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同志谈新作《王昭君》 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洒满大地。我怀着敬慕的心情,拜访了戏剧界老前辈曹 禺同志。他是应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邀请来上海改编《王昭君》的电影剧本的。曹禺 同志笔下的王昭君,不同于过去文学作品中的那个哭哭啼啼、满腹怨恨的妇女,而 是积极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使者。曹禺同志为什么要写王昭君,又为什么要改变 她传统的形象呢?他回顾了创作的过程,说:“这是周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啊! 从提笔到完成,已十多年了。大概是在一九六○年,有一次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在 一起吃饭,谈起现在汉族妇女不愿嫁给少数民族。周总理说,这可不大好。但这种 情况又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宣传,提倡提倡。古代不是 有个王昭君嫁给匈奴的故事吗?接着就对我说,你就写一个吧!我听了感到这个任 务非常光荣,非常重要。这使我下定决心去完成。”他接着说,王昭君的事迹在文 献上并不多。《后汉书》中记载的就很简略。据说她是湖北秭归人,出身也不是贵 族,而是一个“良家子”。但她聪明美丽,而且善于辞令。小时候常在河边洗脸、 捣衣,日子久了,那条小河的水就香了。后人就叫它“香溪”。进宫之后,她受不 了冷落,就在匈奴单于向汉元帝求亲时,自愿请行远嫁匈奴,直到终老。在古代, 一个女子离开自己的家是相当不容易的,何况只身远嫁异域,这说明她是一个性格 很坚强、很了不起的女子。而汉族与匈奴,本是统一的国家里的不同民族。历史的 趋势,使汉族与匈奴族都要求和平共居。她到了匈奴以后,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就大 大好转,双方有五六十年的和睦相处,没发生过战争。这是一个不小的贡献。周总 理读过很多书,知识渊博,而且十分善于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人物。他认为王 昭君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祖国有过重大贡献,应该歌颂,董必武同志也有 过四句诗赞颂王昭君:“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 文弄墨总徒劳。” 听了曹禺同志的谈话,我记起小时候也听到过关于王昭君的传说,读到过关于 王昭君的故事。不过那些关于王昭君的文艺作品,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音乐、 诗歌,都把她描写得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可是曹禺同志笔下的王昭君,却是一个 有志于民族和睦事业,高高兴兴地自愿请行远嫁的美女,同过去知道的大不一样。 也许从此以后王昭君的形象会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本地改变过来。我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了曹禺同志。曹禺同志说:这个传说在《西京杂记》中就是这样写的。说王昭君 自恃貌美,性格清高,不愿贿赂画师毛延寿,结果被毛延寿涂丑画像,因此被打入 冷宫。也有不少文人骚客对昭君的远嫁用一种封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写了许多不 符合事实的诗文。如蔡伯喈的《琴操》一曲,就把王昭君写得哭哭啼啼。倒是王安 石有不同的见解,写下了“汉恩自浅,胡恩自深,人生贵在相知心”这样的话。这 个看法在当时倒是通情达理的。昭君离开汉宫,应当像离开牢狱一般;这是对封建 王朝的一种反抗,用不着啼哭悲泣。记得历史学家翦伯赞同志就曾多次说过要擦干 王昭君脸上的眼泪。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是这种见解,长期来未见之于 文艺作品。 那么,曹禺同志在这个剧本中又是怎样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一关系 的呢? 曹禺同志意味深长他说:“《王昭君》是个历史剧。写历史剧全靠历史的史实 是不够的,还要靠生活作依据。自从决定创作《王昭君》之后,我两次到内蒙古和 新疆去深入生活。二千多年前的生活情景是不可能在当时当地再现了;但是能到当 年的实地去一下,还是十分必要的。在许多同志的帮助下,我看到了著名的‘青塚 ’——昭君墓,还听到不少至今仍在内蒙人民中流传的昭君故事,说她是一个十分 热爱老百姓的汉族妇女。当时有些蒙古人没有孩子,就到昭君的墓前睡上一夜,祈 求昭君的保佑,第二年就能生儿育女了。不仅子女,而且没有牛羊的也会有牛羊, 牛羊少的就会多起来……总之,昭君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个很有灵性的保 护神了。这些传说都是同少数民族兄弟接触中听来的。它们大大地启发和丰富了我 的想象,为塑造昭君的形象,描写人物的精神面貌,为歌颂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 文化交流这一主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历史上,昭君出塞大约在正月。我现在改成 了春夏之交。因为这段时间里,长安和匈奴两地风景都很漂亮。写历史剧是应该允 许在基本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作一定的艺术虚构的。不过虚构的情节虽然不是实 事,但应是可能发生的、合情合理的。例如剧中有个孙美人,自前朝皇帝起就盼着 被召见,盼到皇帝死了也没有召幸,反而因此发了疯。 这个角色并没有事实根据,但这个人物却是许多在后宫中虚度青春的妇女的悲 惨形象的概括。这既是对封建王朝摧残妇女的罪恶的控诉,又是推动昭君自愿请行 的动力。既符合历史的真实,也符合历史的要求。莎士比亚似曾说过:戏剧是人生 的一面镜子。我认为历史剧还不止于此。还应该是一种‘X 光’。它不仅能照见人 生的面貌,还应该透过皮肤看到人生的内脏、骨骼。 这才是文艺作品的深刻的社会功用。” 一个五幕的历史剧的创作为什么会长达十多年之久呢?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曹禺同志不得不揭开不愉快的回忆。他说:“在‘四人帮’统治下,我被关进了‘ 牛棚,,每天要挨批挨斗。我曾经一度下决心从此不写任何东西。如果有一天我能 活着出去,就去扫地,天天扫,直到抱着扫帚离开人世。 周总理的逝世,使我既难过又震动,想着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教育,我决心要写 完《王昭君》。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才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记得送完最后一 次校佯后,我伏案大哭了一场。这是周总理生前交给的任务,我虽然完成了,但是 周总理再也见不着了,我再也听不见周总理的意见了。这是多么的痛苦啊!从一九 三八年起,周总理就认识了我,以后一直代表党教育着我。他从不当众夸奖我,倒 是常常指出我的不足。周总理是我的恩师啊! 古语说:教诲之恩是难以报答的。这一点,周总理逝世以后我的体会就更深刻 了。” 当谈到完成《王昭君》剧本之后的创作计划时,曹禺同志一边踱步,一边说: “我已年近七十,又有严重的心脏病,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离骚》中有两 句:‘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我总感到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最好 的时代我恐怕要赶不上了。”说到这里,他眺望着窗外,忽然又振奋起来,激动他 说:“但是,这种暮年之感有时又鼓舞我要赶快地写。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今后我要尽快地写些剧本。光写历史剧还不够,还应该多反映现实的斗争。 这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是不行的。要下生活,身体又不行了。这个问题常常折 磨着我。这次到上海来,见到不少老朋友,他们充沛的精力,旺盛的斗志,使我十 分振奋。就连已金这样的高龄,也在夜以继日地伏案而作啊!至于文艺战线上的新 生力量,则更像雨后春笋那样迅速成长。有时我确实感到累了、倦了,但一想到现 在这些老的和年轻的同志,我就会浑身是劲,重新拿起笔来。演员应该死在舞台上。 我准备拿着笔战斗在我的书桌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离开曹禺同志的住所,太阳已经西沉了。落日的余辉追踪着行人的脚步,仿佛 要把光明永远留在人世。大自然的规律是太阳下山了,明天还会升起。 政治生活中,驱散了“四人帮”这一层乌云,社会主义的大地重新披满了阳光。 光辉的太阳属于勇于迎接新生活的人们。曹禺同志,这太阳也属于您! ( 原载《解放日报》1979 年2 月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