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台书院到东晓市小学 陈德光 金台书院,坐落在北京崇文门外东晓市大街。它是清朝中叶在京城建立的一所 书院,至今近二百五十年了,几经沧桑,其址犹存,现为东晓市小学校址。 一 明、清时,北京天坛北面有不少池塘水榭,岸边树木成林,芳草萋萋,是个美 丽的风景区。在这风景区里,有不少园舍,“洪庄”就是其中之一。 “洪庄”,是降清明将洪承畴的赐园,它占地宽阔,环境雅致。清康熙庚辰年 (公元1700年),京兆尹钱晋锡在宛平、大兴分设义学,收孤寒生童就学。宛平的 义学择地长椿寺,大兴的义学僦屋于洪庄。后来,宛平的义学合并到洪庄来,名首 善义学。从此,洪庄这恬静的园林里,就有了琅琅书声,成为京师的义学所在地。 首善义学创办之初,不过是租了洪氏庄园里的一些房舍,没有属于自己的学舍。 后来,京兆府尹施世纶想买洪庄里的空地,把义学扩建为书院,但当时的洪庄主人 洪承畴之孙奕沔不肯。施世纶耍了手腕,向康熙上疏,谎言奕沔愿意献地办学。康 熙看了奏折,对奕沔甚为嘉奖,特赐御书“广育群才”匾额。奕沔闻讯大惊,对施 世纶构堂办学的事,再不敢持异议了。至此,首善义学增建了学舍,扩大了规模, 在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正式改名为金台书院。清代设立书院,最初在各省省 会所在地,后来各府、州、县也相继设立书院。金台书院设在京师,遂享名全国。 金台书院隶属顺天府官署管理。收的学员主要是京师和各省准备参加会试、殿 试的举人、贡生,但顺天府的童生亦可就学。金台书院的主持人多为有名之士,如 康熙年间举人王源。雍正年间进士陈兆岑,都作过金台书院的院长。书院设学长。 学副、上舍等名额,并聘有主讲,除官课外,月有师课[注]。教学内容主要是习作 八股文,临摹法帖,间或也讲授些经书义理。每逢朔望之日书院里即命题考试,京 兆府尹常亲临考场监考,对考试成绩优良者给予“膏火”奖励,作为就学的资助。 书院如发现出众的人才,则立即上疏推荐。光绪年间,京兆府尹周家楣给光绪的一 份奏折里说:“如得学问渊懿、经明行修、经济夙裕之士,确有所知,当由臣等据 实疏荐;即有应课名次较后而其人有学有行足为士林矜式,亦即胪陈……”这种破 格以求的精神,足证金台书院为清王朝培养物色人才的办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金台书院于清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重修,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第 二次重修。光绪五年的这次重修,是当时的顺天府尹周家楣筹划的。周于光绪五年 春春课甄别考试前到金台书院视察,看到书院的堂宇已破旧不堪,地面坑洼不平, 肄业生员有的在屋檐下,有的在院隙处,随地而坐,没个安身受业的地方,就想把 金台书院修葺一番。周请人估算,重修的工料费需银一万两,这么多钱从哪里来呢? 周家楣煞费苦心,除了动用署库的结存外,主要是靠募捐,如当时的总督李鸿章就 曾捐银一千两,周家媚本人也捐了千两白银,有些道台、府尹、州县官员以及顺天 府的一些富绅都捐了钱,累计募得白银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一两。这次重修,自光绪 五年(公元1879年)四月二十八日开工,至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春完成,历时 二年,计建朱子堂七间,讲堂三间,大堂三间,垂花门一座,官厅六间,大门一座, 南照房五间,东门一座,东西文场二十间,东西厢房十间,厨房、中厕、马棚共七 间,以上合计房64间,还有影壁一座和书院的围墙等。经过这次重修,金台书院的 面貌大为改观。门前有了扇面形的挂瓦影壁作为屏障,大门口安装了石雕的卧狮, 雕工精细,甚为壮观。官厅正中的垂花门楼,全部用木料雕装镶嵌,并加以油饰彩 画,显得格外文雅庄重。东西文场不仅修得宽敞明亮,而且还有回廊,场内新添了 桌凳,这就为肄业诸生提供了较好的学习条件。 金台书院作为清王朝培养学士、壮大其统治阶级队伍的学府,确曾盛极一时。 一些主管过科举考试的官员,大都很关心这个书院,如,典顺天府乡试、当过会试 副总裁的陆润庠,曾给金台书院书赠一块匾额,匾文“状元”二字。这块匾一直悬 挂在金台书院的垂花门里,至本世纪40年代尚在。因此,附近的居民多年来又称金 台书院为状元府,状元府后来就成了当地街巷的别名。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和新学制的兴起,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 度,推行学校教育,金台书院就停办了,其遗址改办顺直学堂。 二 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制度已经推行开来,京师各级各类学校纷纷建立。在京都 还没有市的建制以前,学校教育统由学务局管辖。学务局陆续办了一批中小学,排 号命名,划分学区管理。当时办校新建校舍较少,多利用庵观庙宇和清朝的王府官 邸。金台书院即被利用办了京师公立第十六小学。 七七事变后,第十六小学改称东晓市小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北平期间,推行了保甲制,各小学均按所在地的保 甲编号改了名称;各区又选一所地点适中、历史较久、规模较大的小学命名为中心 校。东晓市小学改名为北平市第十二区中心国民小学。 金台书院遗址改为小学校,自辛亥革命以后到公元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这近 四十年间,虽然几易校名,但原来的院舍却没有变动,建筑物均保存下来。不过, 这期间学校规模均不大,少则七八个班,多也不过十余班。如1936年有八个班,高 年级为单式班,初级四个班单式,三四年级复式,教职员13人,学生仅有298人。北 平解放前夕,也不过发展到12个班,教职员18人,学生约六百人。 金台书院遗址经过几十年使用,房屋逐渐破损,亟待再次修葺,但当时的国民 党政府热衷于打内战,无心投资兴办教育,教员的薪给尚且经常欠发,拨给学校的 办公费寥寥无几,连冬季课室里生火取暖都要向学生凑积煤柴,哪有大笔钱重修校 舍呢?当时的教育局把修校舍的花钱事推了下来,说市府财力艰难,无修缮费可拨, 各校有待修整者,请自筹款为之吧!看来还不错,教育局总算给各校一个“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的余地。据此,学校于1947年春发起组织了一个校舍修缮筹委会, 准备自筹经费修整校舍。 筹委会拟了个启事,让学生带给家长,向家长募捐;还把富有的家长请到学校 来,作为重点的劝募对象。同时,校长又通过私人关系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请领 捐款。搞这次校舍维修名义上是维护金台书院遗址,有利办学,其实是学校当局借 机中饱。结果,只是把破旧的房子油饰一下,修了大门洞,因而许多捐款的家长十 分不满,大家纷纷质询:“说是重修,为什么只是把校舍油饰了油饰,壮了壮门面, 钱都哪里去了?”校方无奈,于是在1947年“儿童节”时给学生每人发了一袋糖果, 说是用修缮费结余买的,搪塞过去。 解放前国民党政治腐败又醉心于打内战,致使百业不振,经济凋敝,人民生活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小学教员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该校教员怎能例外。他们 有的在校教课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给人家教家馆。教家馆名为家庭教师,有的实 际是给东家哄孩子的。就是这样的教家馆的活儿,也不是每人都能找到的。由于当 时月薪经常拖欠,兼职又难找到,该校教员缺吃少穿的不乏其人,有的连点灯用的 煤油也买不起,有的自制冻疮药向学生推销,借以餬口。但是就在这样艰难的生活 条件下,许多正直的教员依然勤恳工作,认真地培育学生。 解放前,党的力量在东晓市小学已有发展,当时的地下党员有翟林、张福臻等 人。因为是单线联系,她们彼此均不知对方的政治身分,但她们根据党组织的指示, 各自开展群众工作则是不谋而合的。这样,党的作用愈益显著,工作进展很快。 翟林和张福臻同住一间女宿舍。晚上,她俩给学生改完作业,就各自躺在床上 看书,互不干扰。有一次,翟林发现张福臻的床铺下压着一本书,翻开一看,正是 自己不久前看过的那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翟林想,这本书是党 组织传给自己看的,看完已交口组织,怎么又落到张福臻之手?从此,翟林对张福 臻更增加了同志的感情。后来,为了合力做好团结教育群众的工作,她俩发起成立 了一个青年教员的读书会。 读书会成立于1947年春,最初只有成员五人,后来发展到近十人。读书会每周 用一个晚上开展活动,曾组织成员学习过《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还阅 读了不少革命文艺书籍,如《列宁的外套》、《表》、《在人间》等。有时翟林、 张福臻还根据党的文件精神向成员宣传党的政策。读书会经常议论时政或进行专题 讨论。 读书会的活动是不公开的。为使活动能顺利进行,成员每人都准备了一管竹萧。 傍晚,大家聚在大厅里,吹的吹,唱的唱,有说有笑,表面看是住校的几名青年教 员娱乐,实际是传播、交流革命思想。 以读书会为基础,1947年11月,由张福臻经手,又办了一个阅览室。阅览室是 公开的,经费由校长批准从办公费开支。当时在北平西长安街有一家卖进步书刊的 书店,张福臻就从那里买回许多进步书刊,陈列在阅览室里,号召同事们去看。阅 览室开放那天,张福臻特意用大红纸剪了条字标“学习学习再学习”,挂在门口。 校长看到了这条字标,连声夸赞:“好哇,学习学习再学习!”有人却说:“还好 呢,好什么呀!你进屋看看摆的都是什么书,都快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校长才 如梦方醒,但是他有口难言,因为办阅览室是他亲自批准的呀。 翟林曾被选为教员代表,多次参加全市小学教员联合向教育局索取欠薪和“总 请假”(罢教)的活动。校长发现翟林的社会交往较多,就对她暗中监视,甚至跟 踪盯梢。校长住得离翟林家很近,下班后经常到翟林家去,名为拜访,实来探听情 况。有时翟林还没回家,他就跟翟林的母亲闲谈;为了拖延时间,他竟带来大包大 包瓜子,吃起来没完没了。翟林的母亲很奇怪,问过翟林:“你们学校校长,一个 男人,总往女教员家里跑是什么意思?”翟林告诉母亲这是来监视自己的行动。后 来,翟林的母亲提高了警惕,、每逢校长来找翟林,她就拿上小板凳坐在门口,为 找翟林的其他同志打掩护。 尽管学校被反动势力控制得很严,但许多进步的教员仍然不顾安危,利用各种 机会向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这种教育多以文艺活动的形式进行,如利用唱 游课教学生唱《白毛女》选曲,唱《王二小放牛》,跳东北解放区的大秧歌舞,把 解放区的歌舞弓!进校园。又利用朝会和说话课,给学生讲“科学的态度,民主的 活动”,启迪学生反独裁、争民主的思想。党员教师并浅显地给学生讲党的政策。 以地下党员为骨干汇聚起来的进步力量,还发动学生开展抵制做童子军服和反对校 长从中贪污受贿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学生幼小的心灵里,培育了革命思想的胚芽。 学生们向往解放区自由幸福的生活,盼望着北平早日解放。 1948年秋,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处于解放前夕。东晓市小学的进步教员在地 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 当时,被围困在城内的国民党部队占驻了学校,学校被迫停课。教员中有人惶 惶不安,校长尤甚。他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终日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在办公室 跟教导主任说:“看来大势不好,咱们得留个退身步呀!”他所谓的退身步是什么 呢?是把学校旧存的几吨煤末给贪占了。这更激起了进步教员的义愤。为了迎接解 放,保护学校财产,他们遵照地下党的指示加强了护校工作,例如:清点桌椅,集 中封存,以防驻军损坏;把档案、文件、账册整理集中起来,避免散失;有的教员 住校值班,保护校舍。他们还根据地下党的布置,开展对敌军政人员的宣传争取工 作。党组织发来《告蒋军官兵书》、新华社社论《元旦献词》等印刷品,他们领来 分别外出递送,有人自校外给校长寄了一份。校长接到党的宣传材料后,行动有所 收敛,没敢恣意破坏学校。 三 解放后,东晓市小学曾改名为九区中心小学和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现在的东 晓市小学,是沿用所在街巷的名字。 解放后,该校第一任校长叫周吉权。周系1947年暑假后到校任教员,解放后被 任命为校长。同时,市军管会派了王津礼等三名工作人员进驻学校,一方面协助校 长整顿学校,建立革命新秩序,一方面广泛接触教职工,宣传党的政策,鼓励留用 的教职员安心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他们还深入教职员家庭做家属工作。这三名军 管会人员,跟学校里的教职员并肩工作,先后都进课堂给学生讲课,后来都留校作 了教员。 1949年9月,周吉权调往香饵胡同小学,黄镇接任校长。 黄镇,河北省蠡县人,解放前入党,曾以小学教员职业为掩护,在北平搞地下 工作,做过地下党的交通员。黄镇的工作担子很重,除了要搞好本校工作外,还要 领导全区市立和私立小学的工作(解放初期,小学还不属区政府文教科领导,而由 区中心校负责领导,东晓市小学是区中心校)。他作风民主,处理大事从不个人独 断,总是拿到党支部会上讨论,作出决定才去执行。黄镇素有胃病,1951年秋,经 医生诊断为胃瘤,手术后健康有所好转;但半年后又感不适。起初,他用一块包袱 皮把肚子勒紧,坚持工作,后来发展到经常阵痛,就到医院复查;医生说是原手术 处没缝合好,肌肉层刀口又开了线,需再缝合。1952年春,黄镇第二次住院动手术, 不料手术后第四天突发高烧,神智不清,经抢救无效当日逝世。黄镇逝世后,党组 织和学校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其遗体安葬于八宝山革命烈士墓地。 解放后,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劳动人民的子女 入学率逐年提高。由于东晓市小学历史悠久,在群众中颇有声誉,所以远近群众都 争着把子女送来上学。该校班级逐年增加,学生来自原九区东半部,南至永定门、 南缺口,东至红桥、东大地,北至磁器口,西至东珠市口,都有该校的学生。原金 台书院学舍使用了多年又有破损,加之入学学生增多,教室早已不敷应用,因此, 50年代该校曾几次维修扩建。1950年后,把原六间厅房挖槽见底落地重修了,因系 原拆原建,基本保存了带回廊的厅房式样,只是把当中的垂花门楼拆掉了,换成走 廊式门道。1954年前后,将前院的西厢房五间拆掉,并将西墙外毗邻的一家煤铺和 一家皮子作坊地基并人,扩建了七栋教室、三间办公室、六间厕所,共计新建房30 间以及操场和西跨院各一处。此外,又在原金台书院大门外影壁后面的空地上增建 教室10栋,折合房3O间开辟运动场一处。 另外还平垫了校园,铺设了校门前道路,疏浚了附近的沟渠,给儿童上学带来 方便。金台书院原建在一片低洼的池泽园林之中,交通困难。后来,园林荒芜,兴 建了屋舍,形成了街衙,但其低洼水泽之势,仍可从附近的三里河、水道子、叠道 子、后池等街巷名中见之。这片低洼的地势使校内经常积水,每逢阴雨,校园即成 泽国。经平垫,现在校内地基比原地基高了四五尺。原金台书院文场院内有石碑六 座,学校在平垫地面时将其拉倒,现除一座平铺在西跨院地面外,其余都埋在了后 院地下,但碑身及石刻文字均无损坏。 解放后,东晓市小学的教学工作不断提高,学生生活更加活跃。该校的少先队 组织曾先后与许多国家、地区的少年儿童有过通讯联系,或互赠纪念品。许多社会 知名人士对该校工作都很关怀,给了不少支持帮助。1951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时,康 克清同志亲临该校,祝贺孩子们过节,给学生讲了话。 解放后,东晓市小学在不断前进中。 (选自《文史资料选编》第21辑,198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