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浪涛滚滚》引起“对号入座”麻烦，周书记只是要“关心”一下，闹得导
演好紧张

    《浪涛滚滚》1962年出版后，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给我造成了点
小麻烦。

    小说出版了，我签名分别送给文艺界和水利界的朋友们。其中唯独没有送给
我的好战友原水库党委书记张超同志，原因是我怕他“对号入座”。可是这么一
本表现水利题材的又是很有影响的作品，我无论如何也“封锁”不了他。他从别
的同志那里借了一本，看后很生气，便向省委告了我一状。他说：“韶华在他的
小说中美化自己，丑化我……”现在张超已经调到省水电厅当厅长了。我那个反
面形象正是一个水电厅长。他在要求省委对我进行必要处理。省委宣传部领导还
是比较理解创作规律的。问他：“那个水电厅长的形象像你吗？”他说：“不像，
一点也不像。”宣传部长又说：“韶华是写小说，小说是创造典型，既然他写的
不像你，你就不必认为他是丑化你。况且，省委是不能按小说写的形象给某个同
志作鉴定，也不会根据小说描写使用干部的。”接着，我又给张超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叙述了我们在水利战线上几年的友谊，我没有必要和可能通过小说来泄
愤。同时你说的我“美化自己，丑化你”，我虽然在水库任过副书记，《浪涛滚
滚》中的党委书记是个女的，我不是女的。小说中的水电厅长姓陈，你姓张呀！
我写小说总要有故事，故事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矛盾总有个对立面。
如果我写个水电厅长，你认为是写你。那么我把对立面换成另外一个身份的人，
他也说是写自己，那么小说就没有办法写了……“这封信写得很长，好歹那时我
国还没有现行的法律，他没有告我”损害名誉权“（我觉得现在有些人拿着小说
中的反面人物形象，往自己头上扣帽子，打官司，本来谁也不知道的事，闹得沸
沸扬扬，越抹越黑，实在并非明智之举）我的信寄给张超，他也没有回信，因省
委不支持他，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接着是小说改编成电影遇到的麻烦。在出版前，我打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
本省出版这么一部长篇小说，当然得征求顶头上司周桓的意见，否则他怪我“不
尊重党的领导”，我就吃不消。但我把打印本送给他后，就怕他提意见。如果他
提了意见，让我按他的意见修改，我听或者不听，都很难办。我知道，他只关心
戏剧，不关心小说，那么厚一本子，他可能没有时间看。过了三个月，他没有下
令找我提意见，发指示，我便让出版社发稿。万一他哪一天想起此事，找我谈修
改意见，“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他如果怪罪我，我可以说：“我送
给周书记三个月了，周书记没有找我，我以为周书记没有意见呢。”这样可以搪
塞过去。

    1964年北京电影厂导演成荫把《浪涛滚滚》改编成电影，由秦怡主演。改编
的剧本在刊物上发表后，周桓问我：“韶华，《浪涛滚滚》那个剧本，你看了没
有？”我说：“大体浏览了一下。”他问：“改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

    周桓停了一下：“你打电话给成荫，叫他马上来沈阳，就说我有意见！让他
修改！”

    电影剧组早已开始工作，各项准备已经投了很多资，马上就要投入开拍了，
他有什么意见呢？

    我遵命打了个加急电报给成荫。第二天成荫就来了。

    按我党领导文艺不成文的规矩：《浪涛滚滚》是辽宁作家的作品，也就是说
“版权”在辽宁，即使改编成电影，如果辽宁的“党”有意见，或者从根本上否
定这个剧本，还是可以推翻的。

    那天是我和海默一起去车站接的成荫。海默是个老干部，著名影剧作家。为
剧本《洞箫横吹》挨过整。他爱人在辽宁艺术剧院，他长住沈阳。因为他为人正
直，性格爽朗，我们早就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我和海默到了车站，成荫一下车，就神色紧张地问：“怎么？周书记有什么
意见？会不会从根本上否定？”

    海默问成荫：“剧本《浪涛滚滚》，在北京有什么人看过、审过吗？”

    成荫说：“夏公（指夏衍同志），荒煤（电影界权威）都看过，还在剧本上
有几句说好话的批语。”

    海默说：“那就好办了”接着一语道破：“我告诉你吧：咱们周桓书记就是
要' 关心' 一下。将来电影出来了，说这是周书记' 关心出来' 的，就行了。周
桓自己想当艺术权威，但他也怕艺术权威。你要周桓不提根本性的意见，但又要
他提出一些意见，你' 听话' 了，他感到受到尊重，事情就迎刃而解，你只须…
…”海默一面笑，一面如此这般地给成荫导演“导演”了一番。

    我们到了周桓住处，事先电话约好，他正在等着呢。我们进屋后，见周桓脸
色严肃，成荫有些紧张。落座后，成荫首先说：“《浪涛滚滚》在北影今年是当
重点片拍的。北影领导，文化部和电影局领导，都很重视。电影厂听说周书记很
关心这个片子，也都非常感激。有了周书记的关心，听听周书记的指示，我们会
把片子拍得更好些。北影是把这个本子当重点片拍的，连夏公、荒煤同志都' 惊
动' 了……”

    按海默的导演，这时成荫不能使周桓感到是用“夏公”和荒煤的意见来“压”
他，讲“夏公”和荒煤意见时，要引而不发，让周桓自己问。

    周桓见成荫不说下去，停了一下问：“他们什么意见？”

    成荫把带来的有他们批语的剧本递给周桓。周桓看了看，脸色有些好转，过
了一刻，说：“我也没有更多的意见，只提两点：第一，那个主人公是个老干部，
剧本描写她在水利方面很内行，没有根据。要写她在延安遇见一次延河发洪水。
前面有点铺垫，观众才可理解后面的情节。第二，你写的是水电局，人们容易对
号入座，应该改成水利局。我就这两点意见。”

    成荫见周桓不再讲话了，就说：“周书记这几点意见，都很重要，对我们很
有启发。我们一定要遵照周书记的指示修改。”成荫又稍停，不等周桓再说话，
告辞说：“如果周书记没有别的意见，我马上就回去了。”

    “那好吧！”周桓说。

    我们一出周桓家门，三人便哈哈大笑，完全是按海默“导演”进行的，连原
话都一字不错。我用拳头捶着海默的脊梁说：“你这家伙真行！”成荫说：“知
周书记者，海默也！”

    就这样，电影《浪涛滚滚》投入拍摄，却又因我“触电”，在“文化大革命”
也吃了苦头。

    第二年，电影《浪涛滚滚》出了样片。又是一波三折。按照电影生产不成文
的“规范”，一部电影出了样片后，先由电影厂内部看，没有意见了，再请有关
业务部门看。《浪涛滚滚》是写水利题材的，当然必须请水利电力部领导看。

    原来成荫在改出电影剧本后，就送了一份打印本给水电部。当时水电部长是
钱正瑛。我对这位女部长是佩服而尊敬的，从她到水库视察表现出的能力、魄力
都令我敬仰。小说出版后，她看了，有一位司长传话给我，说是钱部长看了小说
很反感。她为什么反感，我没有问过。当电影剧本送到水电部征求意见时，水电
部看了，给北京电影厂回信，说是电影中反映大跃进的主题思想不典型。大跃进
时主要矛盾是右倾保守主义和冲天革命干劲的矛盾，而不是和个人主义、官僚主
义的矛盾等。否定了主题思想，当然整个剧本也就被否定了。当时北京电影厂接
到这封信，认为我们受文化部领导，剧本送到水电部只是征求意见，并不是非执
行不可的决定。况且我们是拍电影，是反映时代精神，塑造人物形象，不是图解
某个时期、某项具体政策。水电部的意见可以不理。于是按原剧本拍摄了。这是
不是种下了以后矛盾的种子，我就不好妄加分析了。

    此后，编导成荫和我这个小说作者，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许多情况都是他在
信中告诉我的。

    出来样片时，水电部正开全国厅、局长会议。北影厂便把样片拿到会议上放
映。各省市的厅、局长和几个副部长都认为这部电影无论从剧本、导演、演员都
不错，同意发行。但部长钱正瑛，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北影厂和水电部发生
了分歧。

    也是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有关部业务门没有意见，就可以上映了，如果有关
部门和电影厂发生分歧，就得请国务院有关领导“仲裁”了（一般是请分管该部
门的副总理）这次却请到了周恩来总理。

    放映样片前，钱部长陪着周总理在休息室小坐。就在这时，钱部长先向总理
讲了她对《浪涛滚滚》的意见，还是电影的主题思想和主要矛盾问题。

    周总理向来是尊重各方面的意见的，看了样片之后，周总理先说，秦怡演得
不错，接着说到电影厂和水电的不同意见，指示由北影厂和水电部协商提出修改
意见，修改后再上映。

    怎么修改呢？成荫没有水利建设方面的生活体验，于是写信给我，要我去和
他共同修改，并且可能要加几场戏。于是我到了北京。

    我们和成荫商量修改方案时，成荫一语道破：“说一千道一万，关键问题是
你没有把两个行政领导的形象写好。你写的水电厅厅长是个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
者，工程局长又是一个胆小怕事、不敢坚持原则的中间人物，那么水电部的行政
领导是干嘛吃的呢？”

    我说：“我只能把反面的有缺点的人物写成行政干部，如果写成党委书记那
不是' 丑化党的领导' 吗？”

    “当然也不能那么改，基本架子无论如何不能动，只能加强一些地方，增加
几场戏，表扬一下行政领导。”成荫说。

    我说：“如果是加强行政领导的形象，那很好办。只要把省委书记这个正面
形象，改成水电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就行了。这样，什么也不要动。省委倪书记改
成部长或者副部长后，党委书记钟叶平，是正面形象，水电厅长和工程局长是反
面和有缺点的人物，岂不是就' 平衡' 了吗。而且剧本根本不用动手术，擦点胭
脂、抹点粉就行了。”

    成荫想了想：“可以，可以，这样可以！”

    于是我们马上写了一个修改方案。方案有十来条，提出要修改和加强的地方，
主要是把“省委书记改成水电部长或副部长”。这条修改意见，要放在“改革方
案”中既不显眼，又一看便知的位置，使部长明白我们的良苦用心。

    修改方案报到水电部，很快就得到了答复，说：同意修改方案，但千万不要
把省委书记改为水电部长或副部长，我们担当不起……

    这样，我在北京住了半个月，和成荫一起修改了剧本。在“文化大革命”初
期，电影《浪涛滚滚》就要公开上演前，北影有两个工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
北影的“四大帅”（四位著名导演，成荫是其中的一“帅”）炮制的大毒草影片，
其中就有《浪涛滚滚》。当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发动阶段，《中国青年报》
转载了这张“大字报”。只要中央一级报纸点了名，就意味着是党中央的意见。
那时我正在抚顺钢厂搞“四清”。于是钢厂职工顺藤摸瓜，从电影摸到小说《浪
涛滚滚》。此时我已经决定留在钢厂长期体验生活，并且被冶金部正式任命为党
委副书记，是钢厂的当权派。对《浪涛滚滚》的“大字报”一时铺天盖地。在
“文化大革命”中，这是我被冲击的第一个浪头。

    1964年的5 月，我从省委调回辽宁作协。本来我要开始写作酝酿多年的长篇
小说《过渡年代》的。因为我要写的题材是描写历次政治运动的，“四清”是一
次重要的政治运动，我想再体验和丰富一下生活，便到抚顺钢厂参加了“四清工
作队”。搞了一年多，“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文
化大革命”的飓风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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