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 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 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 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 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一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 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绝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 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 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 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 —。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 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 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橐、橐、橐的刀声, 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悚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 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沮眼汪汪,满面凄苦, 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 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 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 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败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 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菜头、破布、竹篾、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 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股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 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如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 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龇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 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 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 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 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的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旱,风一刮,整条巷子飞 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的尿布、三角裤、 床单、枕头,在黄漾漾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 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二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 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飞有 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 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 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 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 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年, 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 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 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 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 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碗我一碗的猛灌, 嘴里的花生米嚼得吭嚓皖嚓。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 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 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讥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 他的胸脯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 一双穿得张了口的旧皮靴,踏在地 上,发着啪哒啪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 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 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 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 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多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 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 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 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 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 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 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 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 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 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站好!”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枚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 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敬礼!”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 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拚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 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凤山陆军军官学校, 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 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挂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 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 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哗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 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尘 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跟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 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悄声命令 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年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 亮的竹靠椅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黯的灯下,一日 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 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 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椅上,手里兀自捏住他 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 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 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 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拚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 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起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 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 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啊——啊——被 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 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 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梦,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 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坜, 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 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 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坜立不住脚,才到台北 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 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我是叫你 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孔下,连人也留下了!”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 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 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 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 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傍徨疑惧。有时侯,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 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 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 苍老灰败,满头白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 —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噱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 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莱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年轻男人敞裸的胸膛, 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 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 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霉素白的小腿,不 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 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 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 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 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 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 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 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 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年,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 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 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 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 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 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铜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歪戴着一顶白色 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鬓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 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 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 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 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咿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 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 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娃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 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 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 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 我的额头,对我说道:“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 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黝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 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 却没有母亲眼里那股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 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 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 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叮叮铛铛的响了起 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双胖嘟嘟 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下不为皂,把弟娃一 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木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 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茉莉 》。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 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 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自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 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 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 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 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拚命挤到我怀里来,大 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 儿睡去o 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 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 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 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段,围攻墙板壁上, 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东宝歌舞团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 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 表演!我带着弟娃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 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撒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 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 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趿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 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 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挂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 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 那绛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 喧器,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 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 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 仪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采,突然间,六个 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 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 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子,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 来台下一指,一齐尖声唱了起来: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 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字排开,开始飞踢 大陆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合下的男人们,拍手 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声大声喊;嗨!嗨!嗨!好象在替那 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站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 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 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 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 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咧着涂得红红的嘴巴, 露着一口白牙,做出一副笑容来。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 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 了片刻,突然,他叫了一声:“阿母——”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撒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 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 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股发了酵甜腻的馊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 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 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 像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所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 楼梯,蜿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 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 啼哭,可是因为幽暗,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 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敞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 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 的皱肉,像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她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髻,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 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像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 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嗯?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嗄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朝我狠狠打量 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弄堂,弄堂 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黝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 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 来一阵腥膻的恶臭,好像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 顶方帐的床,床上隆起好像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床前,又叫道:“阿母, 是我,阿青。” “阿青么?” 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的传了过来。一阵窸窣摸索的 声音,啪的一下,床头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床上,身上裹着 一件黑色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的陷入了枕头里, 枕头边戴盆望天着厚厚一叠粗黄的卫生纸;床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 像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满了一块块的补钉。我走到她床头边,她掉 过脸来,我猛吃了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肉 好像给挖掉了一样,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 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塘子乌青,像两块瘀伤,脸肉蜡黄,两边太阳 穴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 抓拢,像一对蜷起的鸡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 埋在床上,骤然看去,像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一把捞 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的叫道:“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 把你阿母抱起来,床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 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 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满了半盆黄浊浊的尿液,我进来时 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 的说道:“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 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猴子说:”那个查某 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什么?‘——“母亲嗤嗤的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 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粗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床 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 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 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压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 只剩下一把筯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的丰一枚磨得泛了红的 金戒子。“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脱我这只金戒子。别做他娘的春梦啦!我吞到肚 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 钱买——” 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嘿嘿,你这一身穿 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 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是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像鸡爪子 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像个小女 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塞到枕头底下,生怕别人看见,会抢走一般。她把钱藏 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 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 已经散开了,一玫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 然颤巍巍的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 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炷香,哪个庙 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许多罪孽, 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 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 我将床头那叠粗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 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你们阿爸, 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 她皱起眉头,咂了咂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朋没看见他了——阿母,我也离开家 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 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的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 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 最后瘫痪在这张堆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 毒,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 了她的后尘,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竟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 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就得酸楚 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像给塞住了,叫不出真意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像胸中一块瘀血,一下子吐了 出来似的。母亲呆呆的望着我,似乎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朋了,阿母— —”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 关在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的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 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做 一日和尚撞一天钟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 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 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 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我 听着,没有作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的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 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的指着厉声喝道:“你们把 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母亲那双深坑的眼 睛闪得好像要跳出来了似的,削瘦的脸,扭曲起来,双像哭,又像笑,“我知道, 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 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 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噔噔噔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 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 不停的奔跑着。外面烈日,白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 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 灰秃秃的矗立在猛烈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像一座大监狱似的。 -------- 同文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