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信念(3)
伯伯常对我们说,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朋友,先后都倒下了,我们想到他
们的话,我们是没有权利不认真工作的,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 周秉德
周秉德(周恩来侄女)
伯伯的工作状况,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忙字。那时候,我们在家里经常见不
着他。他吃饭非常快,吃完饭赶紧回办公室去了;他走路也很快,连一些年轻的
卫士都要一路小跑地跟着他。他觉得时间特别珍贵,做什么事情节奏都非常快。
我伯母特别关心他的身体,想办法让他稍微放松一下,比如建议他跳跳舞,散散
步。
伯伯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工作人员请他休息,他也不听。伯母想了一个办
法,就让我的妹妹秉宜去叫他。秉宜那时候大概六七岁,扎着一个蝴蝶结,进到
伯伯办公室后,就去拉拉伯伯后面的衣服。伯伯一回头,她就说:“伯伯,咱们
去公园看花吧。”伯伯跟小孩子解释不清楚,只好出来了。伯母已经让卫士把汽
车准备好了,赶紧拉着他去中山公园转转。
我觉得伯伯真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总跟我们说,这几十年来的革
命,我们随时都准备着牺牲。伯伯常对我们说,那么多的我们的同志、朋友,先
后都倒下了,我们想到他们的话,我们是没有权利不认真工作的,没有权利不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可以再想个人的任何的利益。
高振普(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少将)
周总理工作忙是众所周知的。我1960年到他身边工作时,当时正赶上三年自
然灾害的尾巴。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每天考虑粮食问题,为了调拨全国的粮
食,他亲自计算。他拿着算盘在那儿算,哪个省要多少粮食,哪儿的粮食缺,他
就往哪儿调配。他特别关心工人,像上海的工人、东三省重工业区的工人以及一
些矿工,关心他们的粮食够不够吃,指示要保证这些产业部门的需要。有时候邓
大姐跟他开玩笑说,老伴啊,你已经埋到粮食堆里,都爬不出来了。这个话是我
听到的。她一是提醒周总理注意休息,二是确实很心疼周总理。
周总理抓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抓得都很细。他很认真,只要经他手的事情,
很少有什么问题。比如原子弹试验,周总理是中央专委会的主任,前八次试验,
都是周总理亲自过问的,没有出过错,没有一次是失败的。他虽然不是专家,但
是很多专家都佩服他,为什么呢?他提的一些问题,有时专家都没想到。
1961年到1965年期间,周总理的生活还比较有规律,一般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就可以睡觉,早晨七八点钟起来,能睡六个钟头的觉。当然了,也有特殊情况,
比较忙的时候,他睡得少,但是每天工作量不超过十七个小时,这是他正常的工
作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总理的工作就难以控制了,我们已经不能够
按照早晨八点到第二天八点算一天的时间,他肯定不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睡觉的。
他的工作量总是要接下一天的工作,就是说超负荷,老是欠账。
周总理有时候可能早上七点钟睡觉,最晚也可能拖到九点甚至十一点。很长
一段时间他都是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工作十八九个小时。林彪事件后,他三天
三夜睡了三个小时整觉。
……
我父亲他们那代人确实是想做一些事情,让中国强大起来,让中国人民过上
好日子。为了这种理想,他们真是觉得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 刘潇潇
刘源(刘少奇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父亲的代表作,他自己也是共产党员修养方面的一
个楷模,他是一个真正的具有共产主义信仰和修养作风的共产党员。父亲曾经跟
我们说,一个人最大的幸福是人民群众的信任。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说:
“我还是有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的。我作为一个革命者,一生为革命,死了我也
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成功。我死了以后,我的骨灰要像恩格斯一样撒到大海
里,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我生为革命,死也为人民。”父亲总教育我
们,应该跟群众打成一片。所以我从十三岁起就当兵,在中南海门口站过岗。第
二年又去公安总队当兵,第三年到野战军的一个老红军团当兵。回来以后父亲就
问我在兵营里的生活,战士们想的是什么,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吃什么,怎
么训练,连长们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他们的家庭怎么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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