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我天真地轻信，第三次“上书”

    1962年我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从这
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寓言。就我自己确立的主题而言，一部分是反帝的，如
《愿意拔牙的狮子》，《肉包喂狼》等，一部分“反修”的，如《孝子拆庙》等，
一部分是讽刺官僚主义、片面性、吹牛皮说大话的，如《会飞的青蛙》、《干涸
的河流》、《山鸡的眼镜》、《猴子种葡萄》等。我特别喜欢这种文学形式，短
小，锋利，富幽默感。这些可以随便“分析”的寓言，是我在“文化大革命”的
一大罪状。

    这一年，我住了两个月的省委党校，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之余，我写了一篇
十分重要的，但永远也不能发表的“作品”，就是我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两万言
《上书》。如果不是我的“福大命大”，这两万言“上书”把我打成“现行反革
命”，那时我是不能说出“冤枉”二字的。

    我这篇两万言“上书”，前面有一段引言。我讲：这几年我国经过了许多困
难，吃了不少苦头。什么原因？主要是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民主和社会民
主生活都不正常。对这些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起码二十年内，不会
重复这种错误。“引言还讲，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党中央毛主席要比我高明几百
万倍，自己还提什么意见、建议呢？但是，我多年在基层工作、生活。有基层的
感觉和体验，根据这些感觉和体验提出些建议。如果对党中央在制订政策时，能
够有一点点参考作用，那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了。下面我一共提出了七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把在中央制订“工业七十条”时，我建议增加
一条“关于第一书记的工作”又作为建议重新申述了一番，但论述得更详细了。
我提出：“在各级党委，在居多的情况下，都是第一书记说了算，一把手个人代
表党。不管党委有多少分歧，只要一把手说了，就成了党的决议。有时党委已经
形成了决议，第一书记可以推翻集体的决定。这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关于如
何克服这种不正常现象，我也提出了许多实体办法。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高级干部如何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问题。我说，现在党
的高级干部，很难了解实际情况，在下去“视察”工作时，基层汇报的材料，参
观的地方，都经过层层过“筛子”，是早就准备好的。连参观路线都布置了岗哨，
为怕下毒药，做饭的大师傅都经过“政审”，保卫工作像一堵墙似的把领导和人
民群众隔离开来，怎么能够了解真实情况呢？我说，在战争年代，阶级斗争那么
复杂，我们和人民在一起，现在我们掌握了政权，怎么那么害怕群众呢？阶级敌
人是有的，但不能为此造成我们严重脱离群众呀！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我还提出
了建立“通信秘书”制度：各级领导在基层聘请若干秘书，每年给领导写信反映
情况。如果反映错了，或者观点不对，不得抓辫子整人。还建议领导采取“微服
私访”的办法，我说“连封建帝王都能做到的事，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做不到呢？”
我还建议进行保卫工作制度的改革。

    第三条是关于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提出：“等额选举”不能充分体现民
意，候选人都是领导圈定的，只要上了名单，一定会当选的。要改为差额选举，
给群众留个选择的余地。对于候选人的提出，领导部门提出多少，群众提出多少，
差额比例，选举前如何评定候选人，候选人如何向群众讲解自己的“施政”纲领，
我都有具体建议。我当时对投票选举有点迷信，以为通过选举可以监督“公仆”。
我在信中还有这样的话：“目前有一些不称职的干部，还有些官僚主义者，不管
群众对他们有多大意见，只要领导信任他，你一万张”大字报“也”贴“不下来
他。”这样他做任何工作，就养成只为领导负责，看领导脸色行事，而不为群众
负责，不为实际情况负责。

    第四条是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问题：我说：“从反右派以后，报纸很少有
批评性的文字了，具有讽刺性的小品文、漫画都没有了，连反映群众呼声的”读
者来信“也看不见了。当然，国内外还有敌人，我们的批评稿件要掌握分寸，不
要为敌人所利用，但也不能因咽废食呀！”我建议党中央制订一个“关于在党报
上展开批评及反映群众呼声的条例”，以便在处理这类稿件时，有个准则。在此
以前，为了开展大跃进，破除迷信，曾经出版过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我建议
编一本古今中外的帝王和领袖们，如何对待批评的故事集，甚至连包括《周忌讽
齐王讷谏》这样的文章篇目，我都点了好几篇。

    第五是关于历次政治运动过“左”、反右派扩大化问题。我从延安的“抢救
运动”讲到“三反五反”的“打虎运动”，又讲到反右派、反右倾等，把许多同
志打成这样或那样的“分子”，有的虽然甄别了，但损失已经造成，感情已经伤
害，这种损失是看不见又是很难弥补的。我特别讲了一些在大跃进中的情况，我
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空前组织起来的民族，领导好了可以改天换地，稍一不慎，
可能把地球搞坏。”这里我举了四川都江堰在大跃进中随便“破除迷信，敢想敢
干”把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水利工程搞坏，不得不重新改回来的例子。我当时并没
有从根本上否定搞群众运动，我说“我们是搞革命的，搞革命就要群众自己起来
解放自己。以后群众运动还是要搞的，但一定要慎重，要经过试点，不能像大跃
进那样一哄而起……”

    第六，我讲到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问题。我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但是到
了一定的级别，出门有前呼后拥的服务人员，平常有特殊待遇，公出住高级宾馆
可以报销，那么我们到底还是不是无产阶级了？”就这方面的改革我也提出了一
些建议。

    第七条，我谈了手工业改造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我们连钉皮鞋
的、开小饭馆的，理发的都“合营”了。他们是个体劳动者，他们不剥削别人，
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后，他们按时上下班，群众感到不便，他们
减少收入，而国家却背上了包袱。……

    在党校写了这两万言“上书”，为了慎重，我先请剧作家慕柯夫同志看了。
他赞成我的意见，也同意发出去。后来我又给安波同志（音乐家，此时是辽宁省
委文化部长，我的直接领导）。安波看了犹豫地对我说：“现在中央已经发现这
些问题了，你有没有必要再提呢？”我说：“即使中央已经发现了这些问题，但
我提了些具体措施，施实方法的建议呀。”他说：“你自己考虑吧，一个党员对
党的方针政策有什么意见，按党章……是可以提出来的……”我看他有些顾虑，
但是却是善意的。

    后来我又送给分管文教的省委书记李荒同志，请他看看，有什么意见。过了
几天，李荒秘书打电话给我，说：“李荒书记没有意见，文责自负，周恩来总理
目前在沈阳，你如果同意，李荒同志可交给周总理。”我说：“那太好了！”

    就这样，我的“上书”按组织原则一级一级地上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很快我就发现，我当时太天真、太轻信了，听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说以后
再不搞“五子登科”，我完全相信是真的。我又实在是胆大包天了。我在“上书”
的“引言”中讲：“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起码二十年内，不会重复这种错误。”
我绝对没有想到，在消停了两年之后，不仅是重复以前的错误，而是“文化大革
命”把这种错误，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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