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生涯

                                
                                第三章

                      
                      第一节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冀鲁豫边区第一中学毕业，留校做了班主任
兼语文教员，学校也从农村搬到鲁西的郓城县。1956年春天，组织上要抽调一批
干部，支援东北解放区。这批干部有二十来人，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东北局经过
党中央，向晋冀鲁豫中央分局调的。按干部调动程序，我们的各项关系，要经过
冀鲁豫边区党委，转到驻在邯郸的晋冀鲁豫分局，从晋冀鲁豫分局再转到中共中
央东北局。如果现在走这段路程，只需坐一天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在解放战争
时期，我们开始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跋涉。大家背着行李，从郓城先到住在菏泽的
冀鲁豫边区党委，再从菏泽走四百里路，到冀南邯郸的晋冀鲁豫分局，然后再调
头向东，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过冀南、鲁西、鲁中到胶东军区，由烟台向北，
横渡渤海，到辽南的庄河，经过辽东省的安东，沿“东满”长白山区，绕弯向西
北，到哈尔滨向东北局报到。我们计算了一下，如果顺利的话，大约需要半年。
我们这些刚刚出校门的新干部和初中毕业生，大多是农村人，有的连县城也没有
进过。但大家都很高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大家都想多走些地方见见世面。

    我们从郓城出发，十多天后，到了冀南的邯郸。对于长期在农村打游击的我
们，这真是一座大城市。进市区的时候，看公路两旁有许多电线杆子，这个我们
认识。电线杆上弯下来一个瓷盘子，就不知道是什么了。互相询问之后，才明白
是灯头。但也不知道它怎么会亮。可见那时我们这些个“土八路”“土”到了什
么地步。

    在到晋冀鲁豫分局办调转各项手续时，我要看的一个人就是分局组织部长聂
真。聂真是滑县尖庄人，距离我们家只有三里多路。他家是我们附近有名的大地
主。但聂真参加共产党党很早，是老革命了。他的几个弟弟：聂元昂，聂元赏，
妹妹聂元素、聂元梓（就是“文化大革命”写“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那位）
也都参加了革命。滑县有一股伪军，其头领是从共产党叛变出去的地委组织部长
吴兰田，叛变后对共产党极端仇恨，对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连同他们的亲属，
都是杀无赦的。有一次，聂真的三弟聂元昂被这股叛徒武装抓到了。党要营救聂
元昂，我父亲负责交通联络，营救出来后，又由我父亲把聂元昂送到滑县北部的
抗日根据地。因此，到了聂真的家里，尽管我们没有见过面，但他很热情地接待
了我。到他家时天刚刚黑，他问他的夫人：“看看来电没有？”他夫人扳了一下
墙壁上的一个什么东西，“叭！”电灯没有亮，说：“电还没有来。”过了一会
儿电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电灯。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利用一个汽车头发电，
只有分局机关每天晚上才送三四个小时的电。

    在邯郸住的几天，我们还去看了一次火车，是一辆谁也搬不动的坏车头，停
在一段铁轨上。附近的铁轨全被拆走了，用手推车运到后方的兵工厂，砸碎熔化，
成为解放区制造炮弹、手榴弹的最好原料。

    我们这支二十多人的干部队伍，从邯郸出发，一直向东，由冀南，鲁西到了
胶东。背着行李，每日一站，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一天走几十里或者百里路，
日日都觉得很新鲜。大概是刚到鲁西，我们一个同志病了，走不动路，我们便向
路过的一个县政府请求派一辆牛车。按照抗战时期传下来的支前传统，县政府向
某村开个条子，说是：你村派一辆车，送干部到某县，某县“依次转送”。牛车
除了拉这个病号外，我们每人的行李可以放在车上，再不用压肩膀了。这位同志
的病很快就好了。可是不管是牛车或马车，一直“依次转送”，到了胶东的小清
河河口的羊角沟镇。

    大家到了羊角沟，我们这些“旱鸭子”，大多没吃过鱼。于是派我们临时选
出来的“事务长”去买鱼。

    中午大家高高兴兴吃鱼，一入口，齁咸。这里面临渤海湾，上游是小清河，
活蹦乱跳的海鱼和河鱼满街都是，他却买了几十斤咸鱼，而且没有用水泡。大家
都埋怨他是“土老帽儿”，他说：“你们也不知道呀！”

    在羊角沟住了几天。又坐了一段船，到了奕家口。这是胶东解放区和东北辽
南解放区的联络站和出发地。

    从这里到辽南的庄河县，要横渡渤海。穿过有国民党军舰巡逻、封锁的渤海。
我们乘坐的是一条二十多米长的小机帆船。过海峡时很可能会遇上国民党的军舰。
上船前，领队讲了这个情况，并说：“如果遇上国民党军舰，我们躲不过去，他
们要上船检查，我们全体投海，绝对不能当俘虏！”

    这天有大风，小船“嘟嘟嘟嘟”开动起来，震得头皮发麻。果然这天夜晚遇
见了四批共六艘国民党军舰。我们的小船外面蒙了一块大苫布，伪装成商船，半
夜时，我正蹲在甲板上打盹，身旁一位同志推醒了我：“韶华，你看！”我揭开
苫布一看，附近海面有一片灯火，好像到了一座大城市。“城市”在慢慢向我们
移动，我忽然意识到是国民党的军舰。我随手提着我们这支干部队伍的档案材料，
如果敌人上船检查，我得把这些材料扔到海里。可是我忽然意识到这些纸包包扔
在海里，肯定要漂浮很久，此时月光很亮，扔进去那几个纸包是要暴露目标的。
我正在犹豫，两艘军舰围着我们的小船转了一圈，开走了。可能以为我们这艘船
太小，不值得他们麻烦吧。但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又遇见三艘国民党军舰，
都让我们机警的“船老大”见机行事地躲过去了。生命危险躲过去了，可是六七
级风浪的颠簸，绝大部分同志都呕吐得很厉害，吐了食物吐黄水，吐了黄水吐绿
水，最后连苦胆都要吐出来了。难受得比生任何一场大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
到了庄河口岸，有些同志哀叹着说：“全国不解放，死在东北也不坐船回去了。”

    我们登岸的地点是辽南的庄河县，辽东省委早已接到了电报，有一辆接收日
本的老式大汽车，在码头上迎接我们这批干部。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看着前面
那两只老虎眼睛似的大灯，我就想起40年“五五”“大扫荡”时遇见的那辆坐满
日本鬼子的大汽车。但这是我们自己的汽车，感到十分兴奋。一进庄河县城，房
子鳞次栉比。一座红砖平房门前挂着“庄河县农民会”牌子，我就觉得很稀罕：
连农民会都住洋楼，可见东北是多么发达！其实那只是一座红砖双层玻璃窗的平
房，我们还没有见过“洋楼”，以为这就是洋楼呢。

    汽车开出了庄河县，沿着辽南公路一直向东开。一路青山绿水。一条高压输
电塔像巨人似的，沿着崇山峻岭，向无限的远方伸展。大家兴奋得不禁在汽车上
唱起歌来。

    下午汽车到了安东（如今的丹东），高楼林立，电线如网，连柏油马路都闪
闪发光：如果能在这里上大学，就进入了理想境界！那时我还做上大学梦呢。

    我们在辽东省委招待所住下来，来不及吃晚饭，同志们三三两两的去大街上
领略大城市的风光。

    第二天，辽东省委的宣传部长高扬召集我们这些干部开会，说：你们这些同
志是东北局调的干部，路过我们省。我们也缺少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如果你们有
谁愿意留在安东工作，我们表示欢迎。留在我省的手续问题，由我们省委直接向
东北局报告。

    我们这二十几个干部有七八人愿意留下，我是其中之一。那时国民党已经占
领了沈阳、长春、吉林，不愿意留下来的同志，继续沿着辽东的长白山区，绕道
桓仁、通化、抚松、延吉地区，到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去了。一路全是崇山峻岭，
他们还要有一番艰苦的行程。

    第三天，宣传部长高扬找我谈工作。问我愿意做什么。我说我爱好文艺。他
问我写过什么作品？我就把在冀鲁豫边区杂志《文化生活》上发表过现在看来叫
人脸红的短篇小说《石磙》说出来。他说：“你到《白山》杂志社编辑部当编辑
吧。我立即同意了。马上到《白山》编辑部报到。

    《白山》杂志社住在解放后我们命名的“斯大林大街”上。杂志社社长叫田
丰（解放后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自杀），还有四个编辑。其中有鲁琪（解放后在
黑龙江省当作家，1955年“反胡风”运动，被打成“胡风分子”，后来得到平反，
做过省文联主席）、刘荣光（后来死于肺病）。我报到时，鲁琪告诉我：“还有
夫妇两个，男的姓陈，是三十年代的' 老作家' ，据他说，他见过鲁迅。如果明
天他来上班见了你，说不了三句话，保证就会谈到鲁迅的。”

    第二天这位姓陈的编辑来了，鲁琪把我介绍给陈编辑。果然没有说几句话，
他就说：“当年我们在上海和鲁迅……”我觉得鲁琪说得真准。以后我和鲁琪成
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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