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不怕犯错，就怕犯忌

    读到西德汉学家马汉茂的一篇文章，引起我感慨万千。

    马汉茂在上海教过书，曾到北京访问，我跟他谈过话，对我的观点有所了解。
此人在西德主编了《毛泽东集》，发现毛泽东在1957  年以后，谈到刘绍棠竟有5 
处之多。

    伟大领袖为何对一个小小的青年作家如此看重呢？

    当年，郭沫若怒气冲冲地大呼：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
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老此话，讲于1957  年11  月，地点在北京首都剧场舞台上。

    什么是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呢？批判冯雪峰时我也在场。从众多的
批判者口中得知，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意见。

    然而，事隔22  年，到了1979  年春天，1957  年批判我“右”的“圣之时者”，
又斥我为极左了。

    中外研究我的创作的人分歧不少，却有一个共识，都认为我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信徒。当然，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有夸的，有骂的。

    1980  年到1990  年，我出版了6 本论文集，每一次都想附录我1957  年的论
文，以便使读者了解我的全貌。但是，每次都遭到出版社的婉拒。他们认为，我1957 
年的观点，应被划为左而不该划为右，现在公诸于世已属陈旧。

    那么，1957  年钦定我为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之一，冤枉不冤枉，奇怪不奇怪
呢？

    何谓文艺界三大反党典型？即以丁玲、冯雪峰为代表的“左联”时期作家反党
典型；以陈涌、钟惦为代表的“延安时期”作家反党典型；以刘绍棠为代表的共和
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反党典型。

    以伟大导师那“洞察一切”的目光，难道看不出我对他是多么狂热地崇拜，对
他的思想是何等执着地信仰吗？我在字里行间充溢着毛泽东文艺思想信徒的激情，
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为什么却要以我进行“全国共讨之”呢？

    我是在“文革”中才醒悟的：我在1957  年被划右，不是犯了错，而是犯了忌。

    说我“猖狂阉割、篡改、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罪状”，是我在纪念
《讲话》发表15  周年的文章中，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对于已经过时的“策略性理论”（即某些具体做法），不应守旧地、片面地、机
械地执行。

    这是很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今天看来不错，当年发表时也没有谁说过不
对。

    然而，它犯了大忌。

    这个大忌，就是我是以“八大”决议的精神进行思考和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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