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2)
总经理在那年冬天举行过一次宴会,在楼下餐厅内摆了两桌酒席,大部分都是
公司内外的电影从业人员。很多人都会闹酒,筵席上又是划拳,又是敬酒,十分热
闹,小咪李丽华和孙景璐尤其叫得厉害。对于喝酒,我从来是不积极的,但是在这
一顿晚宴里,我竟被灌得烂醉如泥,耳边只听见娟娟婆婆的一口四川话说道:“吴
先生真好酒品。看,他喝醉了一声不响……”又听见她对别人说:“他醉了,不要
再叫他喝了。”从这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感觉,直到第二天醒来,发现我睡在二楼房
间里自己的床上,头疼得很厉害。我苦苦地寻思,才想起昨天晚上参加的这场宴
会……最不可解的是我全身换上了睡衣,不知是谁给我换的衣服,脱下来的衣服
全都好好地放在墙角的沙发上,这件怪事我连问都不敢问,至今不知道这个细心的
好心照顾我的人是谁。当然,像生了一场大病的那个难受劲儿和头一次醉酒完全一
样。1956年是我回到新中国做了我既不胜任又不情愿的电影导演的第七年。我最
后拍摄的一部电影是已故周恩来总理下达任务的著名京剧演员、四大名旦之一程砚
秋先生的名剧《荒山泪》。这个我本来极不想接受的任务由于可爱的天才艺术伙伴
程砚秋先生的有效的、愉快的合作而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幸福。热情的、坦率的程
先生在摄制工作完全结束的那天忽然提出要由他个人设宴招待摄制组的全体人员,
并且一言既出便绝对不能辞谢的。酒席设在颐和园的听鹂馆。
程砚秋先生,这位京剧大师,专工青衣,以扮演贞淑烈女,尤以悲艳形象为擅
长;程腔的幽怨哀思,缠绵婉转至今为京剧旦角唱腔艺术的巅峰。而在生活中已临
近老年的程先生早已失去往昔的苗条纤细的身材而成为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经常
口衔比手指还粗的雪茄烟。在这个宴会上,所有比他年轻的客人又发现他是个豪饮
无敌的酒家。那天程先生十分高兴,对每一个客人频频劝酒,而我成了他对饮的第
一人,结果是待到宴会结束,我连路都走不动了。
由于很多人都醉成了我的模样,那天大家都是乘坐了一只大游船穿过昆明湖,
然后走出颐和园的大门的;其中惟独我一个是仰天平躺在船头甲板上,眼望蓝天上
的白云。后来是怎么回家的,也是至今不知道。
我的醉酒史只有三次,到此为止,再未醉过,弹指不觉三十二年了。我想,在
我的有生之年将不会再醉第四次,因为每一次醉后的那几天实在是十分难过。
前面我说过,提起饮酒感到惭愧。为什么呢? 只缘半世未断饮酒,而从来没有
领略到酒之佳趣何在,以至于分辨不出茅台、五粮液、特曲、头曲、大曲、二曲…
…之区别,喝酒时未觉过美,喝醉时苦不可言……饮至微醺似乎也有点陶然之味,
但舌头却要被辣多次,所以终于未能养成自斟自饮的习惯,辜负了连年以酒相赠的
友情。
因此,我内心真是羡慕那些嗜酒如命的朋友们。记得1956年著名的词章家许宝
驹先生突然来访,并拉我去逛琉璃厂,两人沿着琉璃厂街的古玩店、旧书店一家一
家地浏览、闲步,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忽然发现宝驹先生讲话时舌头有点大,看他
的脸也红了起来,而在我家未出发之前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真叫人纳闷,不知是怎
么回事? 这引起我的注意,才发现他在观看墙上的字画时,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
扁平的酒瓶,打开盖,喝一口,又盖上送回衣袋里了。我想,这才真叫酒瘾发作吧
?而我确是未之前见。分手时我感到先生已迈步不稳,是我送他回家的。
还记得在香港时,有一次电影界聚会,敬酒罚酒几成一场混战,好多人都喝醉
了。明星陶金醉得寸步难移,由于家住九龙,要乘轮过海,但陶金被剥夺了买二层
楼轮渡票的权利,因为他是被人抬上船的,被抬着的东西只能作为货不能算人,大
家只好给他买了货船票过海。大英帝国执法如山,毫无通融余地。
解放前的多年好友话剧作家宋之的,好酒成癖,后来发展到每饭必酒,解放后
终以长年贪饮,引起肝硬变,不治而逝,正值壮年,令人思之伤感。
当然也有例外,在好友行列之中的杨宪益先生,当代英文权威,而且是学贯中
西,旧体诗下笔成章做得呱呱叫。以我有生经历而言,他当得起是当代第一名的酒
家。只要你走进杨家客厅,首先是倒一杯酒待客。喝到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再是一
杯一杯地喝酒。饭后回到客厅,再喝第三次酒。看来宪益先生对于水已不需要,而
全以酒代之。英籍夫人戴乃迭与宪益有同好,对坐对饮是两夫妻的正常生活;真乃
是天配良缘,幸福家庭。已经有医学界的专家看准了杨宪益先生这个对象,打算在
适当的时候解剖检查先生身体里的酒精含量,查一查他具有什么超人的特异功能使
能致人死命的酒精无奈他何!
鉴于衮衮诸公之嗜酒,反顾我行年七十而不知酒中之趣,实为天生鲁钝,缺少
慧根而绝不是酒之过。中外历史上酒仙酒神不计其数,酒终于是人类的天才创造,
所以在我发出不足百份征稿信之后,竟收到宏文五十余篇,篇篇充溢酒香,令人愧
感。不少作者除著文之外,还给我写了信,铭记下这一历史时代的厚意隆情,使人
永不能忘。
集子的名字取为《解忧集》曾使我斟酌再四。杨宪益大师信中说:“喝酒只为
了好玩,无忧可解。”他是反对这个题目的。但我回信给他说:“忧国忧民,得无
忧乎? ”他也就不再反对了,而且写了文章。
1988年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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