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一个“淡”字 ——读曾祺的《七十书怀》 马年上元灯节,汪曾祺七十寿辰,全家三代九人团聚。七十称古稀,三在俗 语里是好事不过三,九可是太极中的极阳之数了。总之,在在生欢喜心。没有邀 请外人参加,“不足与外人道也”。大约也没有外人要求前来,这与一个“淡” 字有关,且听慢慢道来。 设想那天上午,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到来,大女儿大女婿带着外孙女到来。设 想那天早晨,写了首“书怀”诗,诗兴中寿翁偷喝了一口早酒。孙女外孙女进门 一叫抱住,会立刻闻见,又会立刻嘟嘟地报告奶奶(姥姥):“爷爷(姥爷)喝 酒了。”老太太会告诉女婿儿媳:“你们爸爸惜命,忌白酒了。可是柜子里的白 酒瓶子,怎么自己空了呢?” 不消说,重要节目是家宴。寿翁整个是美食家,整个即会食又会做,不过早 在六十花甲当时,已宣布退出烹坛。何必动用宣布二字?只因远客近客吃了人家 的当面说好不算数,背后说好才是“真生活”,不免口碑远传海外。烹坛接班人 中一把手是儿子汪朗。老爷子为了“安全着陆”,声称一把手青出于蓝。儿子不 无得意,但说还靠老头点拨。二把手是二女儿汪朝。大女儿汪明自称劳动力,未 嫁前还自号贫雇农,可见气魄非凡。老夫人施松卿是翻译高手,偶而涉足烹坛, 仿佛误入禁区,只能让人热烈欢送出去,落得笑吟吟给儿媳、女婿、孙女、外孙 女分点心递水果。不过也敢是非褒贬。真正的评论家是二女儿,她守在父母身边。 大约十来年前,老爷子还在“花甲”,正在“衰年变法谈何易”,连续以“异秉” 《受戒》、《大淖》一新耳目的时候,有天,二女儿说:“我爸爸的小说还是不 登头条的好,放在第三四篇合适。”稍稍迟疑,找补一句:“林叔叔,您的也一 样。”这话怎么听好?林某考察诸叔叔的女儿们,再没有会说得这般言语出来。 十来年后的今天想起,也还只能说“这话怎么听好!” 不过把话收住,想象七十寿辰寿筵上,不会有这种话头。也不会有老爷子怀 念的带四个轱辘的自制兔子灯,给孙女外孙女拉着跑。因为华居局限,九口人到 齐只可三个姿势: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不宜出行”。 过后,曾祺写了一篇《七十书怀》,发表在四川的《现代作家》上。很多人 没有读到,只在报纸上看到摘要,像是“简明新闻”。 摘要没有摘上“七十书怀出律不改”,这是一首七律: 悠悠七十犹耽酒, 唯觉登山步履迟。 书画萧萧余宿墨, 文章淡淡忆儿时。 也写书评也作序, 不开风气不为师。 假我十年闲粥饭, 未知留得几囊诗。 文章后半,又解释道:“……‘出律’指诗的第五六句失粘,并因此影响最 后两句平仄也颠倒了。我写的律诗往往有这种情况,五六两句失粘。为什么不改, 因为这是我要说的主要两句话,特别是第六句,所书之怀,也仅此耳。改了,原 意即不妥帖。” 摘要者放过“也仅此耳”的“原意”,着重在第四句的“淡化”两字上。 关于“淡淡”,寿翁又自有一段解释。文字不多,层次倒不少。若只摘出几 句来,有碍全貌,想想还是都抄它出来“妥帖”。 “有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我始终不懂是什么意思,叫做‘淡化’。淡化主题、 淡化人物、淡化情节,当然,最终是淡化政治。‘淡化’总是不好的。我是被有 些人划入淡化一类了的。我所不懂的是:淡化,是本来是浓的,不淡的:或应该 是不淡的,硬把它化得淡了。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它本来就是那样,并 没有经过一个‘化’的过程。我想了想,说我淡化,无非是没有写重大题材,没 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 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波澜壮阔的生 活,没有见过叱咤风云的人物,你叫我怎么写?我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 身感受,我不能靠材料写作。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 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 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是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 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我想照你说的那样去写,也办不到。除非 把我回一次炉,重新生活一次。我已经七十岁了,回炉怕是很难……” 有关这一段,我听见一些议论。有人说,他说不懂淡化是什么意思?倒不懂 他为什么说这个?有人欣赏“你不能改变我”,不能命令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 有人不同意“淡化总是不好的”……看来,大多是只看见报上的摘要,没有读到 全文。若细看全文的各个层次,问题可能就没有了,也就是“化”了。 因此我也不细说别人的看法,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曾祺解说他的“淡”,说到文化素养,说到气质,但第一句话是“我的生活 经历”。看到这句话,·我心里磕绊一下。“磕绊”,是不能顺利通过也。 1988年,在北京座谈曾祺的作品,好几位评论家作了认真的准备,有的远道 赶来。我作为座谈的主持人,当时就以过于“小型”为憾,那也是“钱儿”的关 系吧。今日回想起来,“虽小却好”,那诚恳的气氛,那认真的思考,那学术空 气回旋不散形成怀念——都可以说作怀恋了。 有几位同意一种说法,汪曾祺继承了源远流长的“士大夫”文化。光“士大 夫”这三个字,就表明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东西。有人慨叹只怕这样的作家,以后 不大可能产生了。因为那是需要从小开始的“琴棋书画”的熏陶,今后不大会有 这样的境遇。 这就说到曾祺的“经历”了。我想“从小开始”大约是不会错的,“从大以 后”另作别论。 曾祺不时说起他父亲作画,他见机钻了去傻看——看傻了的情景。“见机” 是因为他父亲疏懒,须得春秋佳日,花月佳时,仿佛心血来潮才打开画室。可以 说是一种“纯情”的行为,不是职业不是事业或什么业,总是不以为业吧。画得 怎么样呢?反正乡里中颇有名气,求画的不少,拿了纸来卷成卷儿,贴一条小红 纸——叫做“签”吧,上书“敬求法绘,赐呼某某。”堆了一堆。到了个什么日 子扫扫房,他父亲一卷一卷拿起来看看姓名,往旁边一扔一扔: “过世了。” “不在了。” 试想时日的悠悠。 父子都爱喝酒,父亲给儿子斟酒,说: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句话震动过少年的心。汪朗“烹坛”接班过程中,还有别的更加动情的事 件,猜想曾祺心里,都出现过这句话。 抗日战争发生,曾祺在扬州念完中学,读了沈从文的小说,绕道越南,直入 云南,去读西南联大的中文系。加入像俞平伯在北京倡导的昆曲社清唱——叫做 “拍曲子”。大约三十年后,汪曾祺从“牛棚”里给提溜出来,奉命写样板戏, 写出阿庆嫂开茶馆的那几段唱词道白,那要没有渊源怕办不到。 八十年代的编辑新人、文坛新秀,有的以为汪曾祺是样板戏时期出现的新作 家。其实他在四十年代就出过小说集子。在西南联大上学中间,在沈从文的写作 课上,就写起小说来了。沈从文向文艺界推荐他的小说,用语简单,分量不薄: “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曾祺读完大学的学年,不说是高材生吧,也是有了作品的人,却没有拿到文 凭。原因是体育不及格,不及格的原因是不去上体育课。这种事情其实若让流亡 学生办起来,好办得很,公了私了硬了软了,都是了得了的。曾祺虽也来自沦陷 区,但不在流亡学生之数。他是书生。不用说旧社会,就是今日,文凭这张纸按 “白马非马”的句法,这张纸不是纸。这个书生偏偏只把它当张纸,甩手一走。 抗日忽然胜利了,解放战争紧跟上来。曾祺在上海混了一阵,到北京,失业。 旧社会的失业学子是什么情况?和现在的待业知青可不一样,现在就算吃不 得父母的饭,总还可以在老屋里摆张单人床。若是“练练”摊呢,再走一步“倒 倒”呢,发不发的单瞧你自己了。在旧社会,没有这样的出路。后来,还是他老 师沈从文,给在“推出斩首”的午门城楼上,找到一个“出土”饭碗。这里的引 号,不是引的曾祺的话,也不是我的词儿,是我听来的。 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曾祺,他的文章也不知读到过几分之几,他自己手里也 不齐全。只知道没有读见呻吟或是叫喊,倒有一句话不能忘记:“北方不接受我。” 我想着这是“超过”沈从文了。沈从文在自叙经历时说:“这乡下人又因为 从小飘江湖,各处奔跑,挨饿,‘受寒,身体发育受了障碍,另外却发育了想象 ……”在感谢别人的帮助时说,“若不……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 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不接受我”,倒像是谈龙谈虎时候周作人的意思。老民国政府欠薪不发, 周作人说是“政府代我们储蓄”。住房狭窄,来客只好坐在书房里,书房只有一 把藤椅比较舒适。他写道:“凑巧没有客厅。” 曾祺在六十九岁时,写过一篇“自报家门”,有关失业的事,只写道:“到 北京,失业半年,后来到历史博物馆任职。” 曾祺说自己“衰年”、“回到”、“平安”。从“北方不接受我”到“到北 京,失业半年”,文字上是“平实”了。也可以说“淡”之又“淡”了。 1957年“反右”汪曾祺挨上批判,是“题中应有之义”。 1958 年补课,补 上了帽子,据说也属缺额补足之事。 当时批得有滋有味的,有一首只有两行的短诗。八十年代汪曾祺编自选集时, 放在卷首。 早春 当风的彩旗, 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 过后,下放到塞外张家口农场劳动。若包括后来“知青”的下放,这是几代 同行不少人有过的经历,也是写得不算少的题材。曾祺也写过一些,我读到的有 古风古趣“盎然”的小城镇——“盎然”放在这里,觉得还是打上引号吧。读到 因身怀书画本领,派去画土豆标本,不免把标本当花卉画,把画罢的土豆在火边 烤,埋在火灰里煨了吃,喷香。冬天,六七个人一个组,到镇上掏粪坑,那是有 机好肥料,冻了冰,不臭。赶上那三年饥饿年月,休息时在背风墙脚挤着蹲着, 他掏钱买包点心,大家滋润。一起睡大炕通铺,他就一样和别人不同,枕头边上 放着几本线装书…… 六十九岁的“自报家门”里写道: “……我和农业工人(即是农民)一同劳动,吃一样的饭,晚上睡在一间大 宿舍里,一铺大炕(枕头挨着枕头,虱子可以自由地从最东边一个人的被窝里爬 到最西边的被窝里)。我比较切实地看到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是怎么回事。” 后来摘帽调回北京,又因胸中有戏曲分配在京剧团。写了《芦荡火种》。浩 劫来时,当然是牛鬼蛇神进了“牛棚”,忽然上头又把《芦荡火种》看中了,从 “牛棚”里提出来改做样板戏《沙家浜》。 当时我也不免住“牛棚”,一天,忽然看见节日上天安门城楼的名单中,竟 有汪曾祺敬陪末座。大奇!祸兮福兮,莫名其妙! 到了“四人帮”倒台,他又成了“黑”的,还要“说清楚”。现在若写这一 段经历,我们大多只有一条:19××,解放。他是两道箍:19××,解放。19× ×,解脱。箍者,即“紧箍咒”之箍。解放与解脱,则表现了我们是文字的泱泱 大国。 这两道箍中间的经历,曾祺自己也有简淡的叙述,为了篇幅,都不引用了。 还有好些话头,也一一放开。就这压缩的一堆,还怕读者觉得啰嗦了——怕曾祺 会这么想的。 坐在曾祺家里,喝喝酒,天南地北。就是不谈这些,他不谈,一家人都不谈, 仿佛这份人家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老的没有遭过劫难,少的没有受过影响。 有回在旅途上,我差不多用了盘问方式,曾祺才略略说起,他的夫人有过“见不 得井绳”那样的后遗症。末后几个字,轻得吃进去了。还能接着盘问吗? 他没有出过“准全集”的文集,只出过一次自选集。扉页上印着“墨迹”, 是三首七绝。只有一首有这么两句:“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序 言里说到在北京的经历,只说“……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 子劳动了四个年头。”连知道些底细的人,也会一眼看滑过去了。 现在叨叨这些干什么?若介绍他的生平,远远没有说够。若为了别的,那得 看为什么了。其实我只为读了他的“七十书怀”,觉得引起注意的关于“淡化” 的一段,要作一个注解。说到底只为注一个“淡”字。 他这一段文字不但层次多,还光彩照人。不过我有一个半不同意。一个是冲 着“生活经历”,半个是“琢磨”“‘化’的过程”。 就凭这么个简历,能说是“平平常常”吗?“戴帽子”,“两道箍”,能 “平常”得了吗?他说“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 的方法表现他们。”这说的是“平常心”,不是经历本身。曾祺的“平常心”我 很欣赏,以为难能可贵得不平常。但,欣赏不等于同意。若说这些都是中国知识 分子的共同经历,好比浩劫中间,萧军前辈当众说道:这一回一网打尽了。能不 能够把差不多是一网打尽,算做各人的平常遭遇?可不可以正因为一网打尽,倒 是极不平常的历史! 有人笔下抢天呼地,有人呕心沥血,有的曲折离奇,有的偏偏在夹缝里描出 闲情逸致来,有的着意精神的扭曲变形,有的超脱而执著平常心态……读者或喜 欢这样,或不爱那样!那是读者的自由。 我觉得这样那样,都可以是真情。确实复杂到不知多少个方面,着重哪方面 是作者的权利。过来的人都不容易,这点权利还不许可? 只有一种,我不能接受。把家破人亡的一个劫,极尽编排之能事,为的洒向 人间都是爱。那么,这究竟是劫不是? 我想:这是鲁迅说的哄与骗而已。 鲁迅先生论“白描”,说出十二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岂止“白描”,是为文之道,其实也是为人的格言吧。 这十二个字牵头的是“有真意”。曾祺的“淡”,欣赏起来是“浓”。这 “浓”又不是到了嘴里化不开。好比“茶道”,第一道爽口,第二道出味儿,第 三道透通……那“淡”是“方法”。那“浓”是“真意”。 “……我的作品确实是比较淡的,但他本来就是那样,并没有经过一个‘化 ’的过程。” 这几句话里,也有杠好抬。曾祺在日常生活中,是个随和的人。有能够随遇 而安的也还不少,不过他往往比别人来得自然。唯独到了谈文上头,那自信也往 往叫我惊讶,叫我想着自己怎么会正好相反。试看常有这种句子:“小说是回忆。”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结构的原则是:随便。” …… 认真和他抬杠,又抬不起来。刚一露杠头,他就不作声了。这也是性情,好 像随时可以超脱出去。再也是读书多,一露头就知道是条什么杠。他有一位酒后 痛诵唐诗的祖父,春秋佳日打开画室的父亲,中国旧书在少年时读了不少。进了 西南联大中文系,却转过来读外国翻译作品,纪德、萨特、沃尔芙、契诃夫、阿 索林、蒙田……开手写小说,运用意识流方法。现在自选集的头篇《复仇》,写 于1944年。在国内,算得是老牌意识流了。 八十年代开放声中,一阵阵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意识流热,魔幻热……汪 曾祺却已经“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追求“平实”,追求“和谐”, “希望能做到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岂可怪我固执己见,他的‘淡“里边是”浓“的。 他也还走私似地把意识流挟带进来,不过要做到“评论家都不易觉察”;他 的做法是在传统里寻找法门。要他举例,会举王昌龄的“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 昭阳日影来。”——这样带进意识流。李商隐那里,挟带更多了。 曾祺写完一篇得力或得意的东西——他叫做“爬大坡”,坐下来歇歇腿的时 候,好想:这篇东西像谁?打一个有伤大雅的比方,像交游广阔的神女或女神, 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在四十年代,他想到的只怕是高鼻深目了。现在,他想到 归有光的“影响”,张岱、龚定庵的“痕迹”。写完了《受戒》,也想这想那来 着,最后确定是《边城》,他老师的名作。这一想想得最好。和前边几位的关系, 外在的东西多些。《受戒》和《边城》,是内在的呼应。了解到这一点,可以互 助着欣赏两篇精品。 既是抬不得杠,索性老生常谈吧。 郑板桥论画竹的三种竹,一是自然之竹,二是胸中之竹,三是笔下之竹。都 是竹,又顺序而来,却三者不一样。 曾祺从胸中之竹到笔下之竹,就算它没有一个“化”的过程,咱们先让过这 一着。 那么从自然之竹到胸中之竹的过程,却能够长达数十年,十多年,最近期的 也得三五年吧。他什么时候有过“同步”的作品?“同步”原不大可能。在他那 里,谁也会说没门儿。 五十年代中间,沈从文已经奉命改行去考古了。已经提起出土的丝绸,津津 有味、孜孜不倦、苦苦追求……但我看,这位小说名家没有忘情小说,北京作家 协会有些小小的讨论会,通知他,他就静悄悄地走进来,带着“乡下人”的微笑, 静听毛头后生的下乡下厂的体验。不大说话。有回,发言了,声音照例细小,但, 他那仿佛永恒的微笑消失了: “我不会写小说了。我不懂下乡几个月,下厂几个月,搜集了材料,怎么写 得出小说来。我从前写小说,都写的回忆,回忆里没有忘掉的东西……” 曾祺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说: “……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 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的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 能形成小说。但我现在还不能。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 这里说的是什么?难道这还不算是“化”的过程?这个杠抬得好吧?整个是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老家把这样的好法,叫做“无批”。 有的青年同行送曾祺四个字:仙风道骨。是敬重他的超脱,他的天然,他的 灵感,他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不过仙道两字,带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他们把“对于现实生活,我的感情是相当浮躁的”这样的话,泛泛看过去了。 他们不知道这位七十的汪老,有时候激动起来,会像十七八那样冲刺。当然是言 语上,也当然特别是酒后。我常常哑巴了,不是无辞以对,是想起一句广东话— —老头又“生猛海鲜”了。 曾祺自己以为“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不过他没有引用过“克己复礼” 那些话,他乐道的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那”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至”。他觉得孔子“并 且是个诗人”。 他爱讲“文气”。气在字里行间,但又必须落实在炼字造句上吧。他追求 “和谐”,方法上又强调“随便”。他向往苏东坡的“行云流水”、“行于所当 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他当知道这是要“随物赋形”的,是“姿态横生”的。 但,他要平淡。好比现在流行的练气功,要“以意导气”,要“松静自然”,方 入气功境。须知这个气功境,也是“要”出来的。 这么一说,好像这里边有多少矛盾似的?不。统统让“率性自然”统起来了。 若论“化”的过程“,统统”化“在”返朴归真“的路上了。”返朴归真“多半 是道家的话,但化为平淡,不是哪一家的事,是”美的极至“的一种。既是”极 至“,怎么又是”一种“呢?因为我们谈的是”美“,不是”仕途经济“。 沈从文早年有过几句“夫子自道”,近年因朱光潜用其意又发挥了几句,仿 佛重新“曝光”一番,令人眨眼。这里摘录原文: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 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 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汪曾祺也曾“自道”: “……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 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 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 切,都是小品。……” “……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 是深刻,而是和谐。……” 师徒二位,尽管有意愿的不同,更不必说用语的区别了。也有气质的素养的 相异。但好像山岩溪流,水源来自地下,在多少公尺深处,一脉相承。 回想那年讨论会上,几位中青年评论家,提出源远流长,又只有中国才有的 “士大夫”文化。这个说法,有见地,很叫人思索。 若从师徒不同处看来,我想曾棋说的气质以外,当和时代大有关系。沈从文 那一番话是三十年代说的,汪曾祺是八十年代的自述。相隔半个世纪。这五十年 的时代风云,这五十年文坛浪涛,正是四川人说的:“要话说”。北京人说的: “没话说”。我老家的土话是:“有得讲爽”。爽,是说不尽,又是说不清。 在生理年龄上,曾祺不过比我大几岁,但放到通常说的文学年代上,他早我 一个年代。在文学发展上,有时候两三个年代都差不多,有时候上下一个年代是 两篇历史。从个人经历上看来,他的确是书生。书生和士大夫,都是中国特有的 词儿。记得五十年代,为翻译重要诗词,为“书生”这个名号,伤透了学贯中西 的学者脑筋,找不到相应的言语。 “衰年变法谈何易”,是丁聪画了张曾,祺的漫画头像,曾祺自题诗中的一 句。他往哪儿变呢?“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原来这个变是变回去。 其实在原来的路上,他是已经扎下根子,出了芽,长了枝条叶片。是中途长出别 样的杈子,还疯长了一阵一势。那么是不是走了冤枉路?现在找后悔药吃了呢? 不,反倒是该这么着才好。在“七十书怀”的末后,曾祺“怀”着青年,说: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 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 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 是肺腑之言。 也是说了“回到”的内涵,也是说了“淡”不只是个“淡”,先的“淡”和 后的“淡”有质地的不一样。 《中国作家》要我谈谈汪曾祺。我想了想,只谈一个“淡”字,谈法就用曾 祺提倡的“随便”。结果这么零碎又这么长,可见“随便”不容易。正月《文汇》 副刊要我写些叫做随笔的散文,要取个栏名,我说叫做“随便随笔”吧。他们不 同意,说那不太随便了吗。可见也有以为随便不好的。我改成“随缘随笔”,他 们点了头。这篇东西不能成为曾祺的“随便”,算做我的“随缘”吧。什么是 “缘”?俗话里说法不少,我老家有一句是“五百年前相伴乘过一条船”,倒有 意味。再加上老家土话,船与缘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