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节：我的西花厅生活-采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6)

　　周恩来把弟弟由拘留改为拘捕

　　周秉德在西安时，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让她始料不及的是，
自己的父亲也被卷入这场灾难的漩涡；更让她猜不透的是，伯伯在审查父亲的报
告上，亲自将“拘留”两个字改为“拘捕”。

　　记者：虽然你们是周恩来的亲戚，“文革”中您父亲还是未能幸免于难。据
说有人检举您父亲参加了一个反革命的聚餐会，并被拘留、审查长达7 年半。

　　周秉德：发生这事时是1968年，当时我还在西安。我伯母就派我15岁的小妹
妹秉建坐火车到西安给我送信，我妹妹来了见我就哭，然后拿出伯母的信。信中
就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问题，一切等待审查以后的结果。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相信毛主席，最后总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同时你们要划清界限，不管什么情况，
你们要跟着党走，不能犹豫。

　　我觉得我父亲不可能参加什么反革命聚餐会，因为他的哥哥是咱们党的一位
重要领导人，他一直很钦佩自己的兄长，怎么可能去参加反革命的聚餐会？！我
不相信。但是又觉得既然有群众检举，就看有什么根据，听党的审查和结论吧！
党组织这样对待他，我们只能去服从，不能去闹，不能去干涉。也没有办法干涉，
只能听从组织的最后审查结果。

　　后来才知道是江青搞的鬼。当时我父亲跟王光美的一个哥哥王光琦，还有其
他两个人他们四个在政协参加学习委员会。几个人很谈得来，就轮流坐庄到外面
去吃一顿饭，打打牙祭，如此而已，没有其他政治上的活动。

　　记者：据说您父亲被陷害后，当时“刘少奇专案组”特别将此事的报告送谢
富治和周恩来批示。周恩来将谢富治批的“拘留”改为“拘捕”。他们为什么这
样做？

　　周秉德：我想他们是在故意为难伯伯，给他出难题，好抓他的小辫子。如果
他保护我父亲，那他就是包庇反革命小集团、包庇亲弟弟，就有这样的罪名了，
江青他们就可以把他打倒了。所以根据当时情况我伯父不能去救我父亲，他也不
可能去搞清楚问题，那就只有把我父亲拘捕起来。

　　后来在1982年，我伯母把我们全家召在一块开会，把这件事也给我们讲了。
当时伯伯用意是好的，卫戍区把他拘捕起来，就不会被红卫兵弄去乱打乱闹，后
来想想，实际上伯伯一方面顾的是大局，当然不会去包庇。另外，就是一种保护
措施，把我父亲与红卫兵隔离起来。拘捕的话至少放在一个正规的一个司法单位
里面，一个部队里面，有什么事你先查，但是人是安全的。红卫兵也可以去审他，
但是父亲平常的生活都在卫戍区里，这样应该是更好一些，应该是更安全一些吧。

　　“我从没想过伯父会回不来”

　　周秉德当时未曾料想，就在她回到北京的时候，她的伯父周恩来实际上已经
在死亡的边缘；但在当时，即使是作为周恩来的家里人，周秉德和其他人一样，
无法确切得知一国总理的真实病情。

　　记者：1972年，总理积劳成疾，病倒了，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您
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听说他住了院以后，“四人帮”控制着当时的所谓党中央，
除了您伯母以外，不经中央文革批准，不许任何人去接近他。您最后一次见伯父
是什么时候？

　　周秉德：他住院是1974年6 月1 号。在此之前一天，5 月31号还专门把我找
去吃午饭，谈了谈工作、孩子、家庭等等。谈话中告诉我，他要去住院了，以后
见面机会很少了，要我注意，各方面要继续努力等等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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