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青天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紫薇唱的《绿岛小夜曲》,柔软悦耳,那歌声在50年代撩遍台湾。80年代,从 我两位好朋友陈映真和柏杨那儿,才知道唱得那么美丽的绿岛就是火烧岛。两位作 家都在1968年被捕,都在绿岛囚禁多年。 1949年6 月我们一家人从广州到台北,碰上台风。狂风呼天抢地哀嚎,薄板房 子震得咯吱响,随时要裂开的样子。台风呼啸过去之后,呱嗒呱嗒的木屐就在街上 响起来了。那木屐声带我回到儿时的汉口日租界。 1929年,控制武汉的桂系被中央政府瓦解。父亲带着一家老小逃亡到汉口日租 界。父亲有时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家了,好像捉迷藏,躲得不耐烦了,自己就钻 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一觉醒来,只见浑黄的小灯,黑洞洞的窗子。我大叫姆妈。 她踮着脚跑进房来,一面摇手,指指屋顶,弯身在我耳边小声说:有人。我点点头, 没有作声,只知道那楼顶上的人不是好人。母亲又低声说:我出去找你爹。我又点 点头,破天荒的乖巧,让母亲出去了。我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是想着 屋顶上的人挂着刺刀,提着盒子炮,两眼四边扫射,眼光在黑暗中格外凶狠锐利。 爹回不来了,妈也回不来了。原来那晚父亲躲在一个日本医生家阁楼里。我初尝恐 惧滋味。 但是,战乱流浪岁月已经过去了。台风已经过去了。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 我到台湾就碰上《自由中国》半月刊创刊,那是1949年11月底。胡适是发行人, 雷震是实际主持人。雷先生在1917年就加入了国民党,担任过国民政府中许多重要 职位,离开大陆前是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帮助国民党制定宪法,也曾代表蒋介石 参加国共和谈。 《自由中国》杂志需要一个负责文稿的人。我在中央大学写过几篇文章,用笔 名发表,编辑李中直是南京时代的朋友,知道我和文字的这点儿缘分,介绍我去见 雷先生。《自由中国》社在台北金山街,也就是雷家,进了大门,在玄关脱了鞋, 右边一间小房,就是《自由中国》办公室。一个编辑,一个经理,一个会计,一个 人负责发行,一共四个人,挤在一间榻榻米小房里。雷先生在他的书房工作。我初 出茅庐,怯生生走进雷先生书房。他正坐在桌前看文稿,抬头看了一眼,啊了一声, 点点头说:" 好吧!你明天就开始吧。" 我就那样子参加了《自由中国》。我工作 不久,李中直告诉我,雷先生要为我介绍一个男朋友,对他说:" 那个女孩子还不 错。" 我大笑说:" 请告诉雷先生,那个女孩子马上就要做妈妈了。" 半个世纪过 去了,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雷先生要为我介绍的男朋友是谁。 我进了《自由中国》不久,就开始用本名写散文和短篇小说。一天,雷先生一 进屋就对我说:我看到你文章了,你做我们文艺编辑吧。又过了一阵子,他说:你 写得不错,参加我们编辑委员会吧。 那时台湾文坛几乎是清一色的反共八股,很难看到反共框框以外的纯文学作品。 有些以反共作品出名的人把持台湾文坛。《自由中国》决不要反共八股。郭衣洞 (柏杨)的第一篇讽刺小说《幸运的石头》和司马桑敦的第一篇小说《山洪暴发的 时候》,就是在《自由中国》登出来的。郭衣洞以柏杨的火辣辣的杂文出名还是多 年以后的事。有心人评五十年代的台湾为文化沙漠,写作的人一下子和三四十年代 的中国文学传统切断了,新的一代还在摸索,成熟的文学作品很难找。有时收到清 新可喜的作品,我就和作者一再通信讨论,一同将稿子修改润色登出。后来有几位 在台湾出名的作家当初就是那样子在《自由中国》发表作品的。《自由中国》文艺 栏自成一格。 《自由中国》创办时的编辑委员有十人左右,有国民党党员,如雷震,也有学 者,如北大教授毛子水和张佛泉,也有血气方刚的理想者,如殷海光,也有思想清 明的文人,如戴杜衡,夏道平。也有国民党官员,如" 教育部长" 杭立武,台湾银 行总经理瞿荆州。宋文明是后来参加的。 我在南京就见过杭立武。1948年我刚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一位父执辈介绍我 去见他,他当时是" 教育部副部长"." 你要找工作吗?" 他问我。我回答:" 是的。 ""你可以教什么呢?" 他又问。我说:" 我不要教书。" 他笑了:" 那你要什么样 的工作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 不知道。" 他摇摇头,无可奈何笑笑。我在台湾 第一次见到杭先生,是在《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会上。他一眼就认出我,笑着说: " 我们早认识了。" 《自由中国》创刊时," 教育部长" 是杭立武,由" 教育部" 按月贴补经费,后来他出任驻泰国" 大使" ,贴补经费才停止。《自由中国》创办 时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组合,是界乎国民党的开明人士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 一个刊物。这样一个组合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支持并督促国民党政府走向进步,逐 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而《自由中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改革主张,也应该 是国民党政权所能容忍的,与现实权力应该不会有严重的冲突。 我是编辑委员会上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 的辩论和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在《 自由中国》11年(1949-1960 ),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 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 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 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自由中国》创刊时,雷先生是偏向保守的,那就是说,偏向国民党的。殷海 光那时和我家一同住在松江路124 巷3 号,还没结婚,在我家搭伙,常常和我们以 及二三好友如黄中闲谈到深夜。他和我家三代(我母亲,两个小女儿以及我自己) 近如家人。他那时就有胃病,一颗颗饭往嘴里喂,仿佛嚼蜡似的。谈到《自由中国 》,他就气得两眼发火地说:" 雷震!到底还是个国民党!雷震在基本的思想形态、 行为模式和待人接物的习惯上,他和老牌国民党并没有根本的差别!"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 养家。我家庭负担很重。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 年3 月空军例行飞行中失事,年仅25岁。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突现出 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 透不过气来,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 福,什么事都管。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有一天, 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一 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后来 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 中日文化经济协会" 去了。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 雷先生保证他入境台湾,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据刘 子英自己所说:" 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 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 京的同人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 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 也据实以告。"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他是我 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 潇洒自在。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 的那种人。他是水,雷先生是火。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但 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 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 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殷海光锋利,夏道 平和戴杜衡稳练。《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 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后来宋文明先生也加入《自由中国》,也是编辑委员,他也 有缓冲的作用。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 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1951年,《自由中国》创办两年之后,台湾发生一桩高利贷的金融案件,台湾 省保安司令部人员设下陷阱圈套,引诱犯罪人上钩。雷先生抵挡不过殷海光、夏道 平、戴杜衡这些开明分子的愤慨,由夏道平执笔写篇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自由中国》和台湾统治权力的冲突,也就从那篇社论开始了。保安司令部将该期 《自由中国》扣押了,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辑竟要逮捕《自由中国》编辑,幸有 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吴国祯发现而制止,才没抓人。《自由中国》写了一 篇《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赔罪道歉,这才了事。 马之骕1949年在中国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趁机到台北拜访 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后来不知何 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 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马之骕东北人,一个漂亮小生, 为人圆和,办事周到,逗人喜欢,雷先生聘他为《自由中国》经理。那就是天真宽 厚的雷震,没想到什么" 包庇匪谍" 之类的事。当然,马之骕绝不是" 匪谍" ,但 他已在保安司令部记录在案了。马之骕对政治没兴趣,一心想结婚,带着照相机到 处追女孩子。那时候,买个照相机可是件大事。他照片照了一叠叠,见了面他就向 我们炫耀漂亮女孩的照片。每次的照片不同,照片上的女孩子也不同。我们为他干 着急,他仍然笑眯眯的,不断照相,不断给我们看照片,终于看到一个清清爽爽的 女孩子,瘦高个头,眉清目秀。现在可只那一个女孩子的照片了:坐着,站着,微 笑,假嗔,凝望,斜视。不久,马之骕也上照片了,和那女孩牵着手,挽着臂,并 排坐,相依偎,两人之间没有空间了。结婚请帖到了。在婚礼上,马之骕神态严肃 而满足。 雷家有个司机老瞿,跟着他从大陆到台湾。雷先生到台湾后,正如他夫人宋英 所说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雷先生坐公共汽车,司机用不着了,老瞿 就帮他办些杂事,提着他的文件包跟他到处走动。雷先生在社里工作时,他就在社 里帮忙发行,然后一同搭公共汽车回家。出出进进,如影随形。老瞿是个老好人, 实实在在,一副敦厚相。他和雷先生都是大块头大嗓门,一阵阵旋风似的,呼的一 下冲进《自由中国》社。有时候,雷先生跑到窗口指着巷口对我们大叫:" 你看! 你看!那几个特务还在那里!坐在吉普车里!看他们再怎么办?" 说完就开心大笑。 又赢了一场捉迷藏的游戏,且等下一场了。老瞿有时还为雷先生补充:" 他们开吉 普车追,我们就跳出计程车,跳上公共汽车。他们丢了吉普车,也上了公共汽车。 他们从后门上,我们就从前门溜走了。公共汽车开了,我们就向他们招招手。" 1951年《政府不可诱民入罪》那篇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 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 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 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 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 监视着。 当时远在美国,而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名义发行人的胡适,立刻来信要辞 去发行人名义。他说那是抗议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自由中国》没有胡适做护 身符了,雷震一个人是否顶得住撑下去?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 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 了。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 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 正是《自由中国》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撑腰,向当 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 声势。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 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 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人在家吃饭。我心中七上八下。雷 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我决定不去。殷海光坚持 我去。我进门在玄关脱鞋,听见雷先生在客厅大叫:" 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 生,就是她!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 胡先生嘿嘿笑了两声。我走进客厅,他手里 正拿着我写的字条。雷先生笑着对我说:" 我们正在传观呢。" 《自由中国》欢迎胡适并庆祝三周年的酒会在台北" 妇女之家" 举行。社会名 流,国民党官僚,党外人士,来宾有一百多人。胡适在台湾做第一次公开讲话。 他一开头就说: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的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 那两句开场白引起久久一片掌声。 胡适接着说:《自由中国》杂志用我的名字做发行人。刚才吴铁城先生说,今 天欢迎发行人。我说,我是不发行的发行人。我很惭愧,这几年我担任了一个发行 人的虚名,事实上我没有负责任。 胡适最后公开声明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名义。雷先生只有孤军作战了。 但那时《自由中国》还没碰到政治权力的核心,人们还有鼓掌的自由。 《自由中国》社从雷家搬到和平东路二段去了。编辑委员每月开会两次,讨论 社论和杂志遭受的各种干扰问题,问题越来越多。编辑委员会上毛子水和殷海光总 是对立的。毛子水主张平和克制,殷海光要批评,要抗议。少壮的人站在殷海光一 边。雷震起初是他们之间的协调人。有时候殷海光讲到国民党某些腐败现象,雷先 生还有些忐忑不安的样子,仿佛兄弟不争气,他恨铁不成钢。纵令他极力克制,《 自由中国》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了,雷先生的斗劲也越来越大了。 雷家因为特务的骚扰,也因为《自由中国》需要经济补助,雷先生夫妇卖掉金 山街的大房子,搬到郊外木栅去了。他们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欢聚。在那乡下园子里, 我们和吴鲁芹,琦君,林海音,何凡,彭歌,朱西宁,周弃子,高阳,夏济安,郭 衣洞(后改名柏杨),潘人木,孟瑶,司马中原,段釆华以及其他作家们,度过许 多欢乐时光。雷太太雍容大方,亲切可人。她已身为监察委员,但那时我所看到的, 是雷先生的贤淑妻子。随着执政当局对《自由中国》不断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聚会 也就烟消云散了。多年以后,事过境迁,我才在朱西宁的文章里知道,他当时因为 和《自由中国》的作家有关系,也受到一些牵连。 1954年,《自由中国》和统治势力的冲突更尖锐化了。由于一篇《抢救教育危 机》的文章,雷震被开除国民党党籍。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自由中国》批评他 和国民党违宪的事实。1955年,国民党发动" 党员自清运动" ,《自由中国》批评 " 自清运动要不得!"1956 年,蒋介石七秩大寿的日子,《自由中国》出了祝寿专 号,批评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轰动一时,一版再版,竟出了七版。引起 国民党许多刊物的围剿。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 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 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雷先生审稿,约稿,开编辑会议,甚至校对。我永也忘不了我们在一起校对稿 子的情形。每篇稿子都经过雷先生、黄中和我先在《自由中国》社一校再校,然后 三人到印刷厂做最后的校对,才交给印刷厂印出。一字之误,可能就惹了大祸,譬 如" 中央指示" ,印成" 中共指示" ,杂志和印刷厂就遭殃了。我们还绞尽脑汁修 改可能出问题的文字,一字一句,常常讨论很久才决定。在特务审查之前,我们自 己已经严格审查过了。雷先生有时突然自顾自笑了起来,把文章中一两句一针见血 的话读给我们听,三人乐得很。我们就那样子在一起工作两整天。每次校对完毕, 天已黑了,三人挤上公共汽车,到沅陵街的新陶芳,大吃一顿盐焗鸡,吃完各自回 家。雷先生挤上回家的公共汽车,站在人堆里向我们招招手。车窗映出他孤立的高 大身影。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 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中国 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也坐 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 谈得声泪俱下,一谈就是几个钟头。雷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 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 1953年9 月就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 读者投书" 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 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 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 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 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 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 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搓拳摩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 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 出来的。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做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 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焗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 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 事" ,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 事" , 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 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焗鸡 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 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 定撞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