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曹禺谈《日出》 一月八日下午,在北京曹禺的寓所,我们同这位驰名中外的剧作家,交谈了话 剧《日出》改编为电影的经过情形。曹禺娓娓而谈,两个多小时如同一瞬。 《日出》从问世迄今,已在话剧舞台上活跃了半个世纪。它以对旧社会的深刻 揭露所产生的悲剧力量,打动了中国几代读者和观众。今天,历史已进入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但不论老年人,还是青年人,看了它依然被它强烈的艺术魅力所感染。 同话剧《雷雨》一样,它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历史的检验,也经历了观众的检验。 五十年间屡演不衰,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如初,这事实本身恐怕比几百篇评论更 能说明它的价值与成就。将这样一部名作搬上银幕并能无损于原著,已非易事。谁 不企望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呢? 曹禺告诉我们,“早在解放前和五十年代,就两次有人作了改编《日出》的尝 试。我这是第三次改编了。前两个本子是别人改的,我只看过其中的一个,那是五 十年代在香港拍的。电影把方达生写成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人员,陈白露 也是个进步人物。她为了掩护方达生,不惜一切。其实,我写《日出》时,对革命 的认识还很模糊。当时只有一个直觉:就是不平等的社会不能再存在下去了。我想 在《日出》中求得一线光明和希望,但哪里是太阳,太阳又怎样出来,我不知道。 改编者想把电影拍成符合时代潮流的影片,那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这种改 法违背了原著。”看来,如果要改编《日出》,由它的原作者自己动手,是最为理 想的了。 一九八三年,已是七十三岁高龄的曹禹,决定自己动手改编《日出》。 这对观众来说,真是一桩幸事。剧本中的那些人物,他依;日是那么熟悉。 他和这些人都有过交往,曾仔细地观察过他们,而作家对社会的认识,他的艺 术经验,又早已超越了写剧本的那个时候。这就有可能使电影《日出》具有更深刻 的思想内容与更完美的艺术形式。果然,当观众看了电影之后,都感到它对那“损 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揭露得更为鞭辟入里。剧中种种人物,也表现得更加 淋漓尽致,它是改编,但又包含着许多新的创造。 作为剧作家的曹禹,他也曾涉足影坛,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艳阳天》,那是抗 战胜利后的四十年代。这回算是第二次和电影打交道。他偏爱话剧,谈话中,这种 偏爱之情不时地流露出来。他说,电影艺术形式生动、活泼,场景不受限制,天上 地下,无处不可入影。观众也远较话剧为多。然而,有两点是不及话剧的。一是舞 台戏剧是有血有肉的人在演戏,随着剧情的进展,他知道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 儿有激情,哪儿该抒情。不但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由于对生活的理解和艺术 功力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创造,就是同一台演员,每演一场,也都有不同的艺术 魅力,所以常演常新。二是观众的更换,剧场的效果也每场不同。电影就不一样了, 它是一段一段拍的,总体效果只有在拍摄、剪接、合成之后才能出来。而一旦完成, 就只能是同一个拷贝,同一副面孔;不会再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了。曹禹追忆起他与 苏联瓦克但科夫剧院名演员乌里扬诺夫交谈的情景。曹禹问他:“你演了那么多戏, 又拍了那么多电影,你是爱舞台,还是爱电影?”乌里扬诺夫答说:“老实讲,我 最爱舞台。我演了那么多电影,青年人那么喜欢我,但我还是愿意回到剧院去演我 的戏。我情愿为几百个观众演戏,也不愿意为上亿观众演电影。拍电影是对着机器 在演戏,始终感受不到亲切。”曹禹由此而感慨地说:“看来,一个好的舞台演员 还是喜欢演戏。”弦外之音,似乎在说,一个剧作家,还是喜欢写剧本。然而,这 并没有妨碍他把话剧《日出》改编成一部优秀电影。虽然着手改编的动因纯属偶然。 曹禺说:“促使我改编的直接原因很简单:上海电影制片厂托人来找我;请我 把话剧《日出》改编成电影、我就答应了。《日出》电影文学剧本原也不准备发表, 恰好《收获》杂志副总编、巴金的女儿李小林看了,她说,‘我们从来不发表改编 的剧本,但我看这个剧本是电影化了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改编’。就这样,本子登 在了《收获》上面。”说起来平淡之极。但若仔细比较一下剧作与电影,就不难发 现,电影《日出》,是一个新的艺术存在,因为它溶进了曹禹新的认识,进行了新 的艺术创造。 电影与剧作不同之点,首先在陈白露这个人物的塑造。曹禺说,原著是一出群 戏,陈白露在戏中只起到了穿线的作用。但原著的内涵给电影改编提供了条件。尤 其是陈白露这个人物,她那复杂的性格留下了丰富的创造余地,通过她的命运,可 以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出于这种认识,电影中陈白露成了 全剧的中心人物和主人公,围绕着她性格发展的需要,来决定对原著的取舍,决定 其他人物的发展进程;反过来,又是她周围人物的命运促成了她的悲惨的人生结局。 这样,电影所塑造的陈白露,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融为一身。她的死,也是两者结 合造成的。 还是拿陈白露之死来说罢。在改编过程中,曹禹说作了“两处重要的改动”。 一是当李石清与潘月亭闹翻之后,潘月亭因面临破产,绝望地走了,李石清也用不 着再敷衍陈白露。于是,他公开地表露了对陈白露的鄙视:“你这个娼妓!”这个 情节,在原剧作中是没有的。“娼妓”,这是陈白露始终不敢承认的现实。她始终 以为自己同潘月亭之流是平等的,他们对她的供养是出于仰慕,并以此自欺欺人。 等到李石清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道出了她的真面目,使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 地位,她也就无法再活下去了。二是到影片近结尾处,茶房王福生给陈白露送来一 叠帐单。那时,潘月亭已经完了,不可能再为她还帐,陈白露已面临绝境。但王福 生突然又补上一句:“你欠的帐,金八爷替你付了。”这一情节也是原剧作中所没 有的。对这一情节的增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陈白露曾想保护小东西,而 小东西终究没有逃出金八的毒手。现在金八用付帐来向陈白露表示,不但小东西, 连你陈白露的生死也攥在我金八的手中;二是金八向陈白露赤裸裸地显示:你不过 是一个玩物。我金八有钱,就可以玩你。无论出于哪种用心,都使陈白露感到无法 再活下去,只要她不甘心投靠她所憎恨的金八。果然,陈白露被逼死了,她的尸体 被装进一架圆桶形的小车,同芦席卷着的小东西并无二致。 这使陈白露之死作为社会悲剧的特征更鲜明了。而始终没有出场的黑暗势力的 代表金八,也因此显得更加狰狞了。但作者认为话剧本中的陈白露之死的原因更深 些,她不是因为欠债死去,而是厌世,是不能再活才自杀的。 曹禺还提到方达生,他是当时迷惘着的青年寻找新生力量的人物。但舞台上的 方达生,常常演得很模糊,难于捉摸。此次电影有突破,“这个”方达生大大明确 了,丰富了这个人物。 但《日出》影片的结尾,作者不敢同意。导演删去了电影剧本中所谓“光明的 尾巴”。三十年代的作者不甘心、不情愿使观众沉溺在毫无盼头的黑暗里,而当时 的政治环境又不允许人明白道出光明究竟在哪里。那时的作者对祖国前途绝不失望, 总抱着光明的信念,当时的( 包括今天的)观众,也忍受不了那惨惨凄凄,毫无指 望的结尾。 几经商量,导演不能理解作者的心情,他举出若干理由与困难,要搞出电影中 可以称为现实的、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作者说:“那就这样吧!” 于是一个小狗从楼梯上跑下来陪伴着草率装殓的陈白露尸体,方达生在空荡荡 的马路上漠漠地望望尸体已装入尸箱。他向前望着、走着,望着走着,他望见一片 片树丛渐渐由冬天的枯黄,变为春天的灿烂、艳丽的景色。 片子看了,作者感觉不到那深长的意味,只觉得这个“尾巴”同“光明的尾巴” 同样是“一般化”,是个“旧套子”。 作者心里还是怀念着打夯工人们雄壮丽又沉郁的歌声和那令人感到“突兀”的 红光满面、举着巨大的夯石、流着汗水的圆脸。 作者与电影的导演往往是矛盾的。但喊“开拍”的人是导演,他是权威。 作者认真赞扬导演于本正苦心钻研、坦白谦虚的艺术家的好气质。作者举出导 演在若干地方的缩节、改动,都是好的,是极见功力的。制片杨公敏不畏艰辛,确 是导演的得力支持者。 创作不能搞什么“主题先行”,那样容易使创作概念化。同当年写话剧《日出 》一样,曹禺在改编《日出》之初,也没有更多地去想究竟要给观众什么教育。但 在改编过程中,他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日出》对今天的的观众有着极为现实的 意义。他说:“《日出》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大都市黑暗的一角。它通过豪华的高 级旅馆与那些魑魅魍魉的人物和阴暗凄惨的三等妓院与翠喜、小东西一类受苦人这 两个社会窗口,揭露了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都市上层阶级的荒淫无耻, 描绘了社会下层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悲惨境遇与苦难。今天的青年,恰恰需要知道 旧社会是怎么回事,知道新中国要远远胜于过去。从而懂得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 要打倒旧中国。”“思想是溶于形象的,而形象往往大于思想。”曹禺的这些话, 表明了一个严肃的剧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观众从电影《日出》中所获得的, 就更为丰富了。 此次《日出》的改编,是曹禹同他的第三个女儿万方合作完成的。曹禹说: “我今年七十六了,年纪大了。力量不足了,于是拉着女儿万方一块儿搞。”他告 诉我们,万方今年三十多岁,是中央歌剧院的编剧。她了解戏剧,也写电影剧本, 有合作的基础。父女俩共同搞了个大纲,然后分头去写。大主意、总体的构思都是 曹禹的,万方帮他写了一些,也都由曹禺最后改定。 曹禹认为,这样一种合作很有意义,可以取长补短。他说,我熟悉舞台,熟悉 人物。万方是青年人,喜欢并熟悉电影形式,精力好,动手快。同时,她从当代人 的眼光看《日出》,本身就可以把一些新的感受融汇于作品之中。 尽管父女俩合作得很好,改编工作进行顺利,也尽管人们认为改编后的《日出 》在人物塑造上比原著丰满,主题挖掘得更深,但曹禹对电影《日出》并不十分满 意。他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十全十美,一个字不能改。” 又说:“从整体上看,电影只是个及格的水平。”此外,使他引为憾事的是, 电影删去了改编时加进去的一个细节:刺骨寒风里,一群半死、灵魂与肉体都腐烂 的“鬼”,赤身裹着破报纸,烂麻袋,躲在胡同角落里。其中突然跑出一个曾经认 识陈白露的“人”,跪向路上的陈白露,乞得几个钱后,立即跑去打吗啡针。曹禹 认为这一点最能表现日本帝国主义者毒辣的侵华手段。 然而删节了!为此,曹禹曾以航空挂号,致信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与导演, 请他们不要删去这个细节。结果,竟未得一丝回音,作者实在不了解其中道理, “真是遗憾!” 尽管这样,曹禺说《日出》电影是成功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肯下功夫和 资金,其认真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他一再赞美该厂《日出》摄制组奋发图强的合作 精神,演员们都称职,尤其是王馥荔演的翠喜,方舒的陈白露,王侍槐的方达生, 刘维明的胡四,袁国英的顾八奶奶,刻画他们从未见过的人物,异常用心,翠喜尤 其出色。 曹禹听说,在拍摄过程中,尽管影棚有空调,高温仍有四十度,穿着冬衣的演 员们与其他电影各方面艺术家及灯光工人,一干就连续十几个小时,这使他格外感 动,他才认识到写电影剧本有另外一。种沉重责任。一笔写得不好,浪费资金且不 说、往往消耗从事电影工作的艺术家们的体力与精神,是不可原谅的。 在采访结束时,一个念头在我们脑海升起:曹禹二十三岁时,写出了轰动文坛 的《雷雨》,二十六岁时,又写出了另一名著《日出》,这两部作品,以及后来写 的《原野》均已改编为电影,其中只有《日出》是他自己改编的。 今后曹禺是否还有把他别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想法呢?万方向我们透露说: “在父亲所有著作中,我最喜欢《北京人》,已建议把它也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父亲曾高兴地同意过。”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看到银幕上的《北京人》。 但是,经过此次《日出》电影的拍制,曹禹是否还想把《北京人》改编成电影呢? 这就不敢说了。 ( 原载《瞭望》1986 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