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4)
母亲在校医院去世,父亲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
从七十年代起,我们家里经历了太多的事情。1974年,我的姑姑冯沅君去世
;接着1975年,我的姐姐(父亲的大女儿)去世;随后的1976年,我的叔叔冯景
兰(著名地质学家)去世;然后1977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了;到了1982年,我的
弟弟也走了。我觉得父亲非常了不起,遭遇了这样一系列的打击,他依然能够保
持平静。一来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他的中国哲学作为支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
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他还要把《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
在这一系列的打击之中,最严重的当然是母亲的去世。母亲在校医院去世,
父亲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对我说:“娘去世了,这房子太空了!”现在,这房
子更空了,一个个的亲人都离去了,我还住在里面。
父亲曾经说他的一生得力于三个女性:一个是我的祖母,一个是我的母亲,
另外一个则是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家中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母亲打理,以便让父
亲能够专心做学问。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谁做学问的条件都没有冯先生的好,他
一辈子都没有买过菜。其实父亲在昆明最困难的时期也买过几次菜,不过很少。
母亲过世之后,我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些事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根据有关部门的审查,曾经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被
认为是有问题的。当时,把《中国哲学简史》两卷本翻译成英文的美国教授卜德
到北京来,曾经向有关部门要求见我父亲,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了。卜德对此非
常不解,说他再也不到中国来了。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白瑞教授到中国来,
提出授予父亲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传统,接受名誉
学位的本人必须要到场。其实对于父亲来说,名誉这些身外之物已经并不重要。
但是根据我们当时的见识,认为父亲只有出一次国,他身上所有的问题才算是真
正解决。这也是父亲为什么在八十七岁的高龄还要由我陪同着远涉重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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