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我们的“布头”爸爸-采访董必武的子女(10)

　　第二次入狱是在我第一次被放回来以后，当时我就成了所谓的逍遥派，几乎
不参加任何“文化大革命”的聚会，听到这样的事我都要躲得远远的，基本在家
里。１９６８年３月５日是父亲的生日，妈妈想使父亲的生日过得热闹一点，我
们便一起赶到广州。

　　当时有个副司令在广州，他也是我父亲以前很早认识的，此前我曾跟他提出
来要当兵，他说没问题，说你来吧，到广州来参军。结果那次过生日时去广州就
变调了，说我不能参军，因为眼睛不好，就是近视呀。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后来
到了3 月下旬，广州军区同意接收我入伍，因此我要回北京收拾行李，要料理料
理家务。到了北京站以后，车停了，结果上来一些戴红领章、帽徽的战士，还有
个干部。他问，你叫董良翮吗？我说是，就被他铐起来了。一下我就蒙了，我根
本就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为什么就突然铐我，稀里糊
涂就那样，我就被弄走了。据我家里人讲，后来接到了黄永胜的电话，就说你儿
子被抓起来了，就这么一个经过。

　　这一次又被关了半年，出来后，我去见父亲，我父亲严峻地问我：“究竟为
什么抓你呢？”我反问他：“怎么，你不知道？！”爸爸显然很奇怪，说：“我
怎么会知道？”我当时泪水就流下来了。我一直在问他们：“我犯了什么罪？”
直到放我时，他们才说：“回去问你的爸爸。”“我还以为你知道，结果你也不
知道！”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当年的那段遭遇正是我们特殊的家庭背景使然。在
中共党内，我父亲无疑地位比较显赫，而正是这个位置，使得他本人以及我们整
个家庭都成为某些篡权者的针对目标。

　　记者：很少有人在较短的时间里能经历从谷底到巅峰的起起落落，我觉得您
的经历就很具有这种类似传奇的色彩。从监狱里出来后没几年，1973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长篇通讯《革命的好后代——记北京下乡知识青年董良
翮》，一时间，您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模范人物，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大起大伏
给您什么样的感觉？

　　董良翮：这应该是一笔难得的人生财富吧。现在回忆起来，也应该是很自然
的事情，经历了这一切，我觉得就应该像我父亲那样，对待任何事情都要波澜不
惊，从从容容。

　　其实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从监狱出来，一直安安稳稳在家里待着。
这时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号召，
再次宣传开了。父亲和母亲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我到农村去。我想他们之所以
这样决定，除了响应号召，也考虑到我两次原因不明的被囚，认为与其留在城市
提心吊胆地工作，还不如到农村踏踏实实地参加生产劳动，为社会增加些物质财
富；而且，他也相信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不仅可以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
想意识，还可以通过生产劳动，让组织重新了解、认识我。就这样我最后决定去
河北晋县务农，和我的未婚妻一起去。其实当时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我是和我爱
人一起去的。

　　当时父亲告诉我，农村没有恋爱关系，要不你们就不要一起去，要不你们就
下去结婚，这样农民比较容易接受你们。就这样，我们就赶紧结了婚，结了婚一
起下乡去。当时结婚的手续非常复杂，我对我父亲最佩服的是，他那么大的岁数，
却没有多少封建思想，他对婚姻的看法，比现代人还要开化一些。因为当时我们
是老高三毕业，到１９６９年下乡时，我才２４岁。中学办结婚手续以前没办过，
我几次到学校去，学校才同意出证明，结了婚以后下了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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