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沈从文：身处文坛之外(10)

　　《大公报》同意之后，在1935年9 月到1936年6 月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父
亲从成都出发，越过祁连山，跨过贺兰山，最北到达包头，东部到达西安，西部
到达敦煌，行程四千多里，只身进入荒漠之地。其间父亲骑过马，坐过汽车，乘
过牛皮筏子和羊皮筏子，当然还包括步行，足迹遍布四川、陕西、青海、甘肃、
内蒙古、宁夏六个省。车马小店、寺庙、贫民百姓的土房子、当地土司头人的帐
篷，父亲都住过。父亲采访了各个阶层的人士，对于西北的经济情况、民族矛盾、
宗教问题、军阀争战和风土人情做了大量的深入考察和报道。父亲这些报道后来
编成了《中国的西北角》，由于文章描写生动，涉及的面非常宽，里面又都是第
一手的资料，所以成书之后非常受欢迎，连出七八版都抢购一空。

　　与当时其他记者不同的是，父亲在发回的报道中直接称红军，而对于剿匪则
加上引号。父亲的报道让民众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力量正在北上抗日，国统区的
学生和知识分子读到之后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父亲的文章，张爱萍将军在世的时
候曾经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当时将军在天全县最初看到父亲文章的
情形。张爱萍将军读到父亲对于红军动向的分析的时候不由地赞叹：想不到一个
党外的记者，尤其是国统区的记者，居然能够分析到红军的动向，而且分析得很
有道理，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后来张爱萍将军见到我父亲的时候还特别
说到这一段往事，说跟父亲神交已久。

　　西北之行父亲收获非常大，他最初的愿望也完全实现了，然而这时父亲的西
北之行并没有结束。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父亲千方百计地从宁
夏赶到西安。当时西安已经被封锁，父亲拿自己的一顶非常好看的毡帽和斗蓬跟
守城的士兵交换，才进了城。

　　1937年的2 月3 日，父亲进入了西安。第二天，他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共产
党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周恩来给他讲了很多当时的政策和道理，让父亲“豁
然开朗”。后来父亲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到延安的想法。经过周恩来的联系，
延安方面同意了父亲的要求。2 月6 日，延安方面派罗瑞卿和博古专程陪同父亲
向延安进发。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国统区的记者到达过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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