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许纪霖、毛尖、张闳等谈高行健 转自世纪沙龙莫言、许纪霖、毛尖、张闳等谈高行健华裔法国作家高行健荣获 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消息传开之后,在华语文化圈内,特别是中国大陆文化界, 激起了巨大的波澜。10月10日,高行健在瑞典文学院发表\ “受奖演说\ ”,再一 次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对此,中国大陆文化界人士更是众说纷纭。 记者日前采访了几位现居上海和正在上海逗留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 莫言(作家,北京《检察日报》):我对高行健的了解得比较多的是他在80年 代的文学成就。大家都很清楚,他的实验话剧引发了80年代中国大陆的先锋戏剧运 动,这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此外,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给我老爷买鱼竿》 等,也很先锋。他的那本关于小说技巧的小册子,对西方现代派小说观念在中国的 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高行健在国外期间所写的作品,比如《灵山》, 还有许多戏剧,我都没有读过,所以无从评价。 对此,国内大多数人也不是很清楚。 高行健的获奖我本人表示祝贺,也觉得值得祝贺。毕竟是华语文学中的第一次。 虽然难说是中国人的光荣,至少可以说是汉语的光荣。至于说到其中的政治色彩, 这我觉得倒大可不必太关心。 有人说,得诺贝尔奖高行健不够格,我觉得这也很难说。之所以会这么想,无 非是大家对外国的这个奖看得太神秘、太重要,好像一得了这个奖就如何不得了; 另一方面,对自己身边的事情和人物,人们总容易忽视。由于时代的隔阂和语言的 隔阂,大家对外国人和已经故世的人都能接受,但很难接受活着的自己身边的人。 这么一个熟人,怎么就成了大师呢?觉得不可理喻。比如说,达里奥·福得奖,我 们中国人觉得理所当然,但意大利人恐怕就不这么看。他们的反应好像就跟现在中 国人对高行健的反应很相似。没有必要去故意贬低高的获奖,贬低他也正是在贬低 自己。 许纪霖(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谈谈对他的作品的看法。《灵山》不 错,文字好、构思好、也有深度,又符合欧洲人的文学观念和他们对个人精神的理 解。欧洲人很看重这篇作品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圣经》极差,文字极粗糙, 令人难以卒读。在国内,这样的小说肯定要退稿,艺术上不行。由此可见,流亡生 涯对于流亡作家最大的伤害,恐怕就是造成了其母语语感的退步。 我觉得,高行健写得最好的是戏剧,其次是评论,最差的是小说。他的小说过 于依赖戏剧的手法(如大量的对话和人物行动描写等),缺乏作为小说应有的深度, 又理念性太强。对于高行健的获奖,我感到遗憾。首先是为他本人感到遗憾,特别 是看了他的演讲辞之后。虽然他声称写作与政治无关,但有些说法极不公允,有一 种\ “后冷战思维\ ”在支配着他的头脑。演讲辞还暴露了他们80年代人共同的观 念误区:政治自由决定了文学写作的自由。实际上未必如此。文学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政治极度不自由的情况下,也能产生伟大的文学,比如沙皇专制时代的俄罗斯文 学。他本人的创作就是对他自己的观点的最好反驳:《灵山》写得不错,却是在国 内的时候写的;处于自由状态写下的《一个人的圣经》,却一塌糊涂。我觉得他的 演讲暴露了自己的无知,丢了自己的脸。本来,中国作协的说法很荒唐,可高本人 的演讲却应验了作协的荒唐说法,他这不是在给自己丢脸吗?太让人失望了。 西飏(作家,自由撰稿人):高行健获奖最初给人的是吃惊,此人不跟大家一 起玩,却独自跑去和法国人扎堆,岂不是投机?但冷静下来,大家开始说服自己, 因为这件事虽然墨迹未干,终究将是历史,铁板钉钉了,不服也得服。后来就渐渐 听大家说高行健其实写得不错,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同样是在 网络上散播的\ “获奖致辞\ ”却让人有些失望,穿燕尾服的高先生为何不能超脱 一些呢?何必纠缠于\ “文学是什么\ ”之类的问题呢?更何必跟某些势力较劲呢? 还不如跟老外聊聊我们的汉语、象形文字或者是书法呐!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高行健获奖说明了世界文学界对汉语言写 作的承认。这怎么能不是好事呢?世界文学界承认了一个用汉语言写作的文学家以 及他的作品,汉语言文学界的一些人尽管可以不承认好了,这是无所谓的事情。两 码事吧。 我最近细读了《灵山》。我的感觉是这个作品并不是完美无缺,但是,就获奖 而言,并不给诺贝尔奖丢脸,也不给汉语言文学丢脸。这个作品是为自己写的,作 者在写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考虑多少读者,而是为了安妥自己的灵魂。这种感觉有点 儿像是中国精神的——一种老庄式的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个小说在叙述上非常散淡, 仿佛是随意为之,也有点儿中国作风在其中。中国人似乎就应当是这样的,想来, 将故事说得有头有尾,有因有果,不是中国人的特长,中国人20世纪以来都在学西 方的因果叙事。 似乎走岔了道。现在《灵山》给我的感觉是找到了汉语言写作的特殊的路线。 《灵山》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很超 越,这方面作者已经获得了自己的特殊的理解,有大境界在。而且是中国式的。 王宏图(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和世界上其他苦苦追求思慕的东西一样, 先前长时间的等待所积聚的焦虑一旦烟消云散,到手的宝物也不再那么可人了。于 是,各种挑剔、酷评便应运而生。这正应了一句话:没事闷得慌!这次高行健作为 第一个华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文学界触发的反响便是这样。 让中国作家、批评家和热心的读者数十年来望断秋水的诺奖终于落到了一个华 语写作者头上。奖金是授给一个具体、活生生、有着不少缺陷的人的,不是给与通 体透亮的抽象概念或精神的,于是便滋生出了许多不无恶意的流言。为什么偏偏该 让他得?! 我们中国就没他人了吗?而且,高行健在受奖演说中所持的那种近乎偏执的文 学个人主义也会使众多壮怀激烈的义士(政治/ 道德或其他什么的)不舒服上大半 天。作为一个流亡的边缘人,对于霸气十足的主流文坛总是一种异数。但这也是他 的魅力和力量之所在。 毛尖(香港科技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每年,到斯德哥尔摩去领诺贝尔奖 金的人都不止文学奖一个得主,可每年备受谈论的总是这个向\ “世界文学作出杰 出贡献的人\ ”,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因为人人都可以谈谈文学,不象诺贝尔物 理、化学奖得主们的事业那么\ “曲高和寡\ ”。而高行健的获奖令很多中国人看 不懂主要是因为《灵山》等等听上去就像是高的一个什么科学试验,全中国--包括 大作家和大博士--没几个知道高行健在什么时候配的这个诺贝尔处方,而配这处方 的人原不过是一个普通郎中。这样的出口转内销毕竟是有点叫人尴尬的,好像是中 国文学的火炬直接从曹雪芹传给了高行健似的。不过,我倒是认为正确地理解今年 诺贝尔文学奖,有助于我们多向瑞典宣传宣传清代以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 高行健的获奖依然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不理解的人就全当他得了一个诺贝尔化学 奖吧。 张闳(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对于高行健获诺贝尔奖一事,实际上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1 ,对高获奖本身 的看法。 2 ,对中国作协的表态的看法。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来谈,否则就会陷 于悖谬状态。 先说中国作协的表态。这个表态确实是文化策略上的一大昏招。某些文化官员 比较昏庸而又内心阴暗,老觉得别人都在用政治阴谋算计自己。如果这一次的诺贝 尔奖只是一场政治阴谋的话,大可以把奖发给北岛。现在给了高行健,已经是很给 面子了。也可见瑞典人真是费尽心机在搞平衡。可中国作协却将别人抛过来的绣球 当作刺猬给扔了出去。怪不得马悦然会恼羞成怒。本来,中国文化当局完全可以利 用一下这件事的,对外扩大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对内增加文化上的凝聚力。可他 们现在的做法却大失人心。不仅让国内民众感到失望,也得罪了瑞典人,得罪了法 国人,更得罪了需要文化荣耀感的海外华人。难道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现在, 最难堪的恐怕莫过于漓江出版社了。他们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丛书要不要收高行健? 索忍尼辛的都收了,汉语作家高行健的怎么办? 再说高行健得奖。高的作品自有其长处,得不得诺贝尔奖我也管不着,但瑞典 文学院的\ “为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和小说艺术开创了道路\ ”之说,则未免夸大其 辞。开创了现代戏剧的道路尚且说得过去,小说则未必如此。很少有中国小说家受 高行健的影响。他早期的小说在当时显得比较出色,《灵山》也不错,但基本上属 于二三流的,其他的就不消说了。高的得奖,对一些人来说是一场噩梦,对另一些 人则是一个福音,而我并不觉得高得这个奖有什么不可以,但也决不会因此就以为 高的作品代表了当代的汉语文学的艺术成就,更不会相信西方人就真正认同了中国 文化。这只能说明高本人已经成功地溶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之中,另外则证明了西 方汉学家(比如马悦然先生) 在向西方文化界推行自己的专业成就的成功。 看了高行健的演讲辞,我的感觉是:\ “高老头\ ”真可怜。政治的桎梏至今 依然是他的梦魇。而对于今天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来说,困难的并非获得独立、自 由的写作精神(这一点差不多已不成为问题),而是如何使写作真正有效地表现和 \“介入\”当下的现实和政治。有人说,中国大陆的作家由于没有像高行健那样处 于自由的生活状态,因此就不懂得文学的自由精神。我觉得这一说法不仅无知,而 且可耻。简直就是对文学自由精神的污辱。 不过,高行健得奖至少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中国文学\ “诺贝尔情结\ ”可以 了结了,省得每年一到下半年,总要\ “诺贝尔、诺贝尔\ ”地吵得人心烦。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