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的师 生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 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 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 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 二十二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八个月毕业后,竞因 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 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 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 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 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人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 开学之前的两个月, 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IO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 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 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 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 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 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 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 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 做了三区区委副书记, 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 “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 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 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 金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 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他们的文章看,又都 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 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 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 的。我也是十三岁人的党,那时已有十七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 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 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了、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 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 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 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 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 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 一同住在前门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 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 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 抗敌剧社的,任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是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 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 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 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 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 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第一,丁、陈真的“告状”了,而 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 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已经历过的“运动”, “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 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 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 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 中国读书网小草扫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