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欧洲最景仰的中国医生(3)

　　这套书的写作地点，是岭南地区，辞官以后的张仲景，长期生活在这里。中
原的战火当时并没有波及到岭南，这也让他有了比较稳定的写作环境。后来，他
又完成了《辩伤寒》十卷。他一生著作甚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伤寒
疾病的研究，连后来挣扎在黑死病中的欧洲也受益匪浅。欧洲最早的治疗黑死病
的方法，就是通过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翻译过来的《伤寒杂病论》一书。欧洲
学者李约瑟曾赞叹说：“他是一个拯救了欧洲命运的人。”

　　张仲景在其撰著的《伤寒杂病论》中，首创辨证论治临床诊疗体系，这是中
医学的一次伟大的划时代变革，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
毫无疑问地说，张仲景是传统中医学的奠基人。

　　当代医家以及史学家在论及张仲景对祖国医学这一重大贡献时，总是强调这
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给人以水到渠成之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时代背景和张仲景
的个人因素。

　　论及张仲景写出《伤寒杂病论》的时代因素，原因很简单，每个人都不能脱
离时代而孤立存在，正所谓时代孕育伟人。张仲景所处的时代对其创作既有有利
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至秦汉中医学发展很快，中医名家辈出，战国时的扁鹊( 秦
越人) ，西汉时的仓公( 淳于意) ，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华佗，都可谓是“妙手回
春”之士。众多的名医为中医学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黄帝内经》的问世，
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初具规模。与此同时，中医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药
物种类都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切都为张仲景创作《伤寒杂病论》打下了坚
实的医学基础。

　　其次，由于张仲景的士人身份，东汉儒学的发展与士人的特征也是对其影响
较大的因素。西汉儒学以今文经学为主，其治经的主旨是阐发经书中的“微言大
义”，到了东汉，古文经学逐渐抬头，强调考据、训诂，讲究严格的推理过程。
这种学术流派的变化为学术研究从随意向严谨过渡提供了条件，而这种严谨求实
的治学态度是自然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东汉的儒士与西汉的儒士相比也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西汉儒士重学问、轻品德，追求功名利禄，东汉的儒士崇尚节义，忠
君爱民，这直接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表现。张仲景在《伤寒论? 自序》中所言“感
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

　　再者，张仲景所处地区社会条件相对优越，是其成就的必备条件。南阳郡是
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在东汉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郡治宛城是东汉“三
都”之一，从经济上说又是工商业的“五都”之一。张衡的《南都赋》形象地说
明了宛城和南阳郡的繁华，这种优越的社会环境为张仲景的成就提供了良好的条
件。

　　最后，东汉儒学分为两派，“北学”以郑玄为代表，以深芜著称; “南学”
则以司马徽、宋忠以及其学生李仁、尹默、王肃为代表，是以约简见长。“南学”
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
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
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
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
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
( 公元190 年) 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
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
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
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
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
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
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
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
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
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蛰三省”“有病
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实践和发展。《三国志? 方技传》仅华
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相梦、管辂卜筮，陈寿在
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
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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