车去梅岭一号,一路“丛林飞翠”,远眺九女墩。湖 光阁、磨山,彼此相望,互为映衬;山容水貌宽荡胸怀,不禁消去几分隐忧。 “主席呀,你暂时还不能游泳。”杨成武一进梅岭一号,就给热得淌汗的毛泽 东泼冷水。“现在游会惊动整个武汉。是不是晚上几天?” “一整年了。”毛泽东将沾在湿漉漉的皮肤上的衬衣用三根指头拎起来,轻轻 扇动,不无抱怨,“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又出了什么事?” “我跟汪东兴、郑维山准备码头和船,沿江看了看,还是安全问题……” “一路都听你们说,连个鬼也没有扒车!”毛泽东动气了。整天听到的是安全 问题,连火车也坐不稳,都说红卫兵到处拦车扒车,他可一个也没遇上。 杨成武不急不忙陈述理由,决定他态度的是职责,而不是领袖的情绪。 起于青苹之末,掠于秀木之梢。丰富的斗争阅历使杨成武有一种特殊的、只属 于出类拔萃的军人的敏感。从到达武汉那一天,他就暗暗觉出一种风暴到来之前的 特殊预兆。再见到谢富治和王力,再接触一下武汉军民,再看看王力带来的“北航 红旗”的四名“小将”,他料定这场风暴是免不了啦!可是,特殊的环境和形势下, 他又不能直接据此发出“气象预报”,只能另谈理由。 他做了一些应急准备,比如下令机场打开后门,以备前门万一被堵,可以从后 门登机。他与汪东兴、郑维山坐船查看了长江水。他的秘书张忠庆是白洋淀人,一 身好水性,还下水游了一趟。上船后,天快黑了,好多人围住船看热闹,其中不乏 红卫兵,一片声喊:“杨成武!这个是杨成武,是杨成武将军!”杨成武忙否认: “我不是。”红卫兵们喊声更高:“你骗人!你就是杨成武,我们认识你。毛主席 接见红卫兵,你在吉普车上陪毛主席一道检阅过我们!……”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是乘敞篷吉普车。司机旁坐着汪东兴,身后两侧站 立杨成武和谢富治,照片发在各大报刊,贴满宣传栏。现在陪检阅红卫兵的三个人 都来了武汉,其中杨成武更显眼些,一下子就被红卫兵托出了老底。他没法解释, 忙钻进汽车溜走了。 这次南巡是严格保密,是“微行”,周恩来要求大家不得暴露身份,杨成武就 用这个理由来劝阻毛泽东: “主席,连我都一下子就被认出来了,如果是你去,更一目了然,全武汉的人 都会往江边拥。” 毛泽东张张嘴,没有马上说出话。他要游长江,并非只是“天下的水只有武汉 好”,也不仅是“一整年了。一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这里有政治。“大 海航行靠舵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是总有人讲“到了斯大林 晚年”吗?我还在游长江!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就是政治。 可是,他毕竟不愿过早暴露,过早轰动。那样不利于“微行”,不利于他的调 查研究,把握真实情况。 “要推后几天?”毛泽东松开拎着衬衣的手。 “或许要一个星期。”杨成武认真回答。 “那好吧。”毛泽东沮丧地摆了下手,“只好如此了。” 周恩来赞赏地朝杨成武点点头,去毛泽东身边坐下。 郑维山、余立金、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已经陆续来到,各自找位坐下。从七月十 五日开始,每天上午这些人到梅岭一号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中南、西南的问题,下 午由周恩来在百花一号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 开会,听取汇报。 杨成武在长江水上忙了两天,这是第一次听汇报。看来毛泽东是在拾头一天的 话题。 “你们在昆明给冲了会场?”他一边吸烟一边望住谢富治问,“还讲了话?” “我和王力同志都讲了。”谢富治回答。 “李成芳站得住站不住?”毛泽东还是首先关心部队和部队干部,连续询问西 南各省的“军管”情况,各市有没有独立师?因为各省会和重要城市的独立师,其 重要性就相当于北京、天津、上海的卫戍区。他关心得细,甚至连张国华等人没有 下过工厂车间也谈到了。 “着重做军队工作。”毛泽东开始表态,是保护军队和军队干部的态度,“给 他们开脱。” 杨成武一针见血:“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好。对他们(造反派)讲,四川问题,主要是李井泉。廖志高、黄新庭、郭 林祥的事。其次是甘渭汉、韦杰。李文清还支了一下左,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 责。” 王力一边紧张记录,一边从字里行间揣摸毛泽东讲话的含意和精神。他眼睛有 些发亮,似乎摸清了什么。毛泽东保护军队,但也点了几名将军的名。不言之中的 意思该是军队也有“一小撮”,这“一小撮”还是要揪出来的。 有人插话:“群众组织抢枪是个严重问题,到处揪赵永夫式的人物。” “不要那么紧张。让人家骂骂有什么要紧。什么赵永夫,什么谭式人物,什么 匪首,都不能恼火。”毛泽东用手里的香烟指一指,像是拿着一枝针管要打预防针: “郑维山,你们也要准备挨骂。骂一下有什么要紧。有枪枝弹药也不要那么紧张。 重庆,只有一万发子弹,打一会儿就光了。打了那么多年仗,怕什么。”毛泽东将 手轻轻一拂,表示“小事一桩”。“四川革筹小组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 章。谁说李大章是刘结挺勾结的?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不行,当个黎元洪也 很好,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 毛泽东抬高眼皮朝着王力,目光里像是在问:你们能替代这个“名”吗? “周兴、赵健民,你们没谈吗?”毛泽东从四川又谈回云南,东一句西一句地 随便拉扯。他想哪说哪儿,听者稍不留神也许就会丢掉什么重要的“思想”。 “周兴病了,赵健民谈了一下。”谢富治回答,“他对‘五·一六’通知认识 不够。” “五月十六日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好多猜测,还整 到总理头上了。北大、清华也有这种论调。”毛泽东讲这些话时,不知是否意识到 其中的悲剧。许多“造反派”只是“枪”,是投机钻营者,他们没什么是非观念, 完全是揣摸“上面”的意图,随时准备向任何人开火。 又听过一段汇报,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对武汉形势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 庸懒地将手一摆:“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 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对毛泽东的态度感到着急。这几天的下午,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陈再道及 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动肝火,唇枪舌剑地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 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 个造反派组织的群众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 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到动情处,他不忘朝谢富治频频递去眼神。 “武汉军区是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谢富治及时接过话 来,“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了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 新’好,是造反派,揪‘武老谭’,‘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 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 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 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 “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 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 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 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 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了。”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 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吗?他 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 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 倒。” 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 农支工。军训怎么样?” “军训全反过去了。”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 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 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 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 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 人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 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 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 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 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 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夜,十二点半。东湖将一种纤细缥缈的无从辨识又能隐约感觉的清凉送到百花 一号,送到梅岭一号。 这时的毛泽东思想活跃,思维顺畅。他坐在沙发上吸烟,右手朝茶几另一边的 沙发伸伸。于是,杨成武便像往常一样,隔茶几坐在毛泽东身侧。 这种情景每天都要重复一次或几次。 “明晚接见后,总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刚从周恩来那边过来,将几页纸交毛 泽东,“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后,总理有个总结讲话,这是总理拟的讲话提 纲,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说:“同意,他讲吧。 史无前例嘛,没有经验,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武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许多标语。”杨成武开始不紧不慢汇报情况。 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该怎样做。他的汇报总是只讲事实不加评论。这不像战 争年代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是决策者。“标语内容主要是:没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 “还是我的招牌,我们正调查研究。”毛泽东可能怀疑标语的指向。 “标语点了王力的名,要他照毛主席的话做,下连当兵。到工农群众中去。” 杨成武不动声色地澄清了标语所指。“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 治、王力来解决问题,‘百万雄师’有压力,刷了标语。” “谢、王到造反派去过?” “去过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 “到过‘百万雄师’吗?” “今晚去了。” “偏于一方。”毛泽东终于说出杨成武心里想的话。“还有吗?” 杨成武去拿水杯。他有许多思考,有许多话必须报告毛泽东,但怎么说,这里 大有学问。几天来观察到的情景在脑中闪电般掠过……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 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 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 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 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 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 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 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 ‘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 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 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 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 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J、将?再不转弯, 你们自己考虑!”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 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 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二十多年后,陈再道回忆当时的情景,曾说:“在我们汇报的时候,随同毛泽 东来武汉的一些同志时来时走,进进出出,没有参加汇报的全过程……” 他讲的“时来时走”的同志主要指杨成武。也许他的一些想法始终不便出口: 杨成武在其中起什么作用?疑惑始终未消,杨成武也没去澄清,因为他心里坦然安 稳。在那特殊的形势下,他以自己行之有效的方式多次保护了陈再道…… “犯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的同志想不通。”杨成武放下茶杯时, 已经想好怎么谈,口气客观,甚至音调声音也没有起伏。“为此,同谢富治、王力 争论厉害,都认为跟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没有过二心。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天上 午陈再道和钟汉华又研究修改检查,对原来的检讨不满意了。” “有话直说,认识多少改多少,这是好的。”毛泽东轻松地把手一摊,“我没 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还有个游泳。” 对武汉的形势,杨成武不像毛泽东那么乐观。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因为他 能看到毛泽东不在场时各种人物的真实面孔。 “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百 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 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两派都不许跨单位集中。” 杨成武仍是客观叙述,毛泽东吸烟不语。 “王力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你们 怎么能管得了别人?”杨成武稍作停顿,给毛泽东留有琢磨的时间,然后继续说: “‘百万雄师’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举手投降,安全也没有保证。各派群 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毛泽东沉默着,一口接一口吸烟。杨成武不再言声,轻慢无响地呷茶。 “完了?”毛泽东终于打破沉默。 “完了。”杨成武望往毛泽东。他相信,毛泽东不会怀疑他汇报的客观性;以 毛泽东的英明睿智,肯定会听出问题,警觉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 “就这样吧。明天晚上你也参加一下。”毛泽东就这样结束了谈话。 他听出了问题,没有表态。他主张大联合,却没打算搞“平等”。搞平等就是 搞折中,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不能变。 公元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二十点。 东湖被晚霞映照得如同燃烧;林木在霞辉里婆婆,鸟雀在枝叶中礼赞。 周恩来带领陈再道、钟汉华这两位“中南诸侯”走进梅岭一号毛泽东的客厅。 毛泽东独自坐满一张单人沙发,他的对面两侧坐着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 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人物,是一种“接见”的架势。 “主席,”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和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陈再道和 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毛泽东伸出手,并没站起来。他接见党政军领导干部很随 意,不像接待民主人士注重礼节。 “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依次立正敬礼,然后伸出两手握毛泽东那只大手, 然后侧立一边。 “坐,坐这里。”毛泽东右手朝身旁沙发扇动两下,陈再道和钟汉华便依次坐 到毛泽东身边,腰板挺直,两手放在膝头,拘谨恭敬。 “你们怎么样呀?”毛泽东边从烟盒里掏烟、边问。点火吸燃后,才说第二句: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嘴唇蠕动两下,忽然冒出一句:“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哈哈。”毛泽东笑了。陈再道的口气和鼓着嘴的神气,很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在赌气。这使毛泽东高兴……放心。“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 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手包罗万象地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讨。”陈再道精神起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 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 嗯?” 毛泽东不明白陈再道的表情变化。 “主席,他跟我摆手,不知道什么意思?”陈再道手指谢富治,一脸疑惑的憨 态。 谢富治有些狼狈,苦笑着说:“我是提醒他注意听,不要插话。” “主席问我我不讲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陈再道一个劲皱眉,毛泽 东闭嘴闭不住笑。许世友、陈再道,四方面军很出了几个可爱人物。 气氛轻松下来,毛泽东讲话也放开来: “我一月二十一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 你们,”他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没有那么厉害。湖北比河南、江西还没那么严 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二月二十八日八条 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毛泽东作势作态,陈再道面呈赧颜。 “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些组织。四月六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 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 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毛泽东习惯地吮吮下唇,补一句:“河南还在打。” 不叫陈再道插话的谢富治插话:“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 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也表示了对受压造反派的慰问和支持。” 王力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 毛泽东将手一摆:“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谢富治和王力同声解释:“我们都平衡了。”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问一句,然后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两 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他看一眼杨成武,杨成 武明白,毛泽东注意了他昨夜的汇报,注意了“百万雄师’的意见。“三方要开好 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 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 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 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杨成武点点头。毛泽东如他所想看到了事态存在扩大的可能。 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有点冷淡。” 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 “告诉他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吧,”毛泽东望一眼王力,“不能说他都是坏 的吧!” 杨成武缓缓接一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百万雄师很大部分 是产业工人。” 毛泽东点头:“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吗?招待所两派,我问他 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他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起来?总要合起来吧。 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解释:“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以手指地,是讲东湖宾 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他再指陈再道,“不是打倒。‘三新’就 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 毛泽东喷喷响舌,“都打倒,我不同意。过去湖北提的口号不太好,说什么‘张体 学就是好’。王任重究竟是什么罪?王任重申辩他不是坏人,还有成绩。这话不要 自己讲,别人讲……” “中央文革里,王任重一直是保;反对红卫兵,反对革命大串联……”王力列 举王任重“保皇”罪行一二三。 毛泽东皱眉头:“噢,他在北京搞的一些事,总是不好的,都是‘保’字号的……” 谢富治顺插一句:“贺龙儿子贺鹏飞、女儿贺晓明都搞到钓鱼台去了,搞了不 少名堂。” 毛泽东又皱眉:“这个人恐怕扶不起来了?” 王力火上浇油:“他的读书笔记问题很多。他的读书笔记发到区以上干部去读 去学习,而不学毛著。” 不知谁冒出一句:“他做诗称主席是兄长,以兄弟自居。” 毛泽东第三次皱眉,脸色黯下来:“最后结果。还要等一下。先让群众去批。” 又有人敲了一重锤,落井一石头:“他死抱着说,万万不能承认三反分子,就 是不检讨自己干了些什么!” 毛泽东不再皱眉,脸色平淡下来,将手轻轻一指,就像随手丢掉什么不值得再 留恋的旧物件:“王任重、张平化、赵紫阳三个,都是同陶铸关系很密切的。” 没人再点头,再扔石头,身子都靠向沙发,干完活儿歇歇气的样子。 “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重拾话头,第二次问。“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 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 沉默半天的陈再道突然又冒一句:“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 文革讲话才行。” 王力被将了军一样涨红脸:“‘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息事宁人地摆一下手:“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 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 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了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 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他指向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 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是,主席。”谢富治和王力同时点头。 毛泽东再转向陈再道和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 把朱鸿霞放掉。”马上再转向谢富治和王力,“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 ‘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翘尾巴。 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清华大学分出了一个‘四·一四’同蒯司令对立。学生读 了几句书,什么‘康三司’、‘袁二司’。” 毛泽东像是谈累了,身子向后一仰,伸出两条腿,垂下眼皮说:“章伯森、刘 瑞林有些问题,不要怕,只要群众拥护就结合他,看群众的面子。将来呢,由群众 去识别他。这样……那我就瞎了眼。过去我结合过刘少奇、张闻天、高岗、彭德怀 ……” 谢富治报告:“有人要揪刘少奇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蓦地睁开眼:“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二百人斗也不行,这样捞不到 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 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 他重新坐直身体,收回两腿,用了总结性的口气: “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 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 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 调合复国论。”他的右手拍在靠近陈再道一边的沙发扶手上,边说边立起身:“他 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 为止。” 陈再道和钟汉华随声起立,确实轻松一阵子。 毛泽东少有地送客出门。走廊里有几名服务员,毛泽东招手,服务员紧赶几步 过来。 “认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要打倒的。你们握 握手。” 服务员纷纷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不打倒了。” 走廊里响起一阵开心大笑。 三 惊梦 群众组织“大联合”的前提是:平衡、对外。 否则,就是对立。 谢富治、王力等人和陈再道、钟汉华陆续走出梅岭一号,候在夜色中,准备向 返京的周恩来告别。 周恩来与杨成武慢走一步,在走廊里同毛泽东话别。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费尽心力的周恩来振作精神请示。 “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毛泽东的声音略带疲惫,透着一 种缓和,“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 要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停,向周恩来肯定地点点头。周恩来也点点头。这给杨成 武留下深刻印象。 “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又点出两个名字,并说:“贺龙, 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 负责。” 二十多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真正保贺龙的人,不是他的老部下,而 是毛泽东。他多次亲口对我讲,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这个话我向 叶、聂、陈、徐几位老帅都报告了。可是林彪不答应,‘四人帮’也不答应,劲头 特别大,非整倒贺龙不可。他们指使造反派冲国家体委,到贺龙家造反。总理叫我 去,把造反派赶走,我带人去赶走了造反派。贺龙被逼没办法,到总理家去住了好 几天。林彪追逼得厉害,直接跟总理谈话,等于‘摊牌’了。总理交待说,安全问 题由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杨德中负责。我就派了一个营去负责警卫。造反派曾两 次冲击象鼻子沟,被我们赶走了。没过几个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我全家人一个不 剩地被关押起来,根本不可能再保护贺龙。我被关的罪名之一是勾结余立金,私调 飞机把贺龙送到莫斯科去了。出这种谣言的原因是,我藏起贺龙后,‘四人帮’和 造反派找不到,总理有交待,不让说。‘四人帮’问,我始终说不知道……” 毛泽东多次讲,“九大”仍然要选贺龙当中央委员,后来未能如愿。一方面固 然是林彪坚决不答应,“四人帮”也不干。还有个重要原因,在“九大”前,毛泽 东曾拿了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恩来说:“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 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毛泽东在武汉还是明确表态保贺龙的。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毛泽东交待,“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 多少年后,乌兰夫见到薛明时还说:“我跟你和贺帅关在一起,我听见过你们 的声音,还望见过你们散步。就是没法见面说话。”他还感激杨成武,说:“文化 革命是你保护了我。”杨成武说:“不是我,是毛主席交办的。” 握别主席,周恩来与杨成武边走边谈。 “问题基本解决。”周恩来说,“按主席讲的方针,要搞好大联合。” 杨成武说:“总理,我送你去机场。” 周恩来摆摆手:“你不要去,外面还乱,你去怕回不来。” 杨成武说:“不要紧,总理,我不看你起飞,我不放心。” 说话间,来到院子里。陈再道和钟汉华把周恩来送上汽车,最后握别。 “要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周恩来再次叮嘱。 “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和钟汉华保证。 周恩来与杨成武同车驶往武汉王家墩机场。车过武汉长江大桥时,周恩来拍拍 杨成武手背,已经不知是第几次叮嘱:“你这两个任务是很重要的。准确地传达主 席指示,正确地反映我的报告,特别是保证主席安全。” 从机场返回百花一号,杨成武匆匆洗漱休息。连日奔波的疲劳和对武汉局势的 希望与隐忧,使杨成武躺倒就有了梦意,却又辗转反侧像是半醒。 似梦似醒,几个小时仿佛合眼就过去了。杨成武耳畔巨响连串,声声惊梦。定 定神,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在响: “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 “‘百万雄师’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真正的造反派联合起来,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杨成武翻身下床,只见树影在玻璃窗上婆娑,天还未亮。但是,他已完全醒了。 将军闻见了火药味…… 将周恩来送上汽车后,陈再道和钟汉华并肩信步走向东湖宾馆乙所。为保护毛 泽东安全,他们临时住进了乙所那排朴素结实的小平房。 两人没有话,心里酸甜苦辣一样的滋味,一样的自己品尝。 回想毛泽东的谈话,相信毛泽东是保护他们,不主张打倒他们;心里几分热, 几分甜,从心里感谢他的关心爱护。可是,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思想根本没 通,没通也得承认,也得检讨,心里又几分酸楚,几分苦涩。再想想谢富治和王力, 一种莫名的恼怒和隐忧便又溢出心头。 一进乙所住地,两个人便对面坐下。 “下一步怎么办?”陈再道问他的政委。 “检讨。”钟汉华只说两个字。 “马上通知所有常委,明天上午开常委会议,我跟钟政委做检查。”陈再道向 秘书下令。 “告诉他们,做好各方面工作,尽快放掉朱鸿霞。”钟汉华补充。 “下午在礼堂开师以上干部会。”陈再道没好气地说,“叫那两位代表给大家 做工作吧。” 不管怎么说,这两位“诸侯”那难以忍受的沉重心情,今天由于毛泽东的接见, 是获得了暂时轻松。研究布置完工作,便各自上床休息。 经历了多少难以成眠的日夜,今天总算可以在梦乡里一求安逸。他们睡得很香。 可是,没等享受一个囫囵梦,惊梦的高音喇叭便一浪高过一浪地响彻耳畔。 陈再道一骨碌爬起身,两眼泛泛地朝窗外望着,怔有片刻,一拳捣在床板上: “娘卖沁的,又搞什么名堂!” 他披衣而起,匆匆去找他的政委…… 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和王力并肩步回他们的汽车。 “我提议,”谢富治忽然立住脚,“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 “嗯?”王力一怔,随即犹豫道:“哎呀,主席说了‘偏于一方’,叫咱们着 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刚说完我们又去看造反派,如果……” “‘百万雄师’总部我们去过了。”谢富治解释自己的想法,“只有这个最坚 定的造反派水院我们还没有去过。支持造反派是根本一条,应该去看看。” 如果说陈再道是看重毛泽东讲的“控制局势”,抓了冲击军区的坏头头,那么 谢富治和王力看重的恰恰是讲的第一条:不怕付出代价,坚决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 底。他们都没有也不容易像毛泽东一样综合考虑两方面。这与他们各自代表的政治 派别的利益有关。 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陪同下,谢富治、王力来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院顿 时沸腾,欢声雷动。 造反派的热烈感动得谢富治、王力眼圈都湿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戴上造反派的 红袖章,在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的“文攻武卫”队员的护卫簇拥下,先看了学院 里的据点、工事,又慰问了武斗负伤的教职员工,尔后直奔操场旁的“红水院”体 育馆。 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泪眼纷纷,热血陡涨,呼声灌满体育馆,飞出天外: “你们是坚定的革命造反派,你们造反派要风格高,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 要放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情绪是可以传染的,王力的声音紧接着又在体育馆里回荡,他几乎是在喊: “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好最好!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革命派!毛 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抑、受打 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的呼唤余音未落,谢富治又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上台表态。客观讲;谢富 治也罢,刘丰也罢,原本不是什么坏人,都曾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中华人民 共和国流过血,建树过功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丰也曾恼火造反派的打砸 抢。恼火他们冲击军事机关,也曾抓过造反派头头,甚至主张“多抓几个造反派”。 一旦发现“造反”是号召和支持的,他就迅速转变了态度。毕竟,他一生是跟毛主 席干革命,毛泽东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个小学生,来 向你们学习来了!”刘丰诚恳地表态,“过去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 ‘支左’工作中犯了错误,我要向你们道歉!” 刘丰对群众敬礼,赢来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热烈掌声。他的胸脯开始起伏, 发出军人所特有的那种洪声: “希望造反派帮助我,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 盾!” 口号声响起来,会场像动荡的海,燃烧的火。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 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 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那个设想中的平衡本来就难实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倾斜颠覆。“平衡”需要 力量的平等和对消,但是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给“百万雄师”平等,那叫折中 或调和主义。“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只是可以“保留名称”, 要对其“宽恕”,加以联合。 这种“大联合”便只能像个外壳很薄的甜梦,轻轻一触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