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姜明文 一 1925年12月,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平定了郭松龄发动的倒戈反 奉战争[注]。翌年(1926)又陈兵关内,企图用又拉又打的办法达到消灭其他派系、 称霸全国的目的。 郭松龄事件之后,张作霖非常痛恨冯玉祥对郭的支持,特别害怕冯玉祥国民军 在北方的发展;于是和本为仇雠的吴佩孚顿释前嫌,联合起来(吴对当年冯玉祥倒 戈反吴也早已怀恨在心)。他们以“讨赤”为名,与冯玉祥展开激战。冯部接连放 弃大沽、天津、北京。吴佩孚进兵河南,占据了郑州;张作霖进军关内,占领北京。 随后,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直、鲁军事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并邀请孙传芳、阎 锡山派代表参加,扩大联合,以对抗北伐军。 在奉、直、鲁军将领军事会议上,张宗昌等公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基于以上的形势,张作霖认为:要想问鼎中原,称霸全国,非有雄厚的兵力不 可。他的军队在物质装备方面,是较优于其他派系的,但为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善 军队素质,非要多造就军事人材不可。当时由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军团长张学良、 韩麟春[注]拱卫京畿,同时决定先培训一批青年学生为候补军官。当时东北军的军 事教育机构寥寥无几。黑龙江有一个黑龙江省军官养成所,吉林省有一个吉林省军 官教练处,奉天省有一个讲武堂,而它们的规模都较小,教育方法不统一,教学内 容不一致,还各有门户之见。奉天讲武堂招生对象,都是各部队挑选的粗具文化的 现役排、连长及其他军阶相同的初级军官;每期只能培训三四百人,不敷使用,因 而1926年在北京成立了讲武堂分校,扩大招生范围和人数。最初定名为东北陆军第 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责成军团司令部上校卫队长王以哲负责筹 备。 二 1926年八九月间入伍生队在北京、沈阳两地招生,招生广告明确规定:入伍生 队以培养初级军官为目的,凡年满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初中以上毕业或具有同等学 力的身体强健。无嗜好的青年皆可报考;一经录取入伍后,服装、伙食均由公家供 给,每月按士兵待遇发给薪响;六个月毕业,成绩优良者可继续深造,或以准尉军 官任用。预定招考名额为一千人。广告贴出后,不到一个月,两地报名应试者已达 一千数百名,经过考试录取成绩优良者一千人,遂在北京旃坛寺[注]内成立陆军第 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候补军官入伍生队。其编组人员、教育概况如下: 上校队长 王以哲(兼) 中校队附 刘多荃(兼) 入伍生队共编组两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每连为125人。一至四连为 第一营,中校营长杨林兰,连长有常恩多、高玉堂、高峻岭等人。五至八连为第二 营,中校营长王秉钺,连长有高建勋、王景棠、沈景阳等人。 教学内容分学科、术科、技术、体操。 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阵中要务令,筑叠教范,陆军礼节, 内务规则,卫戍勤务等。 术科以制式教练为主,这是基本的动作,以后逐渐增加战斗教练,实弹射击。 由于城内没有适当的地点,去城外又往返需时,故入伍生队在受训期间,只演习过 几次。刺枪术和体操由专门教官担任。学术科的教授都由排、连长担任。连营长都 是讲武堂前几期毕业的学员,课讲得还较明白。排长都是教导队毕业的,对学术科 本身不十分理解,有的这样讲,有的那样说,口径很不统一;如有不明白提出问题 时,他们也答不出来,反认为提问者调皮生事,说不定什么时候借机惩罚你一下。 在生活管理方面:每天早晨5点起床,点名后跑步,7点早饭后出操,上讲堂; 午后上课堂,出教练;6点晚饭,7点自习;9时点名就寝。每日三餐,大米、白面、 高粱米兼而有之,但以高粱米为主。一天的刻板生活与部队士兵一样,没有什么文 娱活动。如果犯错误,或者罚立正,或者手向上举,两腿半分弯,这种体罚过10分 钟以后很不好受,如果改变了姿势,排长看见,就加重处罚,也许要下跪,打手板 子,毫不姑息宽容。这完全是取法于日本军队的法西斯式教育。在这种淫威之下, 同学们表面上对他们是毕恭毕敬,背后却给他们起难听的外号。大家都知道,混过 六个月就离开了,在这个期间只好小心翼翼,免得挨打受罚。 1927年3月末,入伍生队学员经过考试都合乎标准,遂宣布入伍生队结束,转入 陆军讲武堂继续学习。 三 1927年4月,入伍生队全体学生由旃坛寺移到黄寺[注],正式进陆军讲武堂北京 分校学习。这时奉天讲武堂的在校学员为第六期,北京分校即称为第七期。在入伍 生队当排长的也都参加这一期学习,除了与同学们享有同等待遇外,他们还领一份 排长的薪金。 入学后不久即举行开学典礼。这个典礼的仪式很隆重,而且警备森严,各界来 宾很多,驻北京的英、法、日等各国公使馆的武官也都应邀参加。日本武官最容易 识别,他们的黄色军服和“红膏药”标志特别醒目。是日上午9时由安定门到黄寺校 本部的马路上都以黄土铺道,“对子兵”林立。张作霖乘坐黄色装有机关枪的装甲 防弹汽车,前面由坦克车压道,提前而来。陪同前来的有吉林督军张作相,黑龙江 督军吴俊升以及汤玉麟、阙朝玺等大员。讲武堂自监督张学良以下的全体教职学员 等,都列队来到校本部大楼的后面广场上,站成“U”字形队伍相迎。张作霖身穿黄 呢子军便服,没戴军阶,站在中央面南而立,开始讲话。大意是:本总司令为国家 造就人材,特在北京成立讲武堂分校。你们都是青年学生,希望好好念书、守规矩 听话,将来学好以后,为国家效力。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你们要好好学本领,将 来好和他们打仗……听到这里大家却有些悚然,觉得“大帅”此话说得太直率了, 因为日本武官在场,他们是懂得中国话的。张作霖当时说了这样的话,日本人后来 在皇姑屯用炸弹对他下毒手,这也不无原因吧! 四 讲武堂北京分校的组织情况是: 最高为堂长(张作霖兼),下设监督(张学良兼),教育长负实际责任。第七 期的教育长最初是朱继先,朱是满族人(黄带子),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精 明干练,学有专长,颇得张学良的倚重。朱同时兼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预备军 中将军长。1927年端午节那天,朱去花园饭店给张作涛“叩节”(张作涛是吉林督 军张作相的族弟,在吉林当个挂名的旅长,经常住在北京,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 活),酒席间为了一个妓女,朱继先和张作涛争风吃醋,张将朱打死。朱死后,教 育长由中东铁路路警处处长张厚琬接任,张系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嫡孙,毕业于日 本士官学校。 校本部设: 教育处——处长杨正治,后改蒋希斌; 总队部——总队长初为林家训,后改王静轩[注]; 技术处——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 此外尚有军需、军医、兽医等各处。 总队部下辖八个队。分步、骑、炮、工、辎五个兵科。每队三个分队,学生12 0人。第一至第五队为步兵科,第六队炮兵科,第七队工兵科,第八队是骑兵、辎重 兵科联合队(因为辎重兵科也有马匹,与骑兵科合起来在饲养管理方面均称便利)。 辎重兵科一个分队,骑兵科两个分队。兹将八个队的队长姓名列于下(均为中校): 第一队杨林兰; 第二队阎克明,后改赵有耆; 第三队唐宗信; 第四队王秉钺,后改金典戎; 第五队金锡珍,后改高峻岭; 第六队刘焕章; 第七队佟恩普; 第八队王纯璋。 队附中有常恩多、沈景阳、高建勋、王景棠、李紫贵以及由第六期毕业后派到 本期当队附的黄炳寰、许赓扬等人。 五 入伍生队是以培养军士和初级军官为目的,而讲武堂则以培养中级以上的军官 为目的,所以教育内容也不一样。但对基本教育仍然是重视的。主要教学内容分为 学科、术科和技术。体操等项。 学科有典、范、令(与入伍生队时同);以后增加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 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统称为六大教程。另外有卫生学、军队教育学等,也都 属于学科内容。典。范、令是术科教练的基础,由队职官讲授,并与术科对照示范 讲授,较之在入伍生队时更为明了、深入,容易理解。同学们多有好高骛远的思想, 希望早点讲授教程学,教程课都由专职教官讲授,全校各兵科的专职教官一百多人, 都是当时的有名教官,对于教学既有深刻的研究,又有多年的经验。例如给我们这 个教授班(一个队分成两三个教授班,每班四五十人)讲兵器学的教官叶秉甲(湖 北人)年逾花甲,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开始一直到第九期(保定军校就办到第九 期为止)都讲兵器学。每逢上课,坐下来先问上次讲到什么地方?我们告诉以后, 他也不打开课本讲义,就接着讲下去,边讲边在黑板上画图或写字,课后我们与课 本对照一点也不错。我们好奇地问他:“教官,你的兵器学记得这么熟,连书也不 看,得下多大工夫啊!”他发牢骚说:“我这一辈子净吃‘粉条’(即粉笔)啦, 保定军校由头到尾我都教兵器学,连唐生智都是我的学生(唐生智当时是湖南的军 阀)。”其他讲兵器学的教官如李广琳,是留法学兵器的,以后当了奉天兵工厂炮 厂厂长。担任战术学的教官如郭克兴、董志杰等都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总之,第七期教官人材之盛,为东北讲武堂各期所不能比拟。 术科方面: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阵中勤务、筑城作业、 通信作业等,均由队长、队附担任讲授。 刺枪术、马术和器械体操(如天桥、浪木、平台、木马。大小双杠、障碍超越) 等,由各专属教官担任教授。刺枪术完全是学日本的,操作时带有护具,如护胸、 护面、护手等。单人刺、对刺都由总教官曹玉成、副总教官王德山亲自指导,由助 教们示范。曹、王二人都在袁世凯的“模范团”和段祺瑞的“边防军教导团”跟日 本人学习过,后来他们技术猛进,与日本人对刺时,日本教官也甘拜下风,因此, 有“劈刺大王”的美称。尽管如此,在当时他们却不被人重视。 有关训育事项不列入教育计划之内,由总队部下达到各队,由队长、队附利用 早晚集合点名或其他课余时间做一般的训话(称精神讲话)或指示,把校内最近发 生的问题和学校当局的决定与要求向学生宣布。其教育之中心思想是以师生、同学、 同乡等封建道德观念来维护“团结”、巩固统治。当时的校训是:“良心血性。” 生活管理方面:生活待遇、服装伙食均由学校供给。单。夹、棉衣按时发给, 冬季还发一件紫色布面的羊皮坎肩。伙食以高粱米为主,大米、白面兼而有之,每 逢节假日改善生活,每月发给津贴银洋三元,以资零用。 学生的生活,由队职官负责严加管理。学生入校后一律住校,除节日、星期日 放假外,其余时间都不准外出。平时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内务规则和陆军礼节上的规 定,如有违犯者则按陆军惩罚令惩处之,毫不姑宽。校内设有禁闭室。凡是放假外 出,必须按规定时间回校,如超出规定时间,视误时多少来决定处罚轻重。如关禁 闭、罚跪或打戒尺,体罚手段和入伍生队时一样,可说是一脉相传。例如,第二队 有个同学在队附常恩多上课时犯了错误,在受到申斥时又顶撞了常几句,常即在课 堂上当着同学们的面打他的手板子。常的打法很特别,把手放在讲台桌上,手心向 上,手背下也不垫什么东西。这个同学被打得疼痛难忍,一再哀告求饶,常却不理; 当时一板子打空,震痛了队附的手,这下子更使常怒不可遏,越打越狠。这个同学 的手被打成了个血馒头,事后也没有得到很好治疗,结果毒气归心,一命呜呼。此 事发生后,未闻学校当局对这位队附有什么表示。不久常思多却调到部队当营长去 了。这种体罚,在军阀时代是司空见惯的,是为了养成学员绝对服从的奴隶性。 六 1927年6月间,学校发给每个学生一套白色的料子较好的夏季外出制服,一个白 帽罩(带红牙子的),一双青帆布胶鞋。这时候,张作霖当上了“陆海军大元帅”, 校方组织我们穿上这套制服前往“祝贺”。我们从学校整队出发,进德胜门,经西 四牌楼,过帝王庙奔向顺承王府(即今全国政协址),在顺承王府东墙外马路上列 队肃立,由总队长林家训带头高呼“大元帅万岁”三声。这时张由内宅出来,身穿 灰色春绸大衫,青图龙纱马褂,光着头,满面红光;寿夫人(五太太)站在左后方。 林家训发口令,脱帽,向张行三鞠躬礼,然后又三呼“大元帅万岁”。张对林家训 说:“他妈的!这大热的天把他们带出来干什么!快回去吧!不要往别处去啦,赏 号随后发下去。”林家训连忙答应几个“是”,即令各队一直往南向彰仪门大街 (即今广安门大街)前进,然后经骡马市大街、珠市口。前门大街到中央公园解散。 大家饥渴交加,稍事休息,即整队回学校,时已晚上8点多了。次日放假一天,第三 天每人领到牛肉罐头一盒,饼干一包,银洋三元,这就是所谓的“赏号”。 1927年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北京各界在北海超度亡魂,燃放荷花灯,这本 是封建迷信的“盂兰会”,我们讲武堂全体学员又穿上了这套白色制服前往参加。 此外就是逢节假日外出时穿一穿。 1927年8月间北京气温较高,每天上课时师生们挥汗如雨,不但年龄高的教官吃 不消,就连我们上劈刺术教练时,穿上护具做几个动作后也有晕倒的。在此情形下, 学校决定放暑假17天。放假期间,有的同学回关外探亲,有的就在北京亲友家住一 阵子。 暑假期满,准时开课。有很多同学在外边由于乱吃东西得了霍乱症,结果死了 十个人。 不久,全校师生到山海关作野营演习。如实地战术作业。测图实施、野战筑城 及通信作业等,均由专属教官领导实习。至于战斗、行军、宿营及阵地彻夜等演习, 则由队长、队附负责。历时三个星期才又回到北京继续上课。 1928年6月3日东北军撤出北京,退回关外,讲武堂北京分校也随之出关。4月上 午,我们乘坐的专列火车由永定门开出,到达天津时,传来“大元帅”被炸的消息。 校方立即在火车上发了枪弹、给养(饼干、罐头)等,做好战斗准备。火车沿途除 加煤加水外,一律不停,直开沈阳。我们在沈阳小东边门站(粮袜厂的专线)下车 后,即直奔讲武堂本校(即今中捷友谊厂的位置)。 此时第八期的学员已经离校,房屋都空了出来,但本校规模小,房屋少,设备 也少,因此各队都挤着住,没有按时上课。本来按规定第七期是10月份毕业,由于 以上原因,决定提前两个月毕业。 8月初,举行了毕业典礼,张学良亲临主持,张夫人于凤至随同前来,均臂缠黑 纱。首先举行阅兵式,然后进行分列式。张学良随即讲话,他面带笑容,嗓子有些 喑哑,勖勉大家保卫国家,保卫边疆,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要骄傲自满,要跟 上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不要忘记国家还在多难之秋,等语。这天还有很多来宾参加 典礼,其中使人注意的是一位身穿白大衫、手持羽毛扇、年约五十多岁的人,也讲 了话,操南方口音,听说这就是孙传芳。他的讲话时间不长,记得其中有八个字, 叫作:“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典礼告成,全体照像,最后宣布分发名单。因东 北军刚由关内退回,尚未改编,就按当时的番号分发。每人并发给服装费50元。讲 武堂第七期至此便告结束。 七 讲武堂第七期由入伍生队转到讲武堂时已不足千人了;又经过一年零四个月, 到毕业时,除因病死亡、中途退学或被开除的之外,仅剩下八百多人。这八百多人 分配到东北军队中,一般都以准尉军阶任用。我被分到第十九师(师长王以哲)司 令部任上尉参谋(我入讲武堂时是卫队中尉文牍副官),驻防北大营。不久第十九 师改为东北陆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仍驻北大营。 1928年10月,东北军改编以旅为单位,开始整训。这期同学们在各自岗位上用 其所学,颇得上级好评;但由于带兵的经验不足,更缺乏实战经验,以后多数调充 参谋工作。 1929年元旦,“东北易帜”以后有不少人考入南京国民党的陆军大学本班和特 别班[注]深造(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考入当时东北自办的 高等军事学研究班(与南京的陆大具有同等学历);有的考入南京办的步兵、骑兵。 炮兵、工兵等专科学校深造;也有在黄埔军官学校(后改为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 和队长等职务的。九一八事变后有了变化,有的人留在东北给伪满建军效力,干了 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也有毅然投身到人民行列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如任重 (原名任域青)、赵光普、李泽民、于百思、慈续唐等,还有参加吉鸿昌抗日部队, 后来当了营长,在察北抗日战场上光荣牺牲的战涛同学。这就是讲武堂第七期学员 的概况。 总的来说,东北讲武堂由第一期开始到第11期止(九一八事变止),共有二十 多年的历史,除第七期在北京外,其他各期均在沈阳;除了第四、第七、第十期是 学生出身外,其余各期均为部队保送的初具文化的初级军官。这11期总共毕业学员 近万名。讲武堂是张氏父子用以训练部队、统治东北的有力支柱。它与保定军官学 校、云南讲武堂以及后来的黄埔军官学校同为正式的中等军事教育机构,是当时有 资格参与陆军大学考试的四个学校之一。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