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棒子队”武装护校 重庆的大专院校多集中在沙磁区,在这一文化区,中共地下党员较多,这里也 就成了“学运”的中心地区。1948年,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院校中的许 多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遇难,有的转移去了外地,但仍有不少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 成员继续坚持在这里为党工作,如重庆大学在解放时,即有地下党员76人,党的外 围组织成员发展到250多人,这些人在护校斗争中是重要的骨干力量。 川东地下党沙磁区特别支部, 建立于1949年3月, 有3名委员。书记是吴宇同 (又名吴朝禧),组织委员韦喜庭(又名韦弦),宣传委员廖伯康(又名廖松俊)。 廖伯康后调任市学运领导小组书记,由潘其江接任廖的宣传委员一职。这时,吴宇 同和潘其江公开的身份是民建中学的正副校长,廖伯康和韦喜庭的公开身份是适存 高商学校的副校长,对学校情况很熟悉,因而在护校工作上事先就考虑得很周到。 沙磁区特别支部的地下党员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大、中、小学里,其他行业 也有少量地下党员,有些外区的党员也属这个支部领导。在小学中开展护校工作的 主要有树人、东水门游艺、大有、培才、儒英等小学;在中学中主要有亚洲、蜀都、 民建、适存、中正、市二中等中学;有红岩育才学校、斯克农等职校;当时重庆有 19所大专院校,如正阳法学院、川东师范、长江文理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西 南美专、女师院等,其护校斗争则尤以位于沙磁区的重庆大学为典型。 重庆大学的护校斗争,其骨干力量是地下党领导下的进步同学,主要是通过教 授会、助教会、职员会、学生自治会等公开组织进行的。11月18日,以上公开组织 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护校的具体方法,确定了武装护校、加强警卫和夜间巡逻;保 护和挽留著名教授、 学者、专家,清校;成立“冬防委员会”等4项紧迫需要展开 的工作。 全校师生立即行动,许多进步同学参加了护校巡逻队,开始时人少,所使用的 武器是从校警队接过来的10多枝破旧步枪,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参加的人也越来 越多。武器就成了大问题,可一时又不可能搞到枪支。最后,大家决定统一使用上 体育课用的标枪和垒球棒及童子军棍。有人进而建议说,现有的那10多枝破旧步枪, 又没有子弹,背在肩上仅是装个样子,临急时还不如根烧火棍,搞不好还会弄巧成 拙,引得敌人先开枪,倒不如全部扔掉换上棍棒。这个建议赢得了一致赞同,从此 护校队成了清一色的棍棒武器,所以“棒子队”的名声一时远扬校内外,使反动派 和坏分子不敢妄自捣乱。 地下党组织通过校内进步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联席会后加紧了对著名教授、专 家等人的宣传工作和保护工作,对有可能被劫持、裹胁和受迫害的教授,立即派人 通知和协助他们及时隐蔽和转移。特别是著名电讯专家、教授冯简被国民党特务劫 持到台湾去后,重庆大学迅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绝大多数教授和专家学者志愿 留在大陆,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保存了非常宝贵的师资力量。 23日,重庆大学“冬防委员会”宣布成立,选举陈豹隐、郑兰华、罗志如、程 登科、 高昌运等为常务委员。采取了一系列护校措施,首先把全校划分为6个冬防 区,区长由学校派定,副区长由区内推选。委员会下设秘书、总务、警卫、消防、 联络、 同学福利、工友福利等8个组。并与学校附近单位如重庆中学、女子职业学 校、大成化学厂等单位联系,实行联防。 为了防止坏人混入校园内, 学校作出了“清校”的5项决定,即:紧急时封闭 校内36个通道;进出校人员随身携带职员证或注册证以备检查;禁止外人在校内留 宿;调查校区住户;随时突击检查。并在校内主要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清理好防 空洞和蓄水池,修复和新装电话,以备临急使用。同时,为了切实保管好学校的财 产、物资、图书资料和各种仪器设备,学校还印制了大量宣传护校迎解放的传单, 分发到各校办工厂、实验室、图书馆和各种库房。 27日,校区附近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大屠杀的枪声,和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 在就义前高昂的歌声和急呼的口号声,隐隐约约传入重庆大学校园内,护校队和校 内教职员工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校长张洪源和校领导郑衍芬在重庆地下党“文化工 商工作组”的宣传和动员下,积极团结全校师生竭力护校。“棒子队”警惕地守卫 在校门口,机智地喝退和力阻校门口公路上成群结队逃窜的国民党溃兵。 经过紧张的历时近一星期的护校斗争,重庆大学和其他大、中、小学一样,终 于迎来了校园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