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辽宁作协也“揪”出了“反党分子”

    这时辽宁作协也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我虽然长期在水库体验
生活，但毕竟是文艺圈中人，被召回作协参加运动。在辽宁作协，第一个被批判
的对象是剧作家慕柯夫。他是山东胶东人，抗日战争前就参加了党，曾经被选为
“七大”代表，因为那时各个解放区被分割，路途遥远，没有来得及到延安参加
“七大”。我回到作协机关，便问情况“慕柯夫怎么成为批判对象的？”知情的
同志告诉我：“这次传达庐山会议文件，是记名发的票。谁出席和没有出席，会
后一统计到会名单，就能找出来。本来给慕柯夫发了票，可是他没有出席会议听
传达。省委有关部门派人查问：”那个慕柯夫为什么不出席会议听传达？查一查
他是否对彭德怀' 反党集团' 同情，或者对批判彭德怀有抵触情绪？“

    本来此事应该先问问慕柯夫，他是因病、是因事为什么没有听传达？不查不
要紧，一查就有问题。原来“查”他的人，过去和他就有些芥蒂，同时这么大的
运动，总得“摊”上个人，给大家“垫背”。批判了张三，李四就可以逃脱。恰
恰慕柯夫前几年，写了几篇杂文：有一篇题目是：《张嫂，见死不救及其他》。
文中写张嫂是一个保姆，很善良，而一个坐小汽车的高干，路遇车祸伤者，汽车
司机要求那个高干把伤号送到医院，这位高干竟扬长而去。好像这个高干的道德
水准，还不如一个保姆高尚。慕柯夫是剧作家，他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我们的
文艺创作，因为“从属政治”，总是配合中心任务、图解政策，没有人情味，缺
乏感染力，写了几篇戏剧创作如何突破公式化、概念化的文章。这又被“上纲”
为“人性论”的修正主义观点。我回到作协时，批判他的火力正旺。

    同时，受批判的还有我爱人陶书琴。早在去年年底，从河南家乡来人、来信
中反映的情况，我估计农村将会面临艰难日子。于是把原来送到家乡的两个孩子
和我的父母亲，一起接到沈阳来。那是1958年秋天的事。因我当时忙于水库工作，
是我爱人陶书琴一个人回家接的孩子和父母。她回家乡时，正赶上大炼钢铁，群
众已经开始饿肚子。她回作协后，向周围的同志们讲了在河南家乡的所见所闻：
说是农村现在没有粮食吃，“人民公社”的领导人，却认为农民瞒产私分，装穷。
村干部奉命组织民兵到各家搜查。如果地面找不到粮食，就拿铁钎在屋里屋外到
处扎窟窿，在地底下找。农民把秋天的树叶吃光，已经开始剥树皮了……“运动”
一来，便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批判她的火力也很猛，她又不知道怎么
检讨。在那天晚上她哭哭泣泣对地对我诉说。我很理解，也没有什么适当言语能
够安慰她，只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辽宁作协“反右倾”的结果，只把慕柯夫定为“反党分子”，其他受批判的
人都没有给戴“帽子”。

    接着是贯彻中央“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辽宁省文艺界的会议是在抚顺市开
的。这次全省性的会议，开了一个多月，批判了很多文艺、文化界被认为是有
“右倾思想”的老同志。慕柯夫当作“典型”，又被拿到抚顺在大、小会上进行
批判。我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批判了慕柯夫的文艺思想。辽宁作协还有一个接
受批判的对象，就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谢挺宇。他早年留学日本，写过一些很有
影响的作品，在当时的进步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家蔡天心这位从延安来的老作家，
对谢挺宇的批判最为尖锐：说谢挺宇在日本写的这些作品是“汉奸文学”，而且
要他交待：你在“七七”事变以前回国，是什么意思？抗日战争期间，谢在重庆
国民党的机关报《扫荡报》当过编辑（是我党派去的），蔡怀疑他是日本和国民
党特务分子，要谢交待。其实谢的这些问题，在延安“审干”时已经解决了。

    这次省“文化工作会议”，不仅批判中国的“修正主义”，还扩而大之批判
了苏联的萧洛霍夫、爱伦堡等人的“修正主义”作品，《第四十一个》的“人性
论”思想。中国的“运动”扩大到苏联了。

    本来我拟在会议之后，要写酝酿了多年的长篇小说《过渡年代》，但省委为
了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文化部”，我被调去当了文学处长（后来改
为文艺处）。我提出请求，给我三年时间写长篇小说，但省委不同意，我只好服
从党的决定。

    我回水库交待了一下工作，就到省委上班了。这是1960春天的事。

    全国性的大饥荒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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