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始终接受着党的教育 我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一九二七年有两件事我 毕生难忘。一是中学时代,我的一位班长叫郭中鉴,是全班最好的一个同学,待人 热情,乐于助人,功课也最好,后被军阀逮捕,在法庭上义不受侮,把镣铐打在法 官的头上,后来被杀害。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另一件就是《北京晨报》头版 上生动地刊载了李大刽同志英勇就义的情景。这两个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有 这样崇高情操的人,为宣传真理而下惜牺牲,这些人是共产党员。 后来,我参加一个短期训练班,听了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王芸生先生和其他老 师讲工人斗争发展史,讲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论。当时不甚 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虽然王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 在清华大学学习时,胡乔木、蒋南翔等都是先后同学。在共产党人的组织与鼓 动下,学校里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我投入了抗日宣传活动,参加短期 学生军。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当时的国立剧校教书。杨帆同志当时公开名义是张道藩的 秘书,其实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什么叫阶级,什么叫社会主义。 他还对我说,我会唱一支歌,很好听,唱给你听听吧。这支歌就是《国际歌》。 抗战时期,随国立剧专到重庆。党通过很多关系来教育我。那时我当教务长, 学生们办读书会,好多很用功的学生常到我家来搞活动,他们都是党员,介绍我读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地下党的两位负责人叫他们来做我的 工作的。 抗战中,一方面国民党实在太腐败,而一些共产党人给我的印象实在深刻,所 以我写了《蜕变》。剧中我写了个好官梁专员,“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明真相的 青年说我美化了国民党。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人物我是以徐特立同志为模特儿写成 的。 写《北京人》和《蜕变》时,我每写一部分,都由一个同学拿去给当地的地下 党县委书记看。这是后来他们对我说的。这说明党时刻在关心我,包括我的创作在 内。 当然,我直接正面受党的教育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看《新民 主主义论》及其他革命的进步的文章。他不断对我讲解党在抗战期间的方针、政策。 最近王苹同志告诉我,宋之的同志与我合作写抗战剧本《全民总动员》,也是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我说这些情况,是说明党是如何长期地细致地在领导我,做我的工作,要把我 引上一条正路。我的生活道路,我的进步,乃至我的创作生涯都有着党的影响。 我过去想过,现在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我们 没有共产党,四个现代化在中国也不能实现。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只说一点意见,就是要经常性地开展正常 的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可以批评,但不可一棍子打死,要允许 反批评。文艺批评,既不要抬轿子,也不要打棍子。 (原载《人民戏剧》1981 年第7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