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文艺界的整风 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邀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会议开 始和结束时,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注:以下 简称《讲话》。本章中引文凡未加注的,均引自《讲话》) ,从而揭开了中国文艺 运动史上新的篇章。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召开的呢?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谈 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时说: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 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和办法来。我们现在讨 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 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 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 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 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 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已经 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 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把当时的历史事实概括为七个要点,简明地阐述了国际国内 的形势和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准确地说明了《讲话》产生的时代背景。 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的一九四二年前后,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 期。一九四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猖獗,希特勒德国并吞了大半个欧洲,并同意大 利和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不断扩大侵略战争,企图重新瓜分世界。一九四一年六 月,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初期, 法西斯阵线取得了军事上的暂时优势,使得整个国际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全世界 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头。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妄想进一步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它支援 和扩大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另一方 面则集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对解放区连续“扫荡”,实行野蛮 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与日寇沆瀣一 气,狼狈为奸,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采取“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 政策,从消极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派遣几十万军队,配合日伪军进攻、包围和封锁 解放区,继前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日伪军和 蒋介石的联合进攻之下,解放区的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致使我党在一九 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因难的地位。 ” (注:《学习和时局》,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896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在我们党的学风、 党风和文风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正的地方,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 的相当尖锐的矛盾。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还没有来得 及对历次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从思想上、理论上给予认真的清算。如果说,国 内外敌人的两面夹击给我们造成物质生活方面的很大损失,那么,革命队伍内部存 在的这种矛盾,则使我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出现了“相当严重” (注:《整顿党的作 风》,《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769页)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 一个绝大的困难。”(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55—1056页)这种情况表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也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为使整个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取得革命的不 断胜利,我党中央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形势,抓住主要矛盾,决心以开展大生产 运动和整风运动,作为克服困难的两个决定性的“环子”。毛泽东同志说:“这两 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 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注:《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 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10 55—1056页) 这样,在一九四一年 前后,解放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大生产运动,为我们战胜日寇和国民 党反动派的进攻,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从一九四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同 志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的 著作,领导全党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 组织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为我们坚持革命斗争,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 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长期以来,由于教条主义 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曾经连续出现过“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给革 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在第三次 ‘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 (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 。他们的“理论” 和实际脱离,领导和群众脱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表现为“左”倾教条主 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又表现为右倾投降主义。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 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极其众多的国家。抗战以来,我党 吸收了几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是革命的 动力之一,有着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为人民的事业 做出有益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必然会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渗入自己所从 事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去。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表现是 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 政治倾向上的“左右摇摆”,组织生活上的 “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横 排本第3卷第940页,945—947页) 。而在延安整风以前的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它们 又集中表现为学风中的主观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与无产阶 级思想发生尖锐的对抗。为了清除这些影响,保护党的清洁的面貌和健全的肌体, 顺利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这就必须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 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一 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 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的文艺队伍是革命的,他们当中不少人曾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 派进行过斗争,并且遭受过反革命势力的压迫和摧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从 国统区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怀着满腔热血,背负民族希望,有的随军 深入敌后,有的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农民和士兵中间,通过实际革命工作,初 步实现了“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工人农民的结合”,写出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热情的好 作品,达到了为抗日战争服务的目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是出身于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存在的固有弱点,使得革命文艺运动存在着一些 始终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到了适当的时机,这些问题便会明显地暴露出来。正如 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 了”;“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结合,要有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 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必须经过长期的磨炼才能解决。尽管“抗战 期间,由于客观实际的要求与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很多人到前方去过,那也可以 说成了一种运动。然而那时大家只有朦胧的为抗战服务的观念,缺乏明确地为工农 兵并如何去为他们的认识,而且多半都不是真正投笔从戎,不过是到前方去收集材 料,回来好写自己的作品。” (注:何其芳:《改造自己,改造艺术》,《解放日 报》1943年4月3日) 此外,也还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虽然来到延安,却从未走到工农 兵中间去。这样,到了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尤其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由 于根据地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教条主义的严重影响,就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同 工农群众及其干部产生“磨擦” , 在思想领域内跟无产阶级发生矛盾,使文艺界 “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和尖锐的斗争。 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思想的某种混乱,文艺队伍中小资产阶级倾向的严重, 主要表现在当时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平均主义等小资产阶级 观点来观察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革命根据地的生活。他们适应不了严密的组织纪律, 不习惯于革命的集中领导,抱怨艰苦的物质条件,夸大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对延安 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表露了一定的不满。他们有时忘记了“根据地的文艺工 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认为“云雾不单盛产于 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笼统地提出要“暴露”延安的“黑暗”,以致分不清敌 我的界限,错误地用只能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革命队伍内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 谈到讽刺和暴露时所说的,“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 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如果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属于“侵略者、剥 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的,这是必须暴露的真正的黑暗。 如果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缺点和错误的,就“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 服” 。 “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不应该说是什么 ‘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讽刺,“必须是站在人民的 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敌人来对待,就 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不注意区分不同矛盾甚至混淆敌我界限的结果, 就会导致讽刺的乱用。当时延安街头出现的墙报《轻骑队》以及延安《解放日报》 发表的某些杂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个问题。后来,《轻骑队》编委向领导机关 和文艺界负责人“征询意见” 时, 朱德同志就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责” (注: 《〈轻骑队〉将改变编辑方针》,《解放日报》1942年4月13日)。 在文艺创作方面,一九四一年前后延安文艺界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许多作家 因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对工农兵“不熟, 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这就造成了创作上的一种病态与偏颇。知识分子作为革命的同盟者,是文学艺术服 务的对象,作家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正确反映他们在党教育培养下的成长过程, 描写他们的斗争事迹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但当时的一些 作家不是这样,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 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 理,着重地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周扬后来在回顾时,曾经对这种 状况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说明:“拿这一类作品来说,他们写了些什么呢?写得最 多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这些人物正是和作者同一精神血缘的人们。 这些人物忍受着生活和斗争的磨炼,感到了自己和周围现实的精神裂痕,即便是些 微的裂痕也罢。他们喜爱幻想,追求温暖,不耐寂寞,他们总觉得自己对,而且要 强,却又意识到自己的无力。作者描写这些人物的时候,或也原是企图轻轻鞭挞他 们一下的,但由于自己和他们的精神血缘的关系,以及因而唤起的一种心理上的共 鸣,就不禁对他们倾泻了无限的同情,姑息了他们的短处,不知不觉反将责任推到 新生活环境与革命的集体身上了。” (注:《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有些作家虽然也描写工农兵,表示爱工农兵,但由于 对工农兵群众“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 有时则是为了“猎奇”,为了“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了“追求其中落后的 东西”。正如有的作家后来回忆当时情况所说:“我们很少考虑文艺如何为人民的 问题。如果偶而想到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自己:‘延安的人不爱看咱们 的作品,没关系,咱们在重庆、桂林还有知音,还有同行,咱们写了,他们一定会 看的’。”(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教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是 毛泽东同志说的:“相当地或严重地轻视了普及和忽视了普及”,“不适当地太强 强了提高”,或者“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由于对过去的文学作品未能较好地 有分析地对待,“名著选读”课中讲《安娜·卡列尼娜》以后,“安娜成了女孩子 们的偶像,有些女同学就学她穿黑色的衣服” (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 后》,《新疆日报》1957年5月23日)。这种脱离实际、片面强调提高的状况,不只 是一个学校教育上的问题,而是延安文艺界存在的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艺术 和戏剧团体一度只演外国戏和古典戏;有的剧院虽也演出反映延安日常生活的戏, 但内容大多表现“生活中的某些缺陷及某些意识的病态现象”(注:《解放日报》, 1942年3月31日),招致观众的不满和批评。整个说来,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春 天,延安文艺界反映抗日战争、反映根据地革命和建设的作品是很少的,作家思想 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是严重的。 此外,宗派主义情绪在延安文艺界也还存在。“当时,鲁迅艺术学院住了一批 作家,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也住了一批作家。两边各办一个刊物。鲁迅艺办的刊物 叫《草叶》 (从惠特曼的诗集里来的) ,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办的刊物叫《谷雨》 (大概是从日历上来的),两个刊物的名称都很和平,可是两边作家的心里面却不很 和平。不知道为什么,又说不出彼此间有什么仇恨,可是看着对方总觉得不顺眼, 两个刊物象两个堡垒,虽然没有经常激烈地开炮,但彼此却都戒备着,两边的人互 不往来。”(注:严文井:《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载1957年5月23日《新疆日报》)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王实味令人注目地发表了多篇文章,把革命根据地说得几 乎漆黑一团,在一些方面公开宣扬“人性论”,颠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把矛头指 向党的领导。整风期间,他写了一篇《硬骨头与软骨病》的墙报稿,说什么“在这 一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检查自己的骨头,向自己发问:同志,你的骨头有毛病没 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头本身就 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骨头。” (注:转引自张如心:《彻底粉碎王 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他把人的本质分 为两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人的本质;一种是人性上的人的本质,而这两种本质是互 相不联系甚至是对立的。他把自己的骨头分为两种:一种是做人的骨头,要由了解 他的人和接触他的广大群众来鉴定;一种是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 鉴定。据此,他提出了“硬骨头”和“软骨头”的“理论”。他所谓的“硬骨头”, 是指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勇敢地反对“上司”、反对领导的人;至于那些自觉 地遵守革命纪律, 服从党的组织, 维护革命利益的人,则被他讥讽为“软骨头” (注:参看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王实味的思想 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写的《政治家·艺术家》(注:《谷雨》1卷4期,1942年3月15日) 和《野百合花》 (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23日) 两篇文章里面。在 《政治家·艺术家》中,他首先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视为两种互 不相干的事物。他把文艺放在政治之上,把文艺家放在政治家之上,认为:文艺家 “指示纯洁和光明”,政治家“实现纯洁和光明”;文艺家“更热情更敏感”,而 政治家“熟谙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能纵横捭阖”,“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 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因 此,他鼓动艺术家枪口对内,揭露根据地的所谓“黑暗”,反对“有人以为革命艺 术家只应‘枪口向外’”的说法。在《野百合花》中,他以延安某些领导同志爱听 京戏和某些机关举办周末舞会为缘由,把整个延安夸大成“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 步”的纸醉金迷、骄奢淫佚的世界;然后插叙使他“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 的几件具体事情,点出文章主旨,好象延安的人们不仅早已忘却了过去牺牲的革命 者,而且也忘却了“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的前线的火热斗 争。 他把根据地所有人们都在过着的没有多少差别的艰苦生活, 耸人听闻地称为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把延安实行的政治上的人民民主,歪曲 成充满黑暗专制、 打击报复的封建王国。 在王实味笔下,延安似乎从“首长”、 “大头子”、“大人物”、“重要负责者”到“小头子”、“科长”和“主任”等, “到处乌鸦一般黑”,只有“自私自利”,没有“阶级友爱”,领导者“间接助长 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由于《野百合花》内容上适合敌人的反共需要,故被 国民党特务机关大量翻印宣传。而在王实味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居然说:“我不说, 他们(即国民党反共分子) 也会说。”(注:转引自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 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这证明王实味已经滑到何等危险的地步!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 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说明“小资产阶级 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 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地指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 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 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要促使革命运 动更好地发展,文艺界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的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 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就使得正在开展 的整风运动大大深入一步。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开始,到五月二十三日结束的。参加 会议的约有七、八十人(注:参加会议人数说法不一:一说“七、八十人”(秦燕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文物》杂 志1972年5月号;又见金紫光:《幸福的回忆》,《北京文艺》,1977年第5期) ; 另一说“一百人左右”(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文艺论丛》 第1期) )。座谈会之前,毛泽东同志找文艺界的同志谈话,详细地询问了文艺方面 的许多情况,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并且说:我们过去忙于打仗,现在文艺问题摆 到我们面前来了, 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 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 (注:参看刘白羽:《红太阳颂》,《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5日)文艺界部分同 志曾开过一个小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听取了这个会上一些思想情况的汇报。文艺座 谈会进行期间,他又找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一些人员征求意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 才确定了他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内容 (注:参看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 耀着我们》,《文艺论丛》第1期)。 文艺座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在五月二日,毛泽东同志首先 作了“引言”讲话,说明开会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 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动员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第二 次是在五月八日(注:这次会议时间说法不一:一说“五月八日”(秦燕生《〈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文艺界的一些情况简介》;又见金紫光:《幸福 的回忆》) ,一说“五月十六日” (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文艺论丛》第1期),进行大会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听大家发表意见,并把要 点和问题记下来,有时也简短地插几句话,把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第三次是在五 月二十三日下午,先是大会发言,再是朱德同志讲话,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 产党人和他们的领导者,以后对于财政、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也要象这次对待文 化、文艺思想领域的问题一样,逐个地加以调查和研究,给以回答和解决。不然, 领导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注:参看黄钢:《难忘的延安之夜》,《解放军报》, 1977年5月21日)接着,就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两个中心问题,分作五个方面,开 始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结论”部分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