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张一种冷的文学 那种像革命一样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学的时代我以为已经过去了,因为这革命也 已经把自己革完了,只留下一番苦涩、一种乏味,无聊乃至于反胃。 文学原本同 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 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其所以轰动,不幸全在于政治的需 要,或受攻击,或被捧场,不由自主弄成了一种工具、一件武器、一个靶子,以至 于克丧失了文学的本性。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 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或政治势力 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着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者需要制造几 个敌人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真不幸的是,弄 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种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一个人 同另一个人或若干人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精神上的一种交流。 作者本不对读者负有多少责任,读者也不必对作者有所苛求,读与不读全在于自己 的选择。 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原。因此,文 学对于大众或者说对于社会,不负有什么义务,伦理或道义上的是非的裁决其实都 是好事的批评家们另外加上去的,同作者并无关系。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冷的文学,以区别于那种文以载道,抨 击时政,干预社会乃至于抒怀言志的文学。这种冷的文学自然不会有什么新闻价值, 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 活动。 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 的压迫,现今还要对统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念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诚然,这样的作家较之他的作品还更多一层困难,因为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 然难以谋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就其本身而言, 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自我满足。不过,一个社会再怎样繁荣, 同得有声有色,倘竟容不下这种个人的精神活动,又不能不令人悲哀。 然而,历史并不在乎这种悲哀,只记录人类的活动,或者也并不留下记录。这 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为数不多的朋友的努力。曹雪 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曾出版,更别说造成什么文 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大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 于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价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认可,只自得其乐。 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则被政治和伦理的是非弄得疲惫不堪,又落进种种的主 义,即所谓意识形态与创作方法论争的泥坑中难以自拔,其实同文学都没多大关系。 作家只有远远逃离这些没完没了且言不及义的论战才能自救。文学创作本是一种孤 独的事业,是任何运动和集团都帮不上忙的,只倒过来遭到扼杀。作家只有作为独 立不移的个人,不隶属于某种政见集团和运动,才能赢得彻底的自由。 这并不是说作家就没有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伦理的观念,总受到政治和社会 挤压的作家自然也有话说,尽可以作演说,发宣言,大可不必都搅到自己的文学创 作中去。就文学创作而言,即使言及政治与社会,我以为与其说是“干预”不如说 是“逃亡”更为恰当,以此来抵制社会对自身的压迫和作为精神上的某种排遣。因 此,我又以为,作家的位置最好置身于社会的边缘,以便静观和内省,才能潜心于 这种冷的文学。 问题恰恰是,中国社会一百多年来连绵不断的战争、革命、政治运动和政治斗 争,把全民族的知识界上上下下不容分说都卷了进去,迫使作家们不是充当斗士, 便是无以维生,民也好国也好未曾救得了,却往往先把身家性命葬送掉了。而这种 冷的文学则只有先逃难政治和社会的压迫,生计得以保障,才有可能。这便是中国 现当代文学难以冷下来的缘故。所以说,冷的文学是一种逃亡而求其生存的文学, 是一种不被社会扼杀而求得积神上自救的文学。我又以为一个民族倘竟容不下这样 一种非功利的文学,不仅是作家的不幸,也表明这个民族精神上足够贫乏的了。 为此,我主张这样一种冷的文学。 一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于巴黎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