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谈繁荣话剧 关键是剧本创作 对于当前人们谈论较多的话剧“危机”问题,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禹日前对 记者说:要解决话剧危机,关键的问题是剧本创作,而解决创作问题的关键,就是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这就要求作家深入生活,了解社会,了解人心,敢写社会重大 题材,敢写群众关心的问题;对于社会的不正之风,要敢于针砭时弊,敢讲真话, 不要给自己念“紧箍咒”。 党政机关的领导人员,不要对文艺创作干预大多,要放手让文艺家们去自由探 讨和争鸣,作家们写什么、怎么写,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不要给他们出题目,画框 框,定调子,更不要动不动就给他们打棍子。要相信绝大多数作家和艺术家是爱国 的,是拥护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曹禹说:“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北京演出过不少中国剧作家的戏, 介绍演出过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罗马尼亚、印度、瑞士等国家的戏,也演过 台湾剧作家的戏。在北京,话剧的危机始终不感觉那么强烈。 “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话剧热了一阵子,出现了像《于无声处》等描写 “十年动乱”期间人民生活状况的戏,很受观众欢迎。 最近两年,也出现了一些受观众好评的戏。前不久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话剧《 桑树坪纪事》和一九八六年冬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狗儿爷惺粱》,都在观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其原因是这两部话剧写的都是社会重大题材,都是老百姓关心的 事情,所以观众爱看,话剧是离不开广大观众的,观众有兴趣看,话剧就兴旺。 “文革”前的十七年和近十年来,话剧创作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有过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教训。建国后近四十年来,不论是老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都写出过一 些好剧本、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话 剧往往成了某项中心任务的政治图解,使得话剧创作变成了一个模式。公式化、概 念化严重地阻碍了戏剧创作,不少人物是脸谱化的,如写正确与错误,先进与保守 的斗争,最后总是党委书记站在正确的一边。 写一个先进工人的事迹,总是写他在劳动中负了伤,被送进医院,当他在医院 身体稍好后,便偷偷地跑回工厂干活了,怎样劝说也不肯回院治疗;或者写他患了 癌症不讲,坚持工作,得到表扬。又如近年来写改革的戏,也出现不少千篇一律的 内容,其原因在于并未真正懂得改革与当今的生活,而只是上呼下应,追求表面的 效果。观众当然不愿意看。 曹禹还举例说:“五十年代,北京举办了一个国际戏剧节,全国剧团到京演出 了五十多部戏,许多外国戏剧家看后对我说,这些戏就像一个人写的。” 有感而发才能产生好作品 七十八岁的曹禺的这些话是以亲身创作经历为依据的。话剧传入中国是本世纪 初,而中国现代话剧的出现,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产物。曹禹的《雷雨》、 《日出》、《北京人》等剧作使中国话剧的面貌为之一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来的优秀作品。 曹禹从十五六岁起,就开始从事话剧活动。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学 校的新剧团。曹禹回忆说,他演的第一个戏是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织工》,是描 写罢工工人的斗争生活的。这个戏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以后,他还演出过易卜生、 莫里哀等人的戏。曹禹接着说:“这些演出活动,使我晓得观众喜欢看什么戏,不 喜欢看什么戏。” 曹禹从十八岁开始考虑写《雷雨》,直到二十三岁时才完成。在写这部戏时, 他正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他读了许多剧本和小说,还有基督教、佛教的书, 马克思的《资本论》也翻过。 曹禺说:“那时没有任何人要我写什么,但我感到非写不可,而且终于写出来 了;并感到非这样写不可。我写时,并不是说我思想上有什么很高的觉悟,我只是 恨那个社会,只是用戏剧发出我内心的呼唤,‘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这句话可 以较准确地反映我的情感,这就是说,我痛恨那个社会,哪怕我跟他一起死亡也心 甘情愿。” 曹禺认为,创作非要有作者亲身的观察和独立思考不可。写《雷雨》、《日出 》,是因为他熟悉剧中的那些人物,懂得他们的生活。曹禹说,我写《日出》是矇 眬地具有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如《日出》中的打夯歌说的“日出东来满天大红, 要想吃饭就得做工。”《日出》的主导思想就是写在卷首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 余”。这是经过我独立思考,发自我内心的呐喊。 说到这里,曹禺谈锋一转说,遗憾的是,全国解放后他虽然写过几个本子,但 都不理想,其原因是对现代的人了解得太少,过多的社会职务使他没有时间去深入 生活,接触群众,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极“左”思想,使他的思想上产生了 无形的禁锢。他说,有时自己对某个问题很有感触,动笔写了起来,写着写着,却 又觉得恐怕不太妥当,就停了笔,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所以,今后创作要繁 荣,党政主管部门要给作家和艺术家们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我们自己也要进一步 解放思想,创作出一些受群众欢迎的作品来。 要敢于提携晚辈 曹禹强调说,文艺要发展、要繁荣还要敢于提携后辈,支持中青年人的成长。 要给中青年剧作家的作品发表和演出的机会,他说,当年他的第一部作品《雷雨》 曾在《文学季刊》搁了一年,没有被采用。后来被不是编辑的巴金发现,由巴金竭 力推荐才发表的。这个剧本传到日本,当时在日本留学的杜宣和吴天便在日本排练, 把它搬上了舞台。郭沫若和日本的秋田雨雀还专为日文版《雷雨》作序。一九三五 年《雷雨》在北平公演时引起轰动,当时的政府很不满意,说此剧有伤风化,禁止 这个戏演出。曹禺说,今后我们也要像老一辈对我一样地去对待青年。 对于话剧的前途,曹禺是乐观的。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和开 放的政策已深入人心,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自由探讨和民主争鸣空 气日趋浓厚,那些动不动就想打棍子的人,是不得人心的。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中 国的话剧一定会兴旺起来。 ( 原载《瞭望》周刊海外版1988 年3 月2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