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同学 师秋朗 在黄土高原一处平坦的田野上,搭起了一座简陋的戏台。 原来这里正在演出话剧《新女性》:年老的女工卧病在床,当童工的女儿依偎在母 亲身旁,而她无力养活母亲,又无钱给母亲治病,一筹莫展。这时,工友姐妹们对她们 伸出了友爱的双手,给了她们无私的帮助,显示了团结的力量。 尽管这出戏用现在的眼光看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它却牵动着台下所有观众的心, 大家都为女工的命运担忧。他们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地观看。我没有想到《新女性》竟 会有如此大的威力,引起观众如此强烈的共鸣。 这便是1939年地处陕西关中旬邑县马家壁的鲁迅师范学校纪念“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的演出节目之一。台上的母女,就是我的母亲和我扮演的。 我母亲本是乡村女教师,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教师联合会,也参加过抗日救亡 活动。后来本村鲁师毕业的师兆祥回家探亲,在回鲁师时带了我们母女二人,巧妙地通 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到了鲁师。母亲时年34岁,我才14岁,我们母女此后便成了同学。 刚到鲁师时,女同学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房内有相对两铺大炕,原来的女同学都 挤在一铺较小的炕上,大炕空着。 我们来了后,就睡在大炕的一头。同学们很活跃,又都很热情,一有空就和我们攀 谈,问这问那。同她们交谈的是母亲,我常常是一言不发,同学们想逗我说话,还欢迎 我唱歌,我都张不开口。她们就自己唱,唱完了又欢迎我唱。其实我会唱很多歌,也有 革命歌曲,如《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就是我在家里时偷偷学会的。但我羞于见生人, 更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从前每逢出门,不是母亲拉着我的手,就是我拉着母亲的衣角。 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同学狠狠地说我是“封建残余”。母亲笑了,向我重复了这四个字。 “封建残余”这四个字,对我刺激很大。我很羡慕她们,热情、开朗、无忧无虑, 可是我都做不来。在家里的时候,我哭着闹着要到边区去,几乎要偷跑;母亲一半是对 我不放心,一半是为了寻找我那离家已14年的父亲,才下决心同我一起来边区。我在想, 如果我那时真的离开母亲偷跑出来,我将怎样生活?简直不可想象。我暗暗下决心向老 同学学习。 过了不几天,我和母亲都编在第五期(班)学习。因为母亲当过教师,便被全班同 学选为学习班长。我会识简谱,也会写美术字,这些小小的“才能”,也很快被同学发 现了,于是选我为文娱干事。我的任务,除了指挥全班唱歌,还负责编壁报。音乐教师 荆津那时怀了孕,有时不能上课,就由我把要教的新歌在她面前唱两遍,再到班上去数; 壁报也是准时编出,每期都要更换新报头。这些工作我做得很认真。 尽管班上同学为壁报投搞很踊跃,不缺稿源,但我还是常常将母亲的军:“你是学 习班长,写篇稿子吧!”说实在的,母亲是学员,可是却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 她是班主任刘若曾老师的得力助手。上完课,他们常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母亲很忙,再 加上她的笔头并不快,所以她往往要向我求饶,或者告诉我哪个同学学习好,让我去采 访她们。将军的结果,往往是我去完成任务。 我和母亲都编入第5期后,组织上把我们母女安排在离这个班最近的一位老乡家里, 独居一个小屋。夜里我还要钻进母亲的被窝,摸摸她的乳头。这种生活,一直到后来我 们母女又在一个小学教书时,还是如此。当时,蔡畅妈妈总爱和我开玩笑:“唉呀,这 位教员晚上还要摸着妈妈的奶子睡觉呢!” 我从小爱挑食。当时的伙食主要是大馒头、黄豆芽熬豆腐。我就不爱吃黄豆芽和豆 腐,大馒头作为主食,我也不习惯——在家里常吃的主食是面条。母亲看我吃不好饭, 便每天给我买一个烧饼。那时定量供应灯油,母亲就把灯油省下来,用它跟老乡换个鸡 蛋煎了给我吃。母亲没有积蓄,离家时变卖了东西得的钱,除了路费,所剩无几。这些 钱既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尽可能节省,以备急需。所有这些,我的教员和同学们是不 可能知道的。他们只看到我日渐活泼,工作认真,却没有注意到在我背后有一种无形的 力量在佑护着我,那便是伟大的母爱。我常常在想:要是没有母亲在身边,而是我独自 出来参加革命,岂不是要饿死?!当然,真到那时,我也会适应环境的。 在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常年卧病在床,我母亲实际上是那十多口之家的内当家, 在村里又是受人尊敬的教师,所以她习惯于管人,自己说了算。这种作风,时常表现在 做学习班长这个工作中。我作为她的同学,很看不惯。那时每星期六都要按组开生活会,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和母亲在一个组里,我就批评她“家长作风”。同学们听后都 笑了,那意思是:“瞧这个丫头,批评她妈哩!”而我却严肃认真的。母亲听了笑笑, 表示接受意见。 在学习上,由于全班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听课的重点也不同。文化课对我们部分同 学来说,可以不听。但教务长马小云讲授的《社会发展史》,我们是非常感兴趣的,每 次都去听。当年的同学,至今回忆起这一课程,仍然津津乐道,一致认为马小云老师讲 得好。而我自己,也感到这个课程很新鲜,还经常在课堂上提点问题。教员对能提问题 的同学很有好感,认为肯动脑子,学习主动。实际上我对许多内容并不真正理解,还是 死记的多,只是在以后才逐渐理解消化的。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深感这一课程为我们确 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受新事物方面,我自信比母亲快。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定义等等, 我虽不甚理解,但记得很熟。母亲毕竟为无数繁杂的事情所搅扰,记忆力不如我。有时 睡到炕上要问我:“中国的奴隶社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她对奴隶社会生产力 的特征却理解得很透,用不着去记。我想如果像现在学校的考试方式,我的考分一定会 超过母亲的。 母亲很快入党了,我却还不知道党是怎么回事。那时党组织不公开,发展党员是支 部对表现好的同志个别做工作后吸收的。母亲入党的事,她从未在我面前泄露半点,我 也丝毫没有觉察。虽经两三个月的锻炼,我已不拉着母亲的衣角走路了,但因同在一个 班,同住一个屋,几乎是形影不离。当我有一两个小时见不到母亲时,我便安慰着自己: 她是班长,自然有她的事。其实,那是他们在过组织生活。他们开会时,一个个秘密转 告,然后到一个倒塌了的破房子里,或到沟底某处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小组会或支部会。 而开会的时间是不能拖长的,否则,就会被人发现而暴露了这些党员的身分。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有个党组织,我以为到了边区就都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有一天, 指导员找我谈了入党的事。这个问题一提出,便使我坠入了五里雾中。我不明白,我已 经是“共产党”了,怎么还要我入党?这个党又是干什么的?我怎么看不见她?指导员 耐心地启发我,我只是给他一个不吭气。 但我在心里却暗暗下了决心,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我绝不入党。 指导员撬不开我的口,只好作罢。但他交代了要保密,这一点我还能坚决做到,即 使在母亲面前,我也只字未提。 我入党是4年以后的事了。我曾问过母亲:“你那入党志愿书、入党动机一栏是怎样 填写的?”母亲说填的是“为妇女解放”。我心里暗暗有一种骄傲情绪——别看你入党 早,你的觉悟没有我高,我的“入党动机”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事后我又 发觉自己这种情绪错了:第一,依靠共产党求得妇女解放并不错;第二,相隔4年,不可 同日而语,母亲的觉悟也在提高。 离马家堡2里地有个职田镇,该镇为国民党所辖,星期日鲁师的同学常到镇上买点文 具和日用品。到了1939年五六月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磨擦日甚一日。先是在傍晚对从 职田镇回来的同学打黑枪,接着夜间在马家堡周围滋扰,我们全校手无寸铁的师生受到 极大威胁。于是,我们被迫过起了游击生活,常常夜间紧急集合。每当这时我们的生活 班长范云轩,总要把独居老乡家里的我们母女先唤醒,使我们没有落后过一次。我们先 是到沟底躲一夜,白天回到原地上课。后来就被迫不断转移,夜里下沟,白天换个村子。 一般是在破庙里暂歇,村边的大树下上课。转移时黑板是由男同学背着,而壁报总在我 的挎包里,每到一地,便细壁报挂出来。不管如何行动,按时编报是不会耽误的。有时 伙食供应不上,我们便到老乡为了饲养牲畜而种的苜蓿地里,采摘苜蓿芽煮了充饥。这 时,我那每天一个烧饼的“特殊待遇”早就没有了。 鲁师的学制是半年。到了7月,大部分同学都分配到边区去办学校,只剩下部分工作 人员和很少的同学,这些人奉命返回延安。而我和母亲也是留下来和学校一起行动的。 为了这次长途行军,母亲用仅有的几个银元买了一头毛驴,驮着行李,也为她代步。 我们第一天只走了四五十里。一夜醒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脚也落不得地,只能勉强 走路。 三天过后,我们就一点也不觉得累了。我们这时才把每日行程增加到六七十里。我 年纪小,比母亲走得快,而母亲要是没有那头毛驴,肯定受不了。我们在路上颠簸了7天, 最后一天竟行程110里。这天我们同大队一起出发,却与早出发两小时的先遣队一同到达, 还参加了为后来者烧水的劳动。这时我觉得战胜了行军的困难,心中别提多高兴了。 我和母亲经历了艰难的跋涉,终于重返延安。随后,母亲被分配到安塞完小当教员, 我同一批年龄小的同学到边区中学继续学习。刚去不久,学校又改名“边区师范”。我 们母女同学的生活虽然结束了,但这段美好有趣的生活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3月17日 师秋朗 女,生于1924年9月。鲁迅师范学校第5期学生。从事过多种工作。离休前任北京工 业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长期研究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建立了“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 著有《现代圣人徐特立》。帮助她父亲完成著名的《峰与谷—— 师哲回忆录》一书,并主编出版《心向延安》,其中由她撰写的《生命的转折》一 篇与该书中的《母女同学》是姊妹篇。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