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写作的前后 抗战初期,由于日寇对重庆的经常空袭,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被迫迁到数百里外 的嘉陵江上的一个小县城——江安,一九四○年冬,话剧《蜕变》的创作就在那里 完成。它是我写得最快的一个戏,总共只用了三十多天。当时,我让一个叫季紫剑 的学生跟着我,我们同吃同睡,夜以继日地干。我写一部分,他就刻一部分蜡纸; 写一幕,交演出队排一幕。张骏祥同志是《蜕变》的第一位导演,那时他从美国回 来不久,是位十分有才能、有学识的教授。 因为这个戏准备到重庆去演出,所以我们垦夜兼程,大家都表现出一副急行军 的姿态。 这个戏的写作,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一、强烈的民族愤恨感。 “七七”芦沟桥事变时,我住在天津,亲眼看见河东被炸得一塌糊涂,霎时间,死 尸遍地,惨不忍睹。日寇飞机轰炸重庆,繁华街道两边商店住户的楼房顿时成为一 片火海。我在灼热烘人的火道中穿过,除烧焦的人尸外,便是熊熊燃烧着的倒塌的 梁木,活着的人躲在大防空洞里。眼前是“《神曲》中的地狱”,烈火中只有一个 游荡的孤魂的我。国破家亡,当时每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头,都有一种难以言传的 民族义愤。二、广大人民爱国热情的鼓舞。这一点,生动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例 如在天津时,我曾目睹一个普通的群众在光天化日之下怒扛一个日本兵的英勇行为。 又如,我由天津乘坐英国商轮去香港时,在船上,全体老少在唱《义勇军进行曲》、 《在松花江上》等爱国歌曲,刚会说话的孩子也在唱,人心是激昂的,孩童的心灵 里,也播下了抗日救国的火种。剧专也是如此,不少教员都是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条 件,奔向重庆,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例如丹尼、佐临夫妇,他们都出身在很阔气 的家庭,上海有舒适的花园洋房,但是他们毫不留恋这些,到重庆后,就住在潮湿 的地下室里。他们夫妻双双还将手中的订婚戒捐献给抗战!张骏祥也是这样,为了 抗战,坚决由美回国,在那穷乡僻壤里,毫无怨言地拿着一个月没几个钱的薪水。 三、新人新事的激励。一九三七年我从香港坐火车到武汉,获悉剧专在长沙,就赶 往那里。在长沙,我听说有位老人讲演讲得很好,就赶去听讲。以后才了解,他就 是声名赫赫的“异党分子”徐特立同志。 他讲的题目是《抗战必胜,日本必败》,一讲就是五六个钟点。他的讲话内容 使人感奋,所以第二天天不亮,我就去拜望了他,可是他已经出去了。闲聊中,他 的小勤务兵告诉我,他和老人就睡在一个床上,老人对他很好,晚上常帮他盖被, 还教他读书。我听了感动极了。官兵之间这么融洽,在当时,是人们见所未见的。 从这里我才知道了“平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的老人, 我非写出来不可。还有,我在长沙时,在一份小报上见到了白求恩的事迹,它也使 我大为感动。一个外国人,千里迢迢地来援助我们抗战,其精神真是太崇高了。四、 我对国民党政府各级机构腐败状况的严重不满与跟伤兵医院接触时的一些感受。关 于那些机构的腐败情况,是人所共知的,贪污腐化成风,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鬼混。 抗日好像跟他们毫不相干,他们只想凭“抗日”贪污捞钱。前线战况十分丧气,国 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在天津时,我就看到日本人在高空中放出大气球,上面写上了 又侵占的一个个城市的名称。国民党两三天就失去一个城市。伤兵医院,长沙不少, 内部许多情形都令人气愤。在四川江安,我们剧专的附近,也有一所这样的医院, 对于它们,我有一个粗略的接触与印象。 《蜕变》是根据我生活中的实际感受创作的。梁公仰,他的生活原型就是徐特 立。丁大夫这个形象,取材问题当然与激动人心的白求恩的事迹有关,但是应该说, 它的生活基础主要还是活跃在我身边的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 丁大夫是这些群像典型化的结果。创造这个人物时,在丹尼的身上,我汲取了 不少东西。从思想、情感到气质,我觉得在许多地方,她和丹尼很像。关于蜕旧变 新思想的产生,这跟我接触了一些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有关。当时我阅读了艾思奇的 《大众哲学》。关于蜕旧变新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说,以后政府到底要改成如何一 个样子,老实说,当时我也没有想得很具体。自然,这件事绝对不会寄希望于国民 党,但也确实不是根据地的样式。那时对于延安,我们知道得是很少很少的。在抗 战初期的客观生活中,我感觉到,抗日救亡运动仿佛有这样一个好处:那就是,旧 的东西一定会去掉,新的东西必然会生出来。我们的国家要变,也必定会变化。我 就是根据这样的感受创作的。“大都”,在历史上就是北京。事实上,那时“大都” 远远没有克复,但抗战必胜的信念我们大家都是有的。这样写与当时群情激奋、众 志成城有关,也与周总理跟我的谈话有关。一九三八年在中共办事处,我结识了周 总理。当时国民党内部思想极为混乱,有一种倾向是要英国人出面议和,周总理明 确地指出,必须抗战到底,不然国家必然灭亡。他信心百倍他说,抗战必胜,最后 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中国人民。 《蜕变》写完之后,要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审查是很难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 长王世杰和中统的文化特务头子潘公展两人亲自前来检查。还有教育部及国民党其 他机关的大小官员。他们一定要观看排演,而且还要拿着本子进行对照,这样闹了 整整一天,最后也提出了一些刁难的意见。不多日,蒋介石也亲自观看了这个戏。 那一次演出,由史东山任导演,舒绣文饰丁大夫,陶金饰梁公仰。蒋介石的政治嗅 觉是十分灵敏的,他感到这个戏是在骂他们,所以观后大发雷霆,将中统特务头子 张道藩召去训斥了一顿,说这是赞美共产党的戏。《蜕变》随即被禁演了。后来, 有人说这样做不大好,大约过了几个礼拜,就又开了禁。国民党政府派了潘公展来 找我面谈。在谈话中,关于揭露生活中腐朽现象的内容,他们有自知之明,所以只 字不敢提及。潘只对我说:“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有几处没有看懂,请你解释一 下”。他提出了四大问题:一、剧中一再提到《抗战必胜》那本书,究竟是本什么 书? 二、既然是国家的医院,为什么不挂委员长的像片?三、剧中为什么要唱“游 击队之歌”?这是共产党的歌。四、为什么在全剧结束前,让丁大夫手里摇动红旗。 对于这些问题,当即我就一一予以顶回。例如挂像问题,我说那个医院人家不愿意 挂,我有什么办法呢?又如结尾处的摇旗问题,我说这是个误会,它是小伤员送给 丁大夫的儿子的一个小红兜肚。在我国北方,兜肚都是用红布做的。对结尾时丁大 夫欢送李营长等人出发,总要有点表示,丁大夫就将那只兜肚挥动了一下。潘听了 后,还是希望我改动一下。我对他说“委员长只知打仗一类的事,写戏,他不在行, 还是我们内行一点,这样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搞吧”。 解放后,在某种思潮的影响下,我曾一度产生将《蜕变》的后两幕改动一下的 企图。当时我的想法是:创作梁专员这个形象的欲望既然是由一位者共产党员逗引 起的,那么就索性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吧,将梁写成一个打入国民党军医院的地下工 作者。由于它的到来,该医院暂时改观了。后来国民党发现他是个“异党分子”, 准备逮捕他。最初,丁大夫并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是觉得这个人怪,外表很不 像当官的。而梁公仰呢,在丁面前也从来没有公开宣传过共产主义。有一次丁大夫 需要梁帮助,待找他时,发现他已经不见了,原来他为了逃避迫害,只能隐遁了。 接着代之出现的,仍然是那个马登科和“伪组织”。马因密报有功,又官复原职了, 丁大夫最后感到,她看到了光明,但是光明不在这里。梁公仰好比是乌鸦群中的一 只凤凰。乌鸦和风凰本来是两种东西,凤凰飞了,剩下的就是乌鸦群。“蜕变”两 字的含义在这里不是指国家和社会,指的是像丁大夫这样的有良心的高级知识分子 内心中的巨大变化。现在看来,过去时代创作的作品,是彼时彼地特定的历史环境 中现实生活的反映,它们虽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的一面,但它们有显明的真 实感,却是无可否定的。我们当代人有时也想对这些作品进行一些“拔高”工作, 但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这一点,解放初我在对《雷雨》的改动上,也是有同样的 教训的。所以当时对于《蜕变》的修改设想,实在是有点幼稚和可笑,它极其轻率 地将一个旧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均纳入至一定的窠臼之中,因而使客观生活的 真实表现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我感到,让《蜕变》以其本来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似乎更好一些吧。 (陆葆泰整理)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