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朱光潜：在不美的年代里(2)

　　在我的脑子，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

　　我1942年出生，解放的时候我七岁，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沙滩。父亲在沙滩的
灰楼里上班，那里还有一个民主广场。有的晚上，民主广场会演电影：挂一个幕
布，两边都可以看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电影，也是要票的。到了演电影的时候，
哪个小朋友有票，都会让其他的小伙伴羡慕不已。我们在一起议论着谁谁有票了。
但是我总是没有票，有一次，小朋友们在议论的时候，我说：“我也想去啊，我
爸也没给我拿票！”他们对我说：“你爸还给你拿票呢，他站在四个桌子上呢，
他顾不上给你拿票。”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站在四个桌子上”。后来我大
学毕业，在北大生物楼后面的墙根底下接受毕业教育。我们开会的时候，看到造
反派正在一片空地上批斗陆平，让陆平在太阳底下晒着，七八月份下午三两点的
太阳很毒，我看到陆平的脚下，汗水流了整整一圈。我想，怎么可以对人这样呢？
实在是有点残酷。突然，我想起了小时候我曾经羡慕过的别的小朋友的电影票，
还有父亲的“站在四个桌子上呢”！这两件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情，那一刻在我
的脑子里凸显的十分清晰。不过在那个年代里，我又敢说什么呢。

　　50年代美学界对父亲大围剿，对他的美学思想进行清算，给我留下的印象并
不是十分深刻，在我的脑子，也只有那张没有得到的电影票时隐时现。我也不明
白，父亲为什么受到批判，只模模糊糊地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搞
的美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唯心主义的鼻祖。

　　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清华附中上中学。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
的是钱伟长一家的遭遇。钱伟长的夫人孔祥英，是我们清华附中的校长。那时候
我们家住在北大，当时没有公共汽车，每天走路往返，中午就在学校的食堂吃饭。
有一天，我的同学叫我：“朱世乐，快去看，去看孔校长的家！”吃中午饭的时
候，我跑到校长家里，看到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钱伟长不投降，就让他灭
亡”之类的。他们家当时住一个四合院，房子是中式的瓦房，凡是能够贴上大字
报的地方：墙上、屋顶的瓦上、门上，都贴满了，就连门口的那两个石狮子，也
成了黑白相间的。我问同学：“怎么回事？”她们说：“反右了。”当时就有人
问我：“你们家是不是也这样了啊？”我提心吊胆地回到家，一切都没有变化。
这让我有点吃惊，父亲说：“这次大概把我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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