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记 受曹禺先生之托,编辑《曹禺全集》,这对我们来说,既深感荣幸,又觉得责 任重大。 尽管终于把它编完,即将付梓;但仍忐忑不安。我们编辑的时间,总计不到四 个月,其间还赶上春节,显得十分仓忙急迫。之所以如此急促,全然出自花山文艺 出版社的一片真情。今年是曹禺先生从事戏剧活动七十周年,又恰逢八十五岁寿诞。 为了纪念和祝贺,他们誓以最大的决心、最高的质量、最快的速度,于今年将全集 七卷一次推出,此也诚乃当前中国出版界的壮举。 这同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故不敢稍怠。虽然困难较多,但也愿全力以赴。 在编辑中,我们的目标是:编排力求精当,篇目力争齐全,校勘力达准确。但 愿望与实现之间总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各种难免的限制,是需要作出说明 的:一是遵照曹禺先生所嘱,有些不宜或不便再发表的文章未能收入。主要是一些 时文和批判文章。二是书信,确因时间太紧,来不及搜集。另外,当前征集名人亲 笔信函,也许并不那么容易。只有巴金先生将曹禺信件寄来,这是颇为珍贵的。三 是有目录但因记载有误查不到的,也有的是目录记载准确,但却遍访各图书馆而不 见的。如《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 赴美讲学搞)》,索引数种都记明载于《上海 文化》一九四六年第四期,托朋友在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处查找,该期均无此文。 后给上海藏书楼写信查询,经他们翻查《上海文化》十四期,均不见此文。又如曹 禺的处女作《今宵酒醒何处》,刊登于天津《庸报》副刊《玄背》,一九七八年我 们即查出,但缺一期,那时就托朋友在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图书馆查找,都未能 找到。 这次又在天津一些图书馆查找《庸报》,仍一无所获,最后,也只能十分抱憾 地收入一篇不全的小说。类似情况还有。四是个别作品作了“存目”处理。 如曹禺同其导师张彭春合作改编并曾演出过的《新村正》、《财狂》等,前此, 一些研究者和我们都曾费心找过;看来,现在是难以找到了。但愿这些“存目”, 能够引起更多朋友的关注,或许会收到征集的效果。 虽有上述情况,但这部全集是尽了锐意穷搜之力的,从曹禺于一九二六年发表 第一篇作品到今年截止编辑,大约七十年来的作品,是把凡能搜集到的均收其中了。 可以说明的:一是曹禺早期的小说、诗歌、杂感、改译小说和剧本等都收齐了;二 是过去从未发表过的诗文、书信也收入全集。如曹禺从一九八八年秋住进北京医院 直到今年年初所写的诗作,可以说是他这一段病院生活中难得的心灵记录,也收录 进来。还有如《水木清华》、《我是南开人》等,都属于第一次正式发表的文字。 三是虽非他本人写作,但却是一些专家、记者等采访记录整理的他的谈话、访问记 等,其内容相当丰富,谈戏、谈电影、谈电视剧、谈创作倾向、谈创作经验、谈文 化现象等,也作为附录收入。 最后,我们必须说明的,能够在这样紧迫的时间内,完成全集编辑,是因为前 此已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为编辑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 便。这是必须向这些朋友、这些专家致谢的。它再一次说明,学术资料的整理研究 和学术研究,永远是一种包蕴着前人和同代人心血的工作。 中国戏剧出版社的编审杨景辉同志,我们曾一起收集整理校勘过曹禺的剧作。 北京师范大学的邹红同志曾为我们查找并复印了曹禺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一些文章。 而这次编辑全集又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宋宝珍、胡晓燕同志,中央戏剧学院研究所 的倪似丹同志,南开大学中文系焦尚志副教授,南京大学戏剧研究所副教授胡星亮, 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文英教授,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胡润森教授,话剧所的 杨秀琴副研究员,或协助查找文章,或协助复印,给我们以倾力的协助,在这里向 他们致以深挚的谢忱。 我们还要感谢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馆期刊室、戏曲所资料室、中央戏剧学院图 书馆的支持,感谢上海市藏书楼的帮助。 花山文艺出版社的领导,特别是本全集的责任编辑贾启森副编审,往来于北京 和石家庄之间奔忙,尽心竭力,兢兢业业,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支 持和协助,这里也一并表示我们的谢意。 我们期望,如果可能的话,再过几年,将此全集再重新补证,搞得更缜密更完 备更准确些。 我们期待着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五日 于中国艺术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