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关怀(5)

　　从我们家的事情来看，说明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的心跟我们的心是心心相连的。
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这一点我们要
永远学习。

　　由于干旱，定西北部粮食绝收，吃的、穿的、用的都靠国家补助，甘肃省委
书记宋平调查情况以后，给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了以后，十分揪心，难过
得流下眼泪。　/ 　刘汉杰

　　刘汉杰（时任甘肃省定西县县委常委，85岁）

　　定西历史上是有名的十年九旱，一亩粮食平时打上七八十斤。吃水是每天用
汽车拉。汽车送水的时候，牛羊都跑着抢水。吃粮食一天就是八两。特别到20世
纪70年代初，困难到了顶峰。由于干旱，定西北部粮食绝收，吃的、穿的、用的
都靠国家补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调查情况以后，给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听
了以后，十分揪心，难过得流下眼泪。从此以后，周总理经常过问，中央、省以
及各部委都对定西特别关心。1974年，湖南、湖北、黑龙江、吉林、河北、江苏
等几个省市调来了粮食，共计三千六百多万斤，解决我们这里吃的问题。解放军
也送来了军装、棉被，群众的生活有了转机。大家说，吃的救济粮，穿的黄衣裳，
今年还比往年强。

　　杜望桥（时任甘肃省通渭县保卫部副部长，80岁）

　　从1972年到1973年，通渭连续两年旱灾，灾情比较严重，有些地方庄稼几乎
绝收，全县人民生活相当困难。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向周总理汇报了有关情况。1973
年6 月，周总理派林业部部长罗玉川率中央调查组来到通渭了解灾情。

　　我当时在县革委会保卫部工作，陪着调查组走了三个公社。到第一个公社时，
公社书记汇报的第一句话就是：“群众生活困难。”到了李店公社，宋平和罗玉
川临时决定要探访村民家。他们提出探访三户人家的条件，第一户是生活最困难
的，第二户是生活条件中等的，第三户是生活情况比较好一些的。

　　我记得先到生活最困难的一户人家，屋内土墙上晒的铺盖相当破烂，坑中间
有个石磨，还有一个灶，再没有什么其他摆设，后檐墙上挂了几串干菜叶子，石
磨上还有大概四五斤粮食。调查组问主人为什么粮食没有磨完。主人说：“不敢
磨，磨完控制不住，都吃了就再没办法。磨一点吃一点。每一次吃粮都是定量的，
把墙上的菜取一些放在里面煮一下，洒一些面每人能喝碗汤。”中等生活的人家
有两座房子，房上的瓦全部溜光。宋平书记问：“生活怎么样，困难不困难？”
主人说：“相当困难。没有钱，就把房上的瓦卖了，用这个钱打粮。”第三户生
活情况好些的也有两座房子，房上的瓦也溜下来了。宋平书记问他们的生活情况，
也是和第二户一样。

　　宋平书记和罗玉川部长经过调查后向中央作了汇报，很快，中央的救济粮和
救济款就到了。

　　顾大夫，你去看一看她的丈夫是什么病，看看能不能帮帮她。　/ 　顾英奇

　　顾英奇（朱德保健医生，卫生部原副部长，81岁）

　　朱老总在视察中特别关心农民、关心农村、关心农业。有一次，我们住在成
都金牛坝，饭后李井泉同志陪他在金牛坝外面的田埂上散步，遇到一位农村妇女，
朱老总亲切地走过去和她说话。朱老总问：“你家有几口人哪？你的日子过得怎
么样啊？生活有什么困难哪？”这位妇女比较坦率地回答说：“日子过得很困难，
丈夫有病不能劳动，家里头只有我和公公两个劳动力，还有一个孩子。”朱老总
听后继续问她：“生产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生活到底怎么样？”全都问到
了。分手的时候，朱老总问：“你住在哪里？”这个妇女就指一指说：“在旁边
那个村子。”说完背着柴草就走了。朱老总看着她的背影，沉思了好长时间，话
也少了，情绪看起来比较沉重。回到驻地，他转过身来对我说：“顾大夫，你去
看一看她的丈夫是什么病，看看能不能帮帮她。”我到她家里一看，确实非常贫
困，只有一间房子，黑乎乎的，丈夫躺在床上。我给他做了检查，他是风湿性心
脏病，不能做重活。回来后，我向朱老总作了汇报，朱老总叹了一口气：“难哪，
给他开点药吧。”我说：“这无法彻底解决他的问题，他平时可以，一旦感冒了，
有感染了，累着了，他就会发生下肢浮肿，不能够平卧，心率衰竭。”朱老总听
了以后说：“咳，难哪，你给他开点药吧。”从这件事情我体会到朱老总对农民
的疾苦非常关心，因为他来自于农村，知道农民的疾苦，了解农民的情况，所以
关心到一个农民看病的问题。

　　领导同志交代了不能用他的姓名。要留姓名的话，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　
/ 　徐永光

　　徐永光（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1989年，“希望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始实施。1990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通过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希望工程”题名。很快，我们就得
到邓小平的题词。后来邓小平题写的“希望工程”四个字成为希望工程的标识。

　　1992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在百万爱
心行动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1992年6 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来了两名军人，
拿出两千元人民币捐款。我们请他们留下捐款人的姓名，他们说：领导同志交代
了不能用他的姓名。我们说不行，每一个捐款人都应该留下姓名，我们才知道是
谁捐款了，我们才能让孩子们对捐款人表示感谢。他们说：要留姓名的话，就写
一位老共产党员。两名军人拿着捐款收据离开捐款接待室，我们的财会人员记下
了车号。我们后来了解到，这是邓小平的工作用车。这样我们就知道是邓小平为
希望工程匿名捐款。又过了几个月，两名军人又带着三千元捐款过来，我们知道，
这又是邓小平的捐款，一共五千元。那时候，捐款二百元就可以结对救助一个失
学儿童，这五千元可以救助二十五名失学儿童。我们把这笔钱用到邓小平曾经战
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资助了二十五名失学儿童，这二十五名失学儿童后来有十
人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叫周标亮的竞聘成为百色希望小学的校长。

　　邓小平捐款的事，我们向社会做了公告。自此，社会上也掀起了向“希望工
程”捐款的热潮。1994年，陈云也捐了五千元人民币。1994年的资助标准是每救
助一个失学孩子需要三百元，所以陈云的捐款在河南的卢氏县救助了十六名失学
儿童。

　　邓小平作为一个领导人，推动了一项公益事业的发展。这些领导人积极参与
慈善事业，他们的表率作用，他们的动员力、号召力，远远超过了政府发文件。
他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作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来捐款，他
们的示范效应，成为一种表率。

　　周标亮（邓小平资助的贫困学生，现任广西平果县希望小学校长，壮族）

　　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在家里种稻谷、玉米为生。1992年，我因学费交不上，
只好辍学回家。一天，班主任来到我家，高兴地对我爸妈说：今天我给你们带来
一个特大的喜讯，这个喜讯可能你们想都没想到，你们这个女儿非常幸运，有人
资助她，她明天就可以去学校读书了。我爸爸妈妈当时就想，谁那么好心捐钱给
我们家女儿呢？老师说，你们都想不到，连我们自己也想不到，我们学校接到一
笔款项，说是小平同志捐款过来的。当时我爸爸妈妈真的是很吃惊。在我爸爸妈
妈的意识里面，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导，住得又比较远，我们这里又那么偏僻，
当时我们这里的路都是泥土路，一天都看不到一辆车。也还没有电，没有电视。
像邓小平这个名字，只是从书上和广播里知道而已。他老人家怎么会把这个款项
捐给我们学校，而且我女儿怎么会得到这笔钱呢？老师就说，因为考虑到标亮学
习成绩比较好，在学校里面各方面表现也都很好，经过学校领导、老师推荐，把
这个名额给你女儿。我就这样重返校园了。

　　1993年，我和同年级的几个同学一起拟稿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信中报告了我
们部分受资助同学的成绩，并表示要好好学习，报答他老人家。邓小平去世的时
候，我在上初二。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其他学生都回家了，我在宿舍里从广播中
听到邓小平逝世的消息，感觉很震惊。自从得到邓小平的资助以后，我一直有一
个心愿，要是有机会的话，当面跟他道一声谢谢。但是没有表达的机会了，感到
挺伤心的。没有邓小平的资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非常感激他。所以在我读完
中专后自愿回到我的母校任教。

　　现在我们所有受资助的同学，都是在以自己的行动报答邓小平，回报社会。
比如说，我现在是回到学校当老师，还有我的几个同伴也回到学校当老师，还有
其他的同伴也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我觉得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你只
要是在自己的本职位上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有爱心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回报
社会，这就是回报。

　　目前我们学校有二百九十七个学生，十四位老师，学生大部分是我们本村的
学生，现在还有部分外乡的学生见这里的教学设备比较好，也来这里就读。我们
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把这所学校建得更好一些，为其他比较艰苦的学校或者贫困
家庭的儿童做一些事情。我们这里的小孩都是跟我一个村的。希望他们以后都学
有所成，回报社会，回报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学校的关心和期望，也希望他们能
走出大山，能到更远的地方去见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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