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写不尽的北京
1986 年5 月上旬我在香港。同几位香港文化人聚会，他们一听我的口音，便
问：“你是‘老北京’吧？”我便告诉他们，我是四川人。我生在成都，长在重庆。
“那你怎么一口的‘京片子’？”我笑了。香港人毕竟是香港人。他们听到我
的语音便以为我够得上“京片子”了。其实我还差一截。
我进一步告诉他们，我不是一个“老北京”，我是一个“新北京”。
我是1950 年年初随父母到北京的。北京城的新生之始，也便是我“北京人”
资格的起始。
我随新北京一同成长。
记得我刚到北京那阵，东四牌楼的四个牌楼还在。当然，西四牌楼和东单牌楼
以及西单牌楼，也都还在。不过我最熟悉的是东四牌楼一带。
夏天，成群的燕子吱吱喳喳地绕着高高的牌楼飞来舞去。牌楼下，环城电车当
当地响着踩铃，在来往的三轮车中巍然行驶着。
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拟题为《四牌楼》，不是偶然的。
我曾写到那一幕：街边上堆着1 米高的又黑又亮的烂泥，烈日下飘散着阵阵恶
臭。但人们都眉开眼笑。因为新政府刚落住脚便为北京城疏浚下水道，同时治理着
西北城的三海——积水潭、什刹海后海、什刹海前海。进行这项工作的有民工，但
更多的是解放军。他们皮肤黝黑，额上沁出大颗的汗珠。
这便是我创作灵感的初始来源吗？
我家在钱粮胡同住了10 年。我在隆福寺小学上学。我是个成绩平平的学生。
可是我在功课以外的知识积累未必平平。我每天要4 次穿过隆福寺。我眼见着它从
庙会演化为市场，从简单的货棚演化为堂皇的商店。我见过守寺的喇嘛，我知道一
些店员的历史，我窥见了许多有趣的细节。
我那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里面写到了隆福寺，
写到了喇嘛，写到了原来的东四人民市场和售货员。难怪！
后来我在西北城什刹海一带又住了10 多年。我在柳荫街上的北京十三中当了
10 多年的语文教师。
什刹海成了我心中的明珠。1963 年，我21 岁，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
篇不足千字的抒情散文：《银锭观山》。1983 年，我41 岁，在《收获》杂志上
发表了一篇长达3 万余字的小说，也叫《银锭观山》。两篇作品都写到连接后海和
前海的那座小小石桥。夏日晴天，站在桥上朝西望，漾漾碧波的尽头，是青黛色的
西山。“银锭观山”曾被前人定为“燕京十六景”之一。
这两篇《银锭观山》都没有写好。在得到好评的《钟鼓楼》中，却又没能很好
地写到什刹海，写到银锭观山。我想指不定哪天我的笔尖还会转到什刹海和银锭观
山上去。
北京景永远使我陶醉。然而更令我动情的是北京人，又特别是最普通的北京市
民。
我结婚以后，曾在一个杂院中生活过10 多年。那里面住的全是最典型的北京
市民：炸油饼的、压切面的、裁缝、售货员、建筑业上的小工，地位最高的是酒厂
的一位干部。他们看到了我娶妻生子的一切，美态和丑态，我也洞悉了他们的一切，
高尚与卑微。我读通了一部书：人·生活·社会。当然，没有彻底读通，但至少是
初通吧。
所以我的《钟鼓楼》献给了他们——普普通通的北京市民。我希望能把一种崇
高的历史感和一种悲壮的命运感交融到一起。
我也目睹了新北京的混乱和停滞。这种混乱与停滞给北京人带来了心灵的创伤。
1977 年11 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我发出
了愤懑的呐喊：“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在香港，有的报刊称我为
“伤痕文学之父”。当然是个夸张的称谓。那地方一贯语不惊人死不休。
但这一点似乎是可以承认下来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和新时
期文学的发韧作。
写得很粗糙，不可重读。每一行现在都令我脸红。为什么不写得更艺术一点呢？
我渐渐走进了文学。但我并没有离开生活。没有离开北京市民的生活。
我写了《如意》。那里面的两个小人物是北京特有的。我把理解与同情给予了
他们。
我写了《立体交叉桥》。一位在房管部门工作多年的同志告诉我，我对北京市
从1950 年至1980 年的建房史的文献式描写，其精确程度令他和他的同事们感到
吃惊。由此可见我对北京的关切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我是一个“新北京”，我是
它发展的见证，也是它问题的见证，作为800 万市民中的一员，我不可能不关注它
的各个方面，从公园到公厕，从小孩到老人。
我后来的三个纪实小说更进一步说明了北京城与北京人是我创作的不竭源泉，
也是我无尽的表现对象，并且，对北京城与北京人的温情关注，将一直贯串在我今
后的创作中。
《5 ·19 长镜头》。我把长镜头对准了北京所谓“胡同串子”青年的心灵。
《公共汽车咏叹调》。我咏叹着北京千千万万市民萦怀于心的旋律。我呼唤着
相互的理解与谅解。
《王府井万花筒》。我企图摇出一个在开放与搞活中炫目迷神的万花筒，供读
者们品味与思考。
爱不够的北京，写不尽的北京。
北京在一天天地更新。
我这个“新北京”也必须一天天地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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