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再版代序谈谈“民国那些人”(4) 本书在写到被公认为" 宋史泰斗" 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邓广铭时,特地提到他 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词:" 后死者" ——这是一个极其 深刻的概念。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学者,特别是历史研究者,他和他的研究对象的 关系:不仅是" 研究者" 与" 被研究者" 的关系,更是" 后死者" 与" 先行者" 的关系。因此,先行者对后死者有" 托付" ,后死者对先行者有" 责任" 和" 承 担" ,后死者不仅要研究、传播先行者的思想、功业,还负有" 接着往下讲,往 下做" 的历史使命。在这里,我可以向诸位坦白我的一个追求:我研究鲁迅,不 仅要" 讲鲁迅" ,而且要" 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 。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担 意识;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历史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 真正意义和价值所在。 知识分子、学者,对社会、国家、民族、人类的承担,我觉得在两个时刻, 特别显得重要。一个是民族危难的时刻。本书写到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 大学校长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在北平沦陷时期就这 样对启功先生说:" 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 关键时刻,保住我们的民族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另一位复旦大学的老校长 马相伯在抗战时期逝世,弟子于右任的挽联中赞誉他" 生死护中华" ,说的就是 他在民族危亡中对民族文化的承担。 在社会道德失范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民族危难的时刻,所以我 们的国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是时刻有着警醒的意义和作用的。危 难中显本色,越是社会道德失范,知识分子就越应该承担" 精神坚守" 的历史责 任;大学,也包括北京大学,就越应该发挥" 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的" 精神堡 垒、圣地" 的作用。但现实却恰恰相反,许多令人痛心的丑闻都发生在大学校园 里。因此,那些有节操,甚至有洁癖的老一代学者,就特别令人怀想。在林庚先 生九五华诞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我这样 写道:" 无论如何,老人们仍然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事实确实能够给 人以温暖。""因为这个越来越险恶,越来越令人难以把握的世界,太缺少他这样 的人了——这样的好人,这样的可爱的人,这样的有信仰的、真诚的、单纯的人 了。" 因为" 经不起各种难,我们心中的' 上帝' 已经死了,我们不再有信仰, 也不再真诚和单纯,我们的心早就被油腻和灰尘蒙蔽了" 。这就是北大校园里的 林庚和他那一代人的意义:" 幸而还有他,不然,我们就太可怜、太可悲了。当 我陷入浮躁,陷入沮丧、颓废、绝望时,想起燕南园那间小屋里那盏灯,我的心 就平静起来,有了温馨与安宁,有了奋进的力量。是的,那里有一方心灵的净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