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万言“上书”，我毁灭了“罪证”

    因为我不能上班，钢厂党委办公室每天都把批判我的“大字报”，派秘书送
给我看。送“大字报”的秘书对我也表示同情，但他们也只是以“群众运动难免
论”来安慰我。那些“大字报”上写的：“坚决批判《浪涛滚滚》！”、“彻底
揭露《浪涛滚滚》的反党面目！”，“周韶华的寓言是”三家村“式的反党黑话！”，
“韶华必须交待反党黑心！”……

    这些批判我的“大字报”内容虽然尖锐，但我的思想却主要集中在两万言
“上书”上。

    我粗略一看“上书”内容，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上纲”，我免不了都当作
最反动的“反党分子”挨批判！我设想着如果批判我，习惯的“上纲”方法会是
这样：“上书”中的第一条讲党的领导，说“各级党委在居多的情况下，都是第
一书记说了算，第一书记就代表党……”反右派斗争时，有人给党支部书记提个
意见，还定了“右派”呢，我把“各级党委”都包进去，说“第一书记说了算”
不可以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吗？上书的第二条讲“党的高级领导不了解下面
的真实情况”，不是攻击党是“官僚主义”吗？第三条讲改革等额选举制度为差
额选举，不是“忘图用资产阶级民主代替无产阶级民主”吗？第四条“在报纸上
展开批评”不是要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提供“炮弹”
吗？第五条说的“历次政治运动过' 左' ”更是攻击群众运动的铁证；第六条和
第七条，还不仅仅是攻击党的政策方针，简直是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了。

    这是按照历次政治运动的规律，我设想的积极分子们会怎么上“纲”。我还
相信，“上书”一旦被揭露出来，在辽宁作协我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右派”和
“反党分子”，这是肯定无疑的！

    目前我要考虑的问题是：对这个祸根我怎么办？我又反复看“上书”。我认
为自己的意见还是对的，是站在党的立场说话，是想改善党的领导的，是为党着
想的。可是，在目前这场风暴中，无论在哪里都不会、也不可能理解我和原谅我。

    可是怎么办呢？如果把“上书”烧掉，历史将会证明，这封信是对的。烧掉
太可惜了，我应该留作资料。可是放在什么地方也不安全。目前要考虑的不是
“历史”如何如何，而是要考虑如何躲过今天这一关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把
它烧掉的好。那时在“四清”工作队，我因为是副队长，享受独住一间屋的待遇。
但大楼里工作队还有很多成员，没有地方可以烧毁。在我目前的处境下，如果让
人发现我在“销毁罪证”，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于是我把那写着两万言“上书”
的一罗天蓝色稿纸，撕得象指甲盖一样大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装着解手，藏
在衬衣中，扔进便池冲下去了。一时轻松了些，似乎了却一件心事。（我在78年
发表的短篇小说《上书》，写的就是这段经历，但小说故事改为把“上书”藏起
来了，从而引起“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段故事）。

    可是当我烧了以后，才想起来：“哎呀！我不应该烧它！这么大一个运动，
党中央肯定要清理那些来信，从中找出反党线索和反动人物。如果中央在清理中
发现我”上书“的内容那么”反动“，还不转回给辽宁呀？那时我不是更被动了
吗……”我后悔了，“上书”万一被转回来，要我交待，我能交出原稿，还可以
争取一个“好态度”……可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我怎么也不能够从下水道里再
掏出那些碎纸片把它复原呀！

    那几天，我因为不愿进厂，也不能老是在宿舍里呆着，便骑着自行车到市郊
去。市郊正在春耕大忙，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便到一个离人们远的地方，在树荫
下找片小草地躺下来，看着蓝天白云，听着不远农民吆喝牲口的声音。我想：自
己何必那么关心党的事情呢？何必多此一举呢？彭德怀怎么样？从他“上书”内
容，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反党野心”就那么定了“反党分子”，我这个“小不
点”人物又算得了什么呢？既然党和毛泽东已经不让大家有党性了，自己还是那
么关心国家和党的命运，多此一举！……自己也太天真了，62年一说“三不主义”、
“五不主义”，自己就相信了。现在吃后悔药也来不及了。我感到“上书”象癌
症一样，长在自己身上怎么也揭不下来了。这时虽然已是六月上旬，但土地上还
是很凉的。我一躺就是半天，却象木头人似的，并不觉得寒凉。

    不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揭露62年8 月周扬和邵荃麟在大连召开的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说这是一次“反党黑会”。我是那次会议的参加
者，而且发了言，讲过“三年困难，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我的“罪行”
更要加一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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